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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闲聊时说起祖屋，说无论如何今年都要重建祖屋，要我回去和两个叔叔商量一下修缮或者重建的问题。这让我为难，祖屋现在已经没有人住了，占地面积倒是很大，很气派。里外两个小城，用砖块铺成的，倒是齐整大方；二进式的，每一进都用青石板铺成阶梯。最高一层是三间屋，和前面左右两间围成内城，由门楼出来就是宽敞的外城。现在想来在村子当中我家的祖屋也算是豪门了。只是屋子早没了往昔的豪气，疲软地颓卧在萧瑟荒废的古道旁。茅草屋是冬冷夏凉的那种，土墙在岁月的磨洗下，已经剥落，显出瘦削而嶙峋的石粒。茅草是十年前换的了，软踏踏地贴在脊梁上，老鼠，马蜂等都曾经把他们温暖的窝搭建在某个安稳的角落，现在也不愿意来了。倒是顽皮的鸡角子或者不安分的鸡姑娘跳上来用爪子扒枯烂了的干草，寻找可能存在的虫子。偶尔也有母鸡从厨房的烟囱跳上来，在腐烂的屋脊挖一个舒适而简便的窝来下蛋。这便引来奶奶焦急而愤怒的吆喝，然后颤巍巍地拿起老早藏在巷子里的竹竿一边吆喝着一边追赶跳上屋顶的小鸡。这些鸡鸟们受了惊便扇着翅膀迈着尖利的爪子在茅草上奔跑，又带下原本不多的茅草。奶奶心疼，却也是无可奈何，每次都生气地责骂这些该死的畜生，很凶狠地说要打死它们，但竹竿每次都只是打到这些鸡呀鸟呀的身后，只是虚张声势地把他们赶下来。
祖屋里供奉着祖先们的灵牌，奶奶自是不敢掉以轻心，特意要求父亲和叔叔在祖屋中间供奉灵牌的殿阁的屋面上多添一些稻草，防止漏水，防止日烤。祖屋供奉灵牌的屋子居中，比较宽敞，我们叫它三央间。三央间左右都有一个门通向侧厢，左边一间房子是奶奶住的，除了这个由三央间入的那扇门外，就只有前面一个小窗口，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这个叫暗厢的房间真的名副其实的暗。不单是我家祖屋这样，全村子的祖屋都是一个模式。听说是这是为了保持女人的名节，妇道人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间屋子意味着女人嫁到这里来了，是这户人家的人了，就不能随便出去了，而且女人家的东西是不能够随便给人家看的。所以自小我就对奶奶的房间充满好奇。奶奶也经常把它关得严严实实的，这就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有几次，奶奶做饭，去淘米，我记得米缸就放在她的房间，出来时忘记了关门，我想溜进去看看，可是到了门口，尽管外面还是阳光灿烂，里面却是漆黑一片。终究是害怕，不敢进去。有一回，奶奶病了，病得挺严重的，就躺在她的房间里，父亲、叔叔和姑姑们都在，我终于鼓起勇气钻了进去。房间很黑，尽管点了一盏煤油等，但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确定奶奶就躺在一张挂着似乎也是黑色的蚊帐的床里。我记得平时奶奶进出，都没有点煤油灯的，不禁赞起奶奶的好眼力来，不过后来想想奶奶的眼睛并不怎么好，在缝补衣服的时候，总是戴着一副并不好看的眼镜，眯着眼睛，一只手拿线，一只手拿针，对峙了很好，颤抖了好多次，都没能找到恰当的时间和方式，把它们给弄在一起，最后常常说我们眼睛好，叫我没帮她穿针。原来奶奶在自己房子根本就用不着眼睛，凭着感觉，她都能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了。
煤油灯是放在床头的一张木桌子上，凌乱地放着些葡萄糖瓶子。我印象中，奶奶没吃过药，不舒服时，就冲一些盐水喝，严重一点就到小卖部买几支葡萄糖水冲一些凉开水喝。桌子上另一侧整齐地放着一个方块的小镜子，一把木梳子、几个红头绳子和一个针线盒子。我就奇怪，这么黑，奶奶是怎么照镜子的呢，在外面可从来没见过她用。可是她出来的时候，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的，然后用红绳子绑扎在后面。桌子旁边就是一个小缸，大概就是装米的了，奶奶进房间拿米总是很快就出来。方将的另一侧放了三个大缸，不知道里面装些什么，没有柜子，奶奶的衣服就挂在床尾的钩子上，还有几件叠得很整齐，放在床里侧一个横架着的木板上，木板上最耀眼的就是一个箱子，应该是奶奶出嫁时的嫁妆，我见过女孩子出嫁，人们抬过这样的箱子。此外，房子没有其他东西。房子的地板是泥土，我赤着角站在上边，时值夏天，有点凉飕飕而柔软舒适的感觉，还散发着一种泥土清凉的气息。
大人们站在床头，默不作声，偶尔是姑姑说一两句安慰的话，或者责怪一下奶奶的粗心。我看不清奶奶的脸，不过可以清楚听见奶奶虚弱而粗重的呼吸。突然她叫了我一声，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母亲的怀里钻。我是蹑手蹑脚地溜进来的，房间又黑，又安静，我不知道奶奶怎么知道我进来的。不过我是被大人当傻孩子推到奶奶跟前的，借着灯光，我才知道，我刚才钻的并不是母亲的怀抱，而是姑姑的。后来奶奶的病好了，我就再也没进去过。
不过这间屋子依旧充满神秘，奶奶的一生似乎就藏在这里，密实，深厚而久远。记得我父亲去世那年，她就从屋子里拿出一串锈迹斑斑的方孔铜钱，绳子已经被蟑螂或者老鼠之类的咬得破烂不堪了。她噙着眼泪，小心地捧着，像寺院里的老和尚慢慢地捻着佛珠，她也一个一个地捻着，她说这是父亲出生时的贵钱。她抚弄了好久，在几个僧人的劝导下，才恋恋地把它丢在烧得很旺的炭火里，然后趴在地上呼天抢地地哭。什么叫贵钱，我也弄不清，反正是男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有，一大串方孔铜钱，用红绳子串起来，挂在床头，我在母亲的床头见过，其中就有我和弟弟的。有几回，我嫌它碍眼，叫母亲收起来，母亲却生气地虎起脸来怪我不懂事。大概这贵钱就是保佑孩子平安，有出息的意思吧。奶奶就这样守候父亲一辈子，满怀希望父亲能够在她床头尽孝尽忠，却没想到是黑头人送白头人。
父亲走后没多久，奶奶也许是觉得有点遗憾，也许有点愧疚，说是没有什么分给他。现在想给，都给不到了。爷爷的父亲是个屠户，这行当在当时很赚钱的，在村子里的地位又高，据说奶奶在垦荒时拣获一大缸大银（袁世凯人头的一元银币），这事大概是真的，我家是村子里第一户盖起水泥平楼的人家。母亲说毛主席号召人民打到地主豪绅时，好多富有人家，都把大银一缸一缸地埋在地下。所以母亲老是怀疑奶奶偏心，在分家时只是给父亲十个大银，肯定还有很多不知藏在哪里或者埋在哪里，而最可能收藏的就是奶奶的那间暗房子。因为连母亲都不能随便进出奶奶的房间。除了奶奶生病的时候。父亲走后，母亲就把这十个银币交给我保管，沉甸甸的很有分量。母亲说那是大概就用两百个大银修建了我家那间旧的三间平楼。
那时我已经上了大学，奶奶也许觉得自己老了，我每次假期回家，奶奶都说要召集叔叔和我一起，说是分点什么东西，母亲是小心眼的人，自然就想到是值钱的大银。就吩咐我多留一个心眼，看是不是给两个叔叔多一些。我心下自是不以为然，大银现在也不怎么用了，一个大概相当人民币两百块钱罢。奶奶说了好多次，终是很难把叔叔和我同时集中到一块，就只好把我叫过去，从她的屋子里搬出一个箱子。看她蹒跚而吃力的模样，我倒是吃了一惊，要是箱子里面真的有大银，那恐怕能装上一千来个。箱子用一个底下沾满灰尘，箱子上却是一尘不染，看来奶奶是时常擦拭的，看她小心翼翼而郑重其事的样子，应该是她认为很贵重的很有价值的。我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当她把箱子打开时，我还是有些意外，里面确实是钱，各种各样的，有厚厚几叠纸币和几堆硬币。纸币很残旧了，很多已经发黄，铜币也是锈迹斑斑。我拿起来看，大部分是清代的铜币，也有民国时期的。有“万历通宝”、“乾隆通宝”、“洪武通宝”“咸丰元宝”“光绪元宝”“大清铜币”等等。奶奶指着箱子里的一堆说，你拿这一堆罢，一共有三百四十枚，两个叔叔个三百三十枚，因为你爸是大的，又去的早，就多给你十个吧，说着眼睛就湿润了。我原本心里笑她迂的，都什么时代了，这些早已不值钱，当古币又不够古，但这时我却笑不出来，我拿起沉甸甸的叠得整整齐齐的铜币，我猜想奶奶一定是摸过好多次了，一定数过好多回了，她没读过书，没学过数，千来个铜币也许花了她不少时间来琢磨。她珍藏了几十年，她积攒了几十年的财富全部在这里了，在她即将入土的时候，她要把她的财产交给子女了，这是一位老人莫大的荣耀，也是一位老人的凄凉啊。
此后，奶奶从她的暗屋子里拿出来的东西没什么稀奇的了。由于茅草腐烂，下雨天常漏水，没法住，奶奶就搬出来跟三叔住了。这间空空而漆黑的房子就显得更加神秘而且恐怖了。但奶奶偶尔还会进去，我虽仍是好奇，当终于没能鼓起勇气进去。记得邻居家的祖屋也是这般模样，也有一个这样黑漆漆的暗厢房，里面住着一个已经神志不清而且两耳已聋的老人，每天冲着放学的小孩笑。而真正让我对这间屋子感到敬畏的是奶奶的故事。
她说王姓媳妇，就是住在村尾的那户人家。这户人家我是知道的，只是后继无人，屋子早已坍塌，只剩下断壁残垣和古老的果树。说那间祖屋的女人因为年轻时不安分，在丈夫下地耕田时，和本村的一个单身汉做出了苟且之事。丈夫知道后，恼羞成怒，就把她锁在那间黑房子里，开始是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后来怕她当真饿坏了，到了吃饭时间，就让她出来，到了下地时间，又把她锁了进去。如此过了半个月，当丈夫的回来，唤她出来吃饭，却久唤不出，不禁心里着急，其实这时候他气也消了。但他叫得不耐烦进去房间寻找时，才发现她直挺挺地吊在黑漆漆的屋子中，已气绝多时。她不知什么时候寻了一条牵牛用的绳子，一头绑在床顶，一头套在脖子上，就这样简单而残酷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奶奶说这事的时候竟然没有一点感情，我却听得惊心动魄。对每家每户的祖屋暗厢生出许多的畏惧来，似乎那里都有一个僵直的面目狰狞而脆弱的灵魂。
三央间就简单得多了。中间一张半灯桌，右边一张炕床，炕床尾门口后一个大水缸，地上再无它物。只是半灯桌上方的神祗阁显得神秘而现眼。
半灯桌是一张方形的四脚木桌，厚重而结实，至于为什么叫半灯桌，我却不得而知。爷爷和父亲也许是知道的，但去世的早，两个叔叔也没念过书，对于家族的事所知不多，而奶奶更是语焉不详，有时甚至惶论及其，似乎有着某种畏惧和忌讳。我只记得这张桌子有很长的历史了，乌黑的桌面镂刻着岁月残破的伤痕，其他的人家的祖屋也有一张大致如此的桌子。半灯桌右边放一张炕床，是爷爷睡的。小时候，我就这样趴在半灯桌上，一手拿笔，一手拿纸，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笔一画地涂鸦。爷爷就坐在身边，饶有兴趣的看着我，不时说上一两句让我手舞足蹈的话。爷爷没读过书的，也不曾懂得心理学，却朴素地知道让我开心地长大。父亲也经常坐在一旁，和叔叔们闲聊。奶奶和和母亲偶尔也在，不过，他们似乎总是很忙，忙着洗衣，忙着洗碗，忙着扫屋子，总是等我困了，累了，迷迷糊糊地趴在桌子上，或者躺在爷爷简单而硬朗的炕床上睡了时，才迷迷糊糊地听到母亲柔软而心疼的呼唤。
半灯桌总是收拾得很干净，放的东西不多。一盏煤油灯，一包火柴，一个算盘，偶尔放一下簸箕，用来装番薯干用的。床尾的那只大缸就装满了番薯干，好的精细的晒得白白的用来煮饭的，黄的干瘪的皱皱的有点虫味的用来喂牛。半灯桌最为富有的时候就是逢年过节了。奶奶总会把用最干净的抹布，抖上些许的洗衣粉，仔细把半灯桌擦干净。呼黑迟钝老气的半灯桌面这时就显出一种神采飞扬的光亮，黝黑的肌肤竟然泛发出精纯的黑亮，也能倒映出煤油灯的影子。家乡的节日很多，其中要数春节、七月节（鬼子节）、冬至最为隆重。每到这个时候，半灯桌就摆满供奉祖先的祭品。大多是一样的，从外到里分分别放着一碟猪肉，五碗圆顶干饭，五碗白米酒，春节时也会加一排用小碟装的甜饭。最外派的也并不总是猪肉，也有鸡、猪脚、鹅和墨鱼等，这要看是什么节日，也要看家里的景况。而这些都必须是父亲和叔叔们一起承担的，每个人都要。而且顺序是不能够颠倒的，这可是奶奶最强调和看重的，在这个时候，奶奶仿佛世界上最有学问和最神圣的人。她只要脸一沉，喝了声：“你们懂什么。”父亲、叔叔和母亲婶婶们都不敢出声了，也不敢有异议了。老老实实地诚惶诚恐地按照奶奶的吩咐，一丝不苟地完成准备工作。只要出了一丁点差错，也不外是香少点了一根，把饭和酒的位置调换了一下之类的，总会引起奶奶的吆喝和惶恐。奶奶就会一脸的虔诚和惊惶，然后站在半灯桌前，双手合十，对着半灯桌上面的神阁，嘴里念念有词地唠叨着。说什么，我倒听得不是很清楚，大概的意思是祈求祖先不要怪罪，子孙不是有意的，子孙还没长大，不懂礼节，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念完了，奶奶总会虔诚地拜上三拜。父亲不怎么信这个，总是一脸不以为然的站在一旁，这更增添了奶奶的担心。还好两个叔叔和母亲很听话，总是认真努力虔诚地按照她的要求去做。爷爷是个憨厚老实的人，话不多，也没什么主意。这个时候也总是很听奶奶的，看不出他对就在他头顶的让奶奶敬若神明的祖先灵牌有多敬重，也看不出他对它有多害怕。当时看着奶奶有条不紊而从容自如地主持着这样重大而盛大复杂的礼仪，总感觉奶奶真是很了不起，仿佛就是她撑起了这个也算是庞大的家庭。尤其是看着我认为什么都懂的父亲竟然拿着点着香问她每个香炉插几根时，更觉得奶奶的神圣，好像她就有着与古远的祖先有着某种联系之类的。而这类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其中有一回，每到中午时分，奶奶就不由自主地躺在半灯桌前，口里胡言乱语地说着什么，可把全家大小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接连请了几个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了却不见好转，想抬她去镇里的医院，她似乎又很清醒地强调自己没病。村中的祗婆，就是给人家算命或者作些法事的老婆婆说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话，说她被先灵上身，可能有什么指示之类的。
父亲叔叔们无奈，只好让这位祗婆来听听这个先灵到底在要求什么。这位祗婆等奶奶神志不清时，口里也念念有词地说了不知什么，我惊奇地发现原本狂躁不安的奶奶竟然慢慢地平静下来，最后像柔顺的小羔羊蜷缩在地上。半晌之后，那位祗婆睁开紧闭的双眼，全身一阵夸张的抖动，仿佛枯枝承受空旷孤寂的山谷突然来的阴风袭击，全身颤栗。紧接着就都出一身汗水，似乎真的从某个遥远的地方逃命似狼狈回来。母亲和婶婶们诚惶诚恐地呆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祗婆虚弱地连说了几个“好险，好险”三央间就笼罩在一种神秘和不安的情绪中。等安顿好奶奶后，祗婆这才告诉父亲，说是爷爷的父亲，原先是有一个弟弟的，只是在很小时候就夭折了，而我们家的灵阁上就没有他的牌位，换一句话说，他就成了孤魂野鬼，无处藏身到处飘荡，现在就回到家里来捣蛋了。这番话让家里的女人们听得心惊胆战。父亲兀是不信，不过祖父有个夭折的弟弟这事他是知道的，不过这事知道的人不多，连叔叔都不知道，只是不知道这位祗婆是如何知道。祗婆还言之凿凿的说这事必须早些处理的好，否则还不知道会闹出些什么异端的事。母亲就担心起来，似乎挣扎在漩涡无助时突然抓到救命的绳子，紧紧地追问祗婆如何是好。父亲表示怀疑时，她竟然用奶奶才有的庄严和神圣语气来呵斥“你懂什么。”然后开始张罗做一些求神驱鬼的事。父亲原来也是不信的，不过，祗婆说你到灵阁上面看看，你祖父的那块灵牌缺了一块，那就是来自野魂的警告。父亲从凳子登上半灯桌，果真看到祖父的灵牌右下脚缺了一个口子，也许是蟑螂咬的，也许是老鼠啃的，奇怪的倒是这位祗婆是怎么知道的。父亲就将信将疑地答应了祗婆的法事。
祗婆自然在三央间进行，她还请来了两个和尚，在半灯桌和神阁上贴了很多用黄色纸写的禁令，称之神符之类的。如此又是跳又是叫又是喝又是骂又是喃喃祈祷的唬弄半天，然后要求父亲重新刻一个祖父弟弟的灵牌，还要给他补建一间屋子，还特别强调这间屋子要添置一些家具，尤其是要一个女人，因为他死的早，还没娶妻。这样他就能在阴间安家落户，逢年过节你们的供奉他也能享受到了，这样家里的子孙后代就平安无事了。
这事我听得很是糊涂，怎么能给死人娶妻子造房子呢。我悄悄地问过母亲，母亲却一脸庄严地告诉我小孩子不懂事，不要乱说话。过两天，我放学回家就看见一老一小的两人在祖屋的三央间忙开了。半灯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也被抬到房子的中间，两个人忙着剪裁彩纸和削着竹皮。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所谓的“绑绫屋”
一老一小在祖屋里忙碌了四五天，一座两米多高的金壁辉煌的屋子就建造起来了，放在半灯桌上几乎可以顶到祖屋的屋脊。当时我还在念小学，除了离村子五里远的小镇，我还没去过其他地方，也还没见过建造得如此精巧而富丽堂皇的屋子。屋子有三层，这在现实中我还没见过，镇里最漂亮的最高的楼房也不过是邮电局新建的那幢，而且还没有阳台，也没有这么漂亮的雕花窗，镂空门。而且色彩鲜艳华丽地很，更奇特的是，屋子里面还分主人房，客人房，厨房。卧室里有床、枕头、桌子、凳子，还有一个女人遮着红头盖坐在那里呢。活脱脱的柔顺祥和的新娘子。厨房里有水桶、扁担、木柴等等。这些都是用彩纸折的，竟然做得惟妙惟肖。
绫屋绑好后，那个祗婆又在祖屋大张旗鼓地作了一番法事，然后把那座漂亮的绫屋挪到外城烧了，还特意强调要把绫屋的灰烬用一个瓦罐子装了，密封好，在祖坟的旁边找一个地方埋了，立上一块小砖头之类的，作为记号。清明的时候也给他烧上几炷香，贡上几杯酒。这样他就安心了，满足了，不再滋事了，祗婆说的煞有其事。父亲叔叔们一一照做了。这事过后，奶奶果真恢复了正常，家里的女人家对祖屋半灯桌上供奉的灵阁更加小心谨慎和敬畏。父亲原是反对这些事的，他念过书，在村子中也是颇有威望的，还曾经在镇的中学管过总务，也在村的生产队里当过会计，也算是知书达理的人。他认为这些牛鬼蛇神的不过是子乌虚有的，大可不必当真，可母亲却不一样，固执虔诚的比奶奶还厉害。这事情过后，奶奶和母亲似乎找到更有力的使唤父亲的武器，父亲在以后的很多事情只好随他们唬弄去。
挂在半灯桌上面的那方神阁是用上好的樟木做的，外面还涂了明油之类的，防止虫蛀。神阁里供奉一排灵牌，中间一块特别大，其他的按照祖先先后顺序依次向两边排开，中间一块记载着整个家族的族谱，密密麻麻刻着的字艰深晦涩，大多不能解其意，能够细看揣摩的机会也不多，只是春节时候，父亲或者叔叔没空，到了上香时间我才爬上半灯桌去看看，灵牌前放着五个香炉，但每次上完香，就匆匆下来了，连多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爷爷和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总是他们上香的，总会跟着我们不怀好意地扯着他们的衣角讨来香和炮竹，一屋子热热闹闹的。可是现在一座诺大的屋子静静地站立在这里，凄寒，冷清，仿佛就是存在了上千年的遥远神庙。那一排排挺立的灵牌似乎就是活生生的灵魂，泛发着某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自从奶奶从她固守了五十年的暗厢房搬出后，就很少进去了。连叔叔的几个天真好动的小孩也不愿意进去。记得小时候，大人不在家。祖屋三央间俨然就是我们的天堂娱乐地了。冰凉而平整的泥土地板，宽阔而坚实的木炕床，还有门后几口可以藏身的瓦缸，我们总会不知疲倦地爬到床底，钻到瓦缸，跳上半灯桌，滚到地板上嬉戏打闹。如今那张温暖的木炕床也不在了，屋子就一下空旷了许多。床是随着爷爷的去世而离去的。村子的习惯是人走了，他睡过的床和衣物也随之而去的。我念初三那年的一个下午，班主任把我叫出来，摸摸我的脑袋说你爷爷快去世了，你爸叫你回去看看。我一下子就呆了，我对人的老去还没什么准备。我不记得是怎么回到家了，从小镇到村子约莫有五六里路，我骑着单车似乎上了车，下了车就到家了。回到祖屋的门楼，就看到一群和尚打扮的人神情寂然地进进出出，邻居们都来了，见到我抓起我就往三央间去。我这才看到奶奶、父亲、叔叔、母亲和婶婶都在，连嫁得老远的三个姑姑都回来了。屋子很静，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深深泪痕，却不敢出声。我心理紧张，是被母亲拉到人群的前面，她哽咽地吩咐我：“叫一声爷爷吧。”我这才看到爷爷在地上，直挺挺地躺在一张席子上，双眼紧闭，脸色铁青，身上还是穿着刚从下地回来的那件黑色麻布衣。一个道士模样的人闭着眼睛在爷爷的身上摸索着，不时在空中比划着，不时对着半灯桌上的神阁吆喝着，然后拼命地摔两块猪肾形的黑色木板。爷爷的一只裤脚被卷得老高的，树皮一样黝黑的肌肤这时突出丝丝屡屡僵硬而青紫的血管。在道士的做弄下，那只脚似乎抽搐了几下，再看看爷爷的脸，喉结还在颤动，从喉咙里发出浑浊的声音，似乎什么东西塞住了。奶奶瘫坐在一旁，父亲提议说，再送去医院看看吧。没有人出声，那位道士阴沉着脸，对着爷爷僵硬的身子作弄了一阵子，最后挥一挥拂尘，摇摇头出去了。屋子就淹没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嚎啕中。反正爷爷就这样离开了，我不知道爷爷临终时是不是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只是觉得爷爷还没到离开这间屋子的时候，爷爷临终前喉咙里面发出的浑浊的嗝嗝声似乎是眷恋这古老而温暖的屋子，他去世那年年仅六十。他走后，他睡过的那张炕床就拆掉了，被丢到幽幽流过村前的龙门河里。
如果说奶奶在大小事务上撑起了这个家，撑硬了祖屋的辉煌和光鲜，那么爷爷就是守护祖屋的栋梁之柱。是他的忠厚，是他的宽容，是他的刻苦，是他的耐劳，给了奶奶可以指挥倜傥的空间。没有人见过爷爷高声讲话，没有人见他打过人骂过人。奶奶指手画脚地甚至劈头盖脸地数落他时，他仍是一脸祥和地搓着第二天要用的牛绳，或者细细地打磨着准备砍柴的刀。印象中，他是闲不住的人，起早摸黑担犁扛耙，牵牛拉车。即使回到家他总是先给牛添好草料，喂足水，然后简单洗一下手脚，吃过饭，中午时分会拿起竹片编织畚箕、菜篮之类，傍晚时候会东找西挪准备第二天用的农具。他不抽烟，不喝酒，邻居都觉得这样的老好人走得太早了，有时又安慰奶奶，说他是前辈积德了，好来好走。总之，他走后，他的灵牌添到神阁上后，祖屋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祖屋了。
如今守候祖屋的是奶奶，两个叔叔已经搬到自己建的楼房里去了。祖屋前侧左右各有一间草屋，分别是三叔和我家用的厨房。三叔和奶奶还固守老屋厨房，每到清晨黄昏都会看到丝丝屡屡的柴草烟从茅屋上娉娉婷婷地浮起，整个屋子就罩在一片乳白色迷雾中。我家用的那间原本留给奶奶用的，但刮风下雨的日子，厨房里面也是雨水淋漓，那单薄残旧的茅草已不能遮风挡雨，那泥墙也经不起腐蚀，不久就坍塌了。剩下高耸而乌黑的土墙矗立在祖屋前。两间厨房和三央间围成的就是祖屋的内城，是一方用砖块铺成的洁净小城，尤其是雨后，就更加雅致光滑。厨房光线不好，在没有电灯的日子，在傍晚时分，父亲和叔叔们都喜欢把饭桌搬到小城来，两张桌子一家一边，热热闹闹地相互交换些简单的菜，三叔婶勤快，不仅自家种了好多菜，还腌制了好多，萝卜、酸菜、蒜头、青瓜等等的，都是我喜欢的。小孩更高兴，在两张桌子之间来回穿梭，惹得大人们不耐烦地吆喝，催促着快点再快一点。在夏天的晚上，在这块小城里乘凉是最惬意不过的事情了。下午太阳西斜矮过厨房时，奶奶开始在小城的砖块上泼水，干了又泼，到了晚上，小城贮存的热量就消退了。奶奶和婶婶们还在煮晚饭的时候，我们就搬了奶奶专用的一个可以伸缩的平竹藤椅，几个小孩笑着闹着就都挤到床上去，晚饭过后，奶奶洗完碗筷，就搬了一张凳子，摇着蒲葵扇子，唠叨起家里的短长，经常也会有村子的叔叔阿姨来做客，小城就在盛夏的夜晚盛满了淳朴憨厚的笑声，如果是有月的时候，还披袭一地的轻纱，黝黑的屋脊在纯净明亮的夜空就格外清晰而楚楚动人了。三婶就拿出晒好的南瓜子、向日葵、花生，我们一边磕一边聊，难得闲下来的爷爷也搬出他外出守夜才用的椅子舒适地躺在小城的一角。这时候总是最温情的时候。连经常为了小事而争吵的奶奶和母亲都一脸的祥和，也能够和气地讲上几句贴心话。
而祖屋内城最热闹的时候莫过于年初一的早上。村子有个传统，年初一早吃团圆饭，不管是在外工作的，还是已经分了家的兄弟，这个早上必须集中在一起吃一顿斋饭。而斋饭是在凌晨零点就准备好的。其实在除夕夜就煮好拜倒祖屋的半灯桌上，等到凌晨零点一到，就祭祀祖先，鸣放炮竹，迎接新年，祈求吉祥，这在家乡叫“等公”爷爷那一代人睡得早，却也不怕误了时辰，因为小镇上的糖厂总会很准时而威风地鸣放鞭炮，方圆十里都听得清楚，而且一烧就是一两个钟不停，这鞭炮声就从遥远的小镇像次第亮起来的路灯，从各家各户的祖屋亮起来。我们却也起得比往常要早，各自穿着新衣服新袜子新鞋子，蹦着跳着高高兴兴的，也不哭也不闹，特别乖，特别巧，因为大人总是教训我们，这一天不能讲粗话，不能吵架，不能摔东西等等诸如此类的。最高兴的就是在内城摆好桌子，一家子吃完饭的时候，我们就列着队等候大人给利市。这时候的小城就是最有活力最鲜亮的时候了。爷爷奶奶的笑脸仿佛就镶嵌在窄窄的方城当中，孵化出一朵朵欢快的绽放的花。
内城之间有一座门楼，也是土墙茅草屋。如今门楼的两扇高高而厚重的大门已布满斑驳的虫蛀后的小坑，也早关得不牢实了，其中一扇还却了一个角，奶奶养的鸡鸭总能灵巧地从关着的门进出自如。原先这门楼的大门是锁得非常严实的，钥匙只有爷爷奶奶和父亲才有，放学了，我们只能在外城歇息或者游戏。外城确也是我儿时的乐园。
外城右侧是两间茅草屋牛棚，石块窃的墙，倒是豪华坚固。一颗高大繁茂的荔枝遮住祖屋的门楼和大半牛棚，夏天的时候，总会摇落一地的阴凉。据奶奶说，荔枝树应该有上百年，总之就是比祖父还老，树干皱巴巴的肌肤倒是记载着岁月的模糊而残忍的痕迹。每年三月都挂满灿烂的花，引来无数嘤嘤乱舞的蜜蜂和蝴蝶，却是两年或者三年才结一次果。结果的时候就累累地铺满牛棚屋顶和门楼。这个时候总是奶奶最烦恼和最忙碌的时候，她要防着自家小孩偷偷爬上树上采摘青青而酸涩的荔枝，又要防着邻居的调皮小孩爬上牛棚屋顶乱踩乱摘。守候了一个炎炎的夏季，荔枝在奶奶的呵呵下终于露出羞涩的圆圆而晶莹的红脸蛋，这叫人看了心动，想着嘴馋，可惜就是奶奶守得严实。记得邻家有个小孩教蛮兴的男孩，不读书了，又调皮又捣蛋又大胆，趁着奶奶转身喂鸡鸭之类的机会就能迅速而熟练地沿着牛棚柱子哧溜哧溜地爬到屋顶了。然后伏在屋脊温软的茅草中，累累缀满枝头的荔枝就铺在他的头顶了。他只要不出生，就可悠然而舒适地采摘伸手可及的荔枝。有几回他就这样躺在屋顶吃得肚子圆溜溜地才心满意足地溜下来，撩起上衣挺起肚皮得意向奶奶示威，然后屁颠屁颠地飞快地跑开，奶奶就气急败坏地拿着一根软木棍子颤巍巍地追，使劲地敲使劲地骂，尽管生气却也无可奈何。我有时倒是很羡慕他的，我在奶奶的严加看管下，却没有勇气偷偷地溜上去，只是奶奶也有让我们解馋的时候，她用在她用来敢鸡敢吓鸟的长长的竹竿顶端插进一个小棍子，竹竿就裂开一个小口子，她就撑着它把树顶上最红最大的那些衔下来，我们几个小孩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这时候奶奶就笑眯眯教训我们，荔枝要熟了才会甜，所以呢要有好果子，可要学会耐心地等待。我对这些话自是不以为然，也不会细细品味，只是有了好果子吃，就一个劲地点头。奶奶也就心满意足地表扬我们乖，不像邻家的蛮兴，一高兴又捅下几串。
荔枝树下是一口水井，水一年四季的清冽，冬天打起来还冒着淳淳的热气，夏天喝起来就透心彻骨的凉。在炎热的夏季，父亲叔叔们下地回来，总会就着井口，叫我们给他打上几杆，小孩力气小，井杆一阵高一阵低的，水就一阵子上来像鲁莽的野马，一下子冲得他满脸都是；一阵子上不来像镂空的窗口，他就对着空气大口大口地喝。待水出得顺时，他就舒适地像干渴的牛一样伸长脖子，咕咚咕咚地喝个痛快。然后惬意地坐到树下磨得油光滑亮的青石板上，拿着草帽扇着风。后坡有个单身的汉子，也喜欢来我们家，就为了这清冽甘醇的泉水。
外城的右侧是二叔的厨房，现在早已坍塌，只留下一颗大树菠萝，撑着浓浓的绿荫，庇护树下磨了只见石沙的洗衣板，洗衣板旁边随意堆砌着一些乱石，可供坐歇。外城城外有一个橡胶树，橡胶树下原本有一对石狗的，一个慈眉善眼的，一个张口怒视的，都一样的活灵活现地守护着外城没有大门的门口，由于小时见的多，几乎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这么一对石狗，甚至巷头巷尾，屋头屋角都有遗弃的，也不觉得稀奇，只是念大学时，偶然看过一篇关于雷州石狗文化的报道，又听说雷州文化局在宣传石狗文化，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石狗博物馆，突然才觉得我们门口的平凡的石狗厚重起来。我们祖先世代安居乐业竟然来源对狗的崇拜。只是待我打算好好研究一下那千姿百态的石狗时，回家才发现家门口的石狗早不知所终，找遍整个村子，竟然一个都没有，后来拜祭祖先时，在祖庙的门口发现缺了腿的一对。问成天守在家的奶奶，奶奶也说不出之所以然来。那石狗大小不一，小的就十来斤吧，大的恐怕有六七十斤，后来听邻居家人说有段日子有些人开一辆拖拉机来收购，这石狗一律地放在家门口，许是大部分都没经主人家同意就拿走了吧。原本散落在民间被尘土淹没的石狗如今都威武的守候在雄伟的博物馆里，记载一个地方的传说，诉说一个时代的故事。
祖屋的没落和坍塌似乎在所难免。奶奶之所以焦虑的督促叔叔重修祖屋，是不忍心看着祖屋向周边的祖屋那样，只剩下荒凉的断壁残垣，内城也好外城也好，都被葳蕤的草木多侵占，而祖先的灵牌就安放在一个用转头砌成的一米多高的约莫一个平方的小屋子里，逢年过节，子孙孝顺的还过来拜祭一下，手脚勤快的还过来清除一下杂草。
祖屋的辉煌和热闹不是重修可以挽回的，村尾王家在外地坐生意的有了些许本钱，回家把祖屋修葺一新，只是长年累月在外居住，那栋豪华的现代楼房在寂寞寥落中成了鸟兽建巢寻欢的乐园。
望着幽幽而依旧崎岖的古街巷，勉强在断壁残垣中屹立的自家祖屋，我不知道它还能坚持多久，我只知道这段历史也渐渐地淹没在这片葳蕤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