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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是个女的，她实际上是我的奶奶。
抽鸦片抽完了家产抽空了自己身体的男爷爷，在我父亲出生前三个月抛下五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和年逾古稀的父母撒手西去，身后只留下一屁股的债和连瓦也被揭去变卖了的几面空壁。那一年奶奶三十五岁，大伯父也才十三岁。她不但带大了五个子女，而且不管是男是女个个都送去上了学；后来还收养了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同样也送去上到中学。曾祖父和曾祖母也奉养到年近九十的高寿才去逝。最厉害也最不可思议的是，奶奶居然凭自己的双手不但把男爷爷留下的亏空填补完，而且还在解放前一年赎回了被典卖出去的二十多亩田地。也就是这二十多亩田地，当年差点没把我们家给划成富农，幸好政府实事求是地了解了实际情况，这才有了我们的那个有点奇怪的家庭成份“下中农”
父辈们觉得奶奶是个了不起的人，是女人中的伟丈夫；既是生育他们的慈母，更担负起了理应由父亲来承担的养和教的责任，于是在我们这一辈出生后，让我们尊称奶奶为“爷爷”下面我提到的爷爷就都是指我的奶奶了。
我记事的时候爷爷就已七十五六岁了，高挑硬朗的身板，鹤发童颜，五官很端庄。我猜想她年青时一定很漂亮，老了也有一种与年龄相称的美。她整天拄着一根木拐杖在村里地里走来走去地忙，管教小孩子们，也管大人们的吵吵闹闹，争东夺西。有时还自己种菜，她说别人种出的菜上化肥，不地道，她种了一辈子的菜，还是自己种的吃着心里舒坦。除了蓝布对襟衣黑布裤子外我没见她穿过别的衣服。“粗布衣裳穿到老，粗菜淡饭吃到老”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除了偶尔吃少许的猪肉外，她不吃任何动物性的食物，说动物也是一条命，不能多伤的。有一件怪事让我记忆深刻：有一次我和爷爷一块儿到我姨奶奶家走亲戚，在众人的百般劝说下，爷爷吃了一小块板鸭肉，结果从来不生病的她一会儿功夫就又吐又拉，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躺了三天，把大家给吓了个半死。从次后爷爷更是一点禽类的肉也不敢沾。
记忆里的爷爷一年四季脚上都穿着一双自制的黑布尖尖棉鞋，大夏天也是这样。天晴的时候，她就拿出一个原色木盆，烧了热水泡她的脚。泡完后就坐在太阳地里修脚上的老茧：用剪子剪，用刀子削，用焦炭磨。最后用一条长长的黑色裹脚布从脚尖一直缠到膝盖。这全套工序完成，半天的功夫也就过去了。那时候的我很怕看见她的脚：尖尖的，小小的，白得一点血色没有，除了大拇趾外，其他四个脚趾弯曲到了脚心，脚趾上全是厚厚的老茧。整个脚完全变形，根本看不出那是一双人的脚。我每次看到时不仅是怕，而且心里有一种表达不出来的难受。但看到爷爷时不时皱皱眉，咧咧嘴，我还是忍住心里的恐惧和难受，神色严肃地蹲在她面前问她：“痛吗？”噘起小嘴对着她的不成样子的脚吹气，想帮她减轻疼痛。那时的孩子们看到小脚老太太时爱跟在后面唱的那几句儿歌“老太太，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掉”我从来没唱过。犹其是长大了懂事后想起爷爷的脚，心里更是一种心痛，敬佩之情也由然而生：这双三寸金莲上的那卷曲到脚心的四个趾头，曾经承载着她身体的全部重量和肩上一、二百斤重的担子，每天川街走巷叫卖自家地里种出来的蔬菜，还曾多次被国民党的军队抓去当男丁替他们背军粮，背着一百多斤重的东西一走就是一百多里地。孩子们的口中食、身上衣、学费以及祖父留下的巨大亏空、二十多亩田地的赎金，就是这双畸形的小脚用它那厚厚的老茧走出来的！爷爷这双脚所受过的苦和累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出来的，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
爷爷抽叶子烟，烟草是她自己种的。年青时她白天卖菜晚上又整夜打草鞋，为了解乏她就抽上了土烟。好笑的是抽了半个世纪烟的她却不会卷烟，卷的烟总是啪嗒啪嗒抽不上几口就灭了。所以小时候我常常帮爷爷裹烟卷。几乎每天晚上，三爷爷都要过来陪着她抽上一袋烟，摆摆龙门阵，几十年如一日。每年到了要过年时，家里都要做上几磨豆腐。冬天的晚上，奶奶常常拿出两块老豆腐，沾上盐和辣椒面，放在炭火上慢慢烧烤。两姐弟就着这风味独特的豆腐，美滋滋喝上一杯白酒。我们就围坐在火炉边，听他们讲那些古老而神奇的故事，嘴里吃着爷爷分给我们的豆腐块。有时她还在豆腐上蘸上点酒再让我们吃，那豆腐和酒至今还和故事一起在记忆里飘着香。
爷爷最敬重的人是我的曾祖父，因为他是个读书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一直以教书为生。爷爷常对我们说：“你祖爷爷说过，钱财别人可以抢走夺去，也有用完的时候，但学问装在自己的脑子里，是谁也拿不走的，也是学不尽用不完的。人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你们没事别猴跳，跟我看书去！多学一个字也能让你们受用一辈子。”还说读书就是教人学好，书读得越多懂的礼仪仁慈就越多，品性也就要越好才对。记得有一个长得黑黑的戴眼的人，四十多岁，据说是个反革命右派。他没有家没有亲人，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们都叫他老黑。他住在村边一个废弃的砖瓦窑里，靠每天去三十多里外的煤矿背煤卖给镇上的人为生。每次路过我家门口时，爷爷总是让他停下来歇歇，给他装上一袋烟草，递上一碗热水，有时家里有吃的，比如馒头，蒸土豆或红著什么的，也给他来上一些。那人总是笑笑的，默默无语地接受，很少说话。有一回几天没见到他，爷爷煮了几个鸡蛋，带着我到那个破窑里看他。那年头我们每年只有在端午那天或者病得很严重时才能吃上两个鸡蛋，所以我感觉到了老黑一定是病得很重。果不其然，老黑躺在草堆里虚弱得爬不起来，看到爷爷递过来的蛋，他的泪一串串往下滚“好人啦！别人躲我唯恐不及，你还如此对待我，让我拿什么来报答你呢？”爷爷说：“你是个有学问的人，我相信你也是个好人。早晚有一天你会洗脱你的冤屈。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你这口气一定要提起来，咬牙坚持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这件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在隔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挂念那个叫老黑的知识分子后来到底怎么了？无处打听他的消息。
爷爷对待儿孙们的态度差别很大，喜欢的疼爱有加，不喜欢的你要是老在她面前，她会很讨厌你，开口就骂。三伯父家的二哥幼时一场高烧烧坏了脑子，说话含糊不清，上了七个一年级就是没能升上二年级。打小爷爷就护着他，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谁要敢欺负他，爷爷的拐杖就会落在谁的身上。有一次二哥不知做了什么坏事，三伯母气得边打边哭，边哭边诉，结果越诉心里越不平，打得也就越来越狠，爷爷看不下去了，喝道：“跟我住手！他傻也是你生的，你打他能把他打聪明还是怎么的？！聪明的将来都远走高飞，你老了还不得守着他过日子？你把他打坏了，将来你俩口子老得动不了看谁来侍候你们？！”提起拐棍追着三伯母就要打。三伯母不敢抵挡，只得绕着房子跑，逃避爷爷的龙头拐杖。路上的人都停下来笑看，三伯母也消了气，笑着求饶，爷爷这才罢手。现在还真只有这个儿子在三伯父和三伯母身边。四姑在爷爷眼里是个异类。她爱打牌、睡白日觉，有时两口子还一人拉二胡一人唱小曲，孩子们小学没毕业就让他们学做小生意，比如在各个集市之间贩卖鸡、蛋等，自己找自己的生活。四姑每次来看爷爷都是被她骂跑的，我从来没看到爷爷对四姑有过好脸色。后来四姑就不常来，派表哥表姐们看爷爷。结果除了二表哥来爷爷对他好一些之外，其他的来了还是被狠狠地骂：“一个个不求上进，目光短浅，只知道混日子！老二！你给外婆争口气，不信你们等着瞧，将来还是你这个上学多的日子过得最好。”早早地做顿饭给他们吃了让他们回家。我妈妈常常心痛四姑日子过得艰难，背着爷爷给四姑一些米面肉油等，爷爷发现了连我妈一起骂：“妇人之仁！她有时间打牌唱小曲睡白日觉，她就活该享受没吃没穿的日子！”
四姑的女儿出嫁时，四姑嫌男方给的彩礼太少不让花轿出门，爷爷听说后赶过去拿拐杖对着四姑就是一阵乱打“婚姻自由谁敢阻挡！”结果两个年青人在爷爷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在爷爷心里有一个巨大的伤痛：我有一个长得天仙般的二姑，当年就是因为不满爷爷给她订下的婚事，拒不出嫁。结果一病不起，二十岁就象花一般凋谢了。所以才有了爷爷那句“共产党什么政策最好？婚姻制度最好”的名言。
我上高中时，弟妹和妈妈都随爸爸到县城生活去了，剩下我们祖孙俩相依为命生活了三年。有一次我在街上买了张画贴在屋里，画面上是一个古装女子在鲜花丛里，拉着一枝花正闻香。那时我正是发育的高峰期，个头长得很快，外形的变化也大。有一天晚上，爷爷静静地坐着看我在灯下做作业，突然有些忧郁地说：“雪雪，你怎么越长越象画里的那个人？我心里总有些不祥的预感。”那以后，到我们家看爷爷的人都说，我和那张画里的人长得太象了，简直就是我的照片。人家越夸，爷爷就越不高兴，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我考上大学走的头一天晚上，爷爷把那张画从墙上揭下来收了起来。她对我说：“你是个苦命的孩子，不是缺吃少穿的那种苦，是心苦，心里苦才是最大的苦。爷爷已八十七了，你这一走也许再见不到你了。记住爷爷的话，不要泄掉胸中的那口气，一咬牙，什么事都会过去的。”我当时并不完全理解她的话，只是点点头，表示记住了。
我家门前就是公路，但那个年代班车一般在车站就会超载，是不会在半道上停下来搭人的，必须到车站才能赶上车。第二天一大早我坐着车经过家门时，天刚亮，远远的就看见一个老人对着向她驶去的班车挥动着拐杖，我听见了她的声音“雪雪，我的乖孙女，你慢走啊！记住爷爷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她的银发在晨风中飘动。汽车从她身边一闪而过时，我看到了她眼里的泪光
爷爷！我记住了你的话，而且现在我深深理解了你的话的含义。正如你所说，我是个心苦的人，但一咬牙，我坚持了下来，在十二年的黑暗生活后又重见了光明。如今幸福又在向我招手。我知道你一定在天国看着我微笑。也许今后我依然是个心苦的人，但胸中的这口气，我是不会泄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