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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站在注册组的柜台前翻阅那厚厚一大叠课程表格时，已经差不多知道自己那种贪心的欲望为何而来了。
我尽可能不再去细看有关历史和美术的课程，怕这一头栽下去不能自拔。
当当心心的只往“英语课”里面去挑，看见有一堂给排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一次两小时，每周三次。学费九十六块美金一季。老师是位女士，叫做艾琳。至于她的姓，我还不会发音。
“好，我注这一门。”我对学校里的职员说。
她讲：“那你赶快注册，现在是十二点差一刻，缴了费马上去教室。”
“现在就去上？”我大吃一惊，看住那人不动。
“人家已经开学十几天了，你今天去不是可以快些赶上吗？”那位职员说。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我说。
“上学还要心理准备！不是你自己要来的吗？”那人说。
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开始填入学卡，飞快的跑到另一个柜台去缴费，再跑回注册组把收据送上。听见那人对我说：“d幢二四教室就对了。”
我站在校园里举目望去，一个好大的d字挂在一幢三层楼的墙外。于是，在西雅图冬季的微雨里，往那方向奔去。
找到了二二，也找到了二六，就是没有二四。抓了好几个美国学生问，他们也匆忙，都说不晓得。
好不容易才发觉，原来我的教室躲在一个回字形的墙里面，那回字里的小口，就是了。
教室没有窗，两个门并排入口，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地方，四周十几张各色椅子围着。墙上挂了一整面咖啡色的写字板，就是一切了。那不是黑板。
在空荡无人的教室里，我选了靠门的地方坐下，把门对面，我心目中的“上位”留给同学。
同学们三三两两的进来了，很熟悉的各就各位。就在那时候，来了一位东方女生，她看见我时，轻微的顿了那么十分之一秒，我立即知道——是我，坐了她的老位子。我挪了一下椅子，她马上说：“不要紧，我坐你隔壁。”她的英文标准，身体语言却明显的流露出她祖国的教养；是个日本人。
那时候，老师还没有来。同学们脱帽子、挂大衣、放书本、拖椅子，一切都安顿了，就盯住我看个不停。
坐在桌子前端的一位女同学盯得我特别锐利。她向我用英文叫过来：“你从哪里来？”我说：“中国。”她说“中国什么地方？”我说：“台北。”她说：“台北什么地方？”我说：“南京东路四段。”
这时，那个女同学，短发、留海、深眼窝、薄嘴唇的，站起来，一拍手，向我大步走来。我开始笑个不停。她必是个台北人。
她把那个日本同学推开，拉了一把椅子挤在我们中间，突然用国语说：“你像一个人。可是——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这种小学校里呢？大概不是。我看不是——”
“随便你想了。”我又笑说：“等一下我们才讲中文，你先坐回去。”她不回去，她直接对着我的脸，不动。这时候同学们大半到齐了，十二三个左右，女多男少。大家仍然盯住我很好奇的一句又一句：“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中国人？纯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才来”
这全班都会讲英语，也不知还来上什么英语课。人种嘛，相当丰富。却是东方人占了大半，当然伊朗应该算东方。只个棕色皮肤的男生说是南美洲，巴西上来的。还有一个东欧人。
那时，老师进来了。
她的身体语言就是个老师样子。进门大喊一声：“嗨！”开始脱她的外套。这一看见我，又提高了声音，再叫一声——“嗨！”这一声是叫给我的。我不习惯这种招呼法，回了一句：“你好吗？”
全班人这一听，唏哩哗啦笑得前俯后仰。
“哦——我们来了新同学。”老师说着又看了我一眼。她特别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
那时，我也在看她。她——银白色齐耳直发、打刘海、妹妹头、小花枣红底衬衫、灰蓝背心、牛仔过膝裙，不瘦不胖不化妆。那眼神，透出一种忠厚的顽皮和童心。温暖、亲切、美国文化、十分的人味。
我们交换眼光的那一霎间，其实已经接受了彼此。那种微妙，很难说。
“好！不要笑啦！大家把书摊出来呀——”老师看一下手表喊着。我也看一下手表，都十二点半了。
我的日本女同学看我没有书。自动凑过来，把书往我一推，两个人一起读。
一本文法书，封面写着：“经由会话方式，学习英文文法。”书名：肩靠肩。我猜另有一本更浅的必叫手牵手。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业——双字动词的用法。那六十条做完没有？”老师说。
一看那本书，我松了一口大气；程度很浅，就不再害怕了。
“好——我们把这些填空念出来，谁要念第一条？”“我。”我喊了第一声。
这时大半的人都在喊：“我、我、我”
“好——，新来的同学先念。”老师说。
正要开始呢，教室的门被谁那么砰的一声推开了，还没回头看，就听见一个大嗓门在大说：“救命——又迟到了，真对不起，这个他妈的雨。”
说着说着，面对老师正面桌子的方向涌出来一大团颜色和一个活动大面积。她，不是胖。厚厚的大外套、双手抱着两大包牛皮纸口袋、肩上一个好大的粗绳篮子，手上挂着另外一个披风一样的布料，臂下夹着半合的雨伞。她一面安置自己的全身披挂，一面说：“在我们以色列，哪有这种鬼天气。我才考上驾驶执照，雨里面开车简直怕死了。前几天下雪。我惨——”
我们全班肃静，等待这个头上打了好大一个蝴蝶结的女人沉淀自己。
她的出现，这才合了风云际会这四个字。
那个女人又弄出很多种声音出来。等她哗叹了一口气，把自己跌进椅子里去时，我才有机会看见跟在她身后的另一个女人。
那第二个，黑色短发大眼睛，淡红色慢跑装，手上一个简单的布口袋，早已安静得如同睡鸟似的悄悄坐下了。她是犹太人，看得出——由她的鼻子。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双字动词——”老师朝我一点头。
我正又要开始念，那个头发卷成一团胡萝卜色又扎了一个大黑缎子蝴蝶结的女人，她往我的方向一看，突然把身体往桌上哗的一扑，大喊一声：“咦——”接着高声说：“你从哪里来的？”
那时，坐在我对面始终没有表情的一位老先生，领先呀的一声冲出来。他的声音沙哑，好似水鸭似的。这时全班就像得了传染病的联合国一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要再笑了。”老师喊。
我发觉，我们的老师有一句口头语，在任何情况之下，她都只用一个方法来制止或开头，那就是大喊一声：“好——”老师一指我，说：“好——你来做第一题。”一听到那个好字又出来了，我瞪住书本略略吱吱的抖得快抽筋。这时笑气再度扩散，原先憋在全班同学胸口的那股气，乘机爆发出来。
大家东倒西歪，教室里一片大乱。
“好——今天我们那么开心，课就先不上了。”
老师想必很怕热，她把那件背心像用扇子似的一开一合的扇。这时大家喊：“不要上啦！不要上啦！”
“好——我们来自我介绍，新同学来一遍。”老师说。我说：“不行，这么一来你们认识了我，我又不认识你们。”“好——”老师说：“全体旧同学再来一遍自我介绍，向这位新同学。然后，这位新同学再向大家介绍她自己。行不行？”
全班听了，纷纷把文法课本拍拍的乱合起来，又弄出好大的声音。
以前在开学第一天自我介绍过了的人，好似向我做报告似的讲得精简。等到那个不大肯有表情的米黄毛衣老先生讲话时，全班才真正安静了下来。
“我叫阿敏，是伊朗人，以前是老国王时代的军官，后来政变了，我逃来美国，依靠儿子生活。”另外两个伊朗同学开始插嘴：“老王好、老王好。”
对于伊朗问题，大家突然很感兴趣，七嘴八舌的冲着阿敏一句一句问个不停。阿敏虽然是军官，英文毕竟不足应战，我我我的答不上话来。
那个伊朗女同学突然说：“我们还有一个坏邻居——伊拉克，大混帐”
全班三个伊朗人突然用自己的语言激烈的交谈起来。一个先开始哭，第二个接着哭，第三个是男的阿敏，开始擤鼻涕。
我说：“我们中国以前也有一个坏邻居，就是——”我一想到正在借读邻居的文法书，这就打住了。
老师听着听着，说：“好——现在不要谈政治。新同学自我介绍，大家安静。”
“我嘛——”我正要说呢，对面那个还在哭的女同学一面擦眼睛一面对我说：“你站起来讲。”
我说：“大家都坐着讲的，为什么只有我要站起来？”她说：“我是想看看你那条长裙子的剪裁。”
全班乘机大乐，开始拍手。
我站起来，有人说：“转一圈、转一圈。”我推开椅子，转一圈。老师突然像在看西班牙斗牛似的，喊了一声：“哦类！”我一听，楞住了，不再打转，问老师：“艾琳，你在讲西班牙文？”这时候，一个日本女同学正蹲在地上扯我的裙子看那斜裁功夫，还问：“那里买的？那里买的？”老师好得意，笑说：“我的妈妈是英国移民，我的爸爸是墨西哥移民，美国第一个墨西哥民航飞机驾驶师就是他。”我对地上那个同学说：“没得买，我自己乱做的啦！”“什么鬼？你做裙子，过来看看——”那个红头发的女人砰一推椅子，向我走上来——她口中其实叫我——你过来看看。
“好——大家不要开始另一个话题。我们请这位新同学介绍自己。”老师说。
“站到桌子上去讲。”那个还在研究裁缝的同学轻轻说。我回了她一句日文：“请多指教。”
“好——”我说：“在自我介绍之前，想请教艾琳一个重要问题。”我坐了下来，坐在椅子上。
“好——你请问。”老师说。
“我问，这个班考不考试？”我说。
老师沉吟了一下，问说：“你是想考试还是不想考试呢？”她这句反问，使我联想到高阳的小说对话。
“我不想考试。如果你想考试我，那我就说再见，不必介绍了。”我说。
这一说，全班开始叫：“不必啦！不必啦！”
那个蝴蝶结正在啃指甲，听到什么考不考的，惊跳起来，喊说：“什么考试！开学那天艾琳你可没说要考试——。”艾琳摊一摊手，说：“好——不考试。”
这一说，那个巴西男孩立即站起来，说：“不考？不考？那我怎么拿证书？我千辛万苦存了钱来美国，就是要张语文证书。不然，不然我做事的旅馆要开除我了——”蝴蝶结说：“不要哭，你一个人考，我们全部签字证明你及格。”
巴西男孩不过二十二岁，他自己说的。老师走过去用手从后面将他抱了一抱，说：“好！你放心，老师给你证书。”
这才开始我的自我介绍了。教室突然寂静得落一根针都能听见。
我走上咖啡板，挑出一支黄色短粉笔，把笔横躺着画，写下了好大的名字，宽宽的。
我说，在我进入美国移民局的当时，那位移民官问我：“你做什么来美国？”我跟他说：“我来等待华盛顿州的春天。”那个移民官笑了一笑，说：“现在正是隆冬。”我笑说：“所以我用了等待两字。”他又说：“在等待的这四个月里，你做什么？”我说：“我看电视。”
说到这儿，艾琳急着说：“你的入境，跟英国作家王尔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美国税务官问王尔德有什么东西要报关，王尔德说；除了我的才华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时几个同学向老师喊：“不要插嘴，给她讲下去呀！”
老师又挤进来一句：“他报才华，你等春天。”大家就嘘老师，艾琳说：“好——对不起。”
“好——”我说：“我不是来美国看电视等春天的吗？我真的开始看电视。我从下午两点钟一直看到深夜、清晨。我发觉——春天的脚步真是太慢了。”
我看看四周，同学们聚精会神的。
“我去超级市场——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服装店——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公寓里公共的洗衣烘衣房——有人，可是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邮局寄信，我想跟卖邮票的人讲话，他朝我身后看，叫——下一位。我没有人讲话，回到公寓里，打开电视机，那个‘朝代’里的琼考琳丝突然出现，向我尖叫——你给我闭嘴！”
同学们开始说了：“真的，美国人大半都不爱讲话，在我们的国家呀——”
老师拍拍手，喊：“好——给她讲下去呀！”
我说：“于是我想，要找朋友还是要去某些团体，例如说教堂呀什么的。可是华盛顿州太美了，大自然就是神的殿堂，我去一幢建筑物里面做什么。于是我又想——那我可以去学校呀！那时候，我东挑西选，就来到了各位以及我的这座社区学院。”
一个同学问我：“那你来西雅图几天了？”
我说：“九天。”
蝴蝶结慢慢说：“才九天英文就那么会说了！不得了。”
这时候，大家听得入港，谁插嘴就去嘘谁。我只得讲了些含糊的身世等等。
“你什么职业？”“无业。”
“你什么情况？”“我什么情况？”“你的情况呀！”“我的经济情况？”“不是啦！”“我的健康情况？”“不是、不是、你的情——况？”
“哦——我的情况。我结过婚，先生过世了。”还不等别人礼貌上那句：“我很遗憾。”讲出来，我大喊一声：“好——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吗？”
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说：“各位同学看到了，我们得到了多么有趣的一位新同学。”她吸一口气，说：“好——我们现在把书翻开来，今天要讲——虚拟式。”
这时候那个台北人月凤一打桌子，叫道：“艾琳、艾琳，echo是个作家，她在我们的地方出了好多书——”老师不翻书了，说：“真的吗？”
“真的、真的。”月凤喊。
我说：“我不过是写字，不是她口中那样的。”这时候，那个坐在对面极美的日本女同窗向我用手一指，说：“对啦——我在读者文摘上看过你抱着一只羊的照片。老天爷，就是你，你换了衣服。”
老师忘掉了她的“虚拟式”问说：“你为什么抱羊？在什么地方抱羊？”
我答：“有一次，还打了一只羊的耳光呢。”
教室里突然出现一片羊声，大家开始说羊。说到后来起了争论，是澳洲的羊好，还是纽西兰的羊毛多。老师说：“好——现在休息十分钟再上课。”
这一休息，我一推椅子，向月凤使了一个眼色，她立刻会意，两个人一同跑到走廊上去。我拉了她一把，说：“我们去楼下买书。快，只有十分钟。”
那下一小时，并没有上课，包括老师在内都不肯进入文法。就听见：“那你的国家是比美国热情罗？”“那你没有永久居留怎么躲？”“那你原来还是顿顿吃日本菜呀？”“那你一回去不是就要被杀掉了吗？”“那你先生在瑞士，你留在这里做什么？”“那你靠什么过日子？”“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转美术课？”“那跟你同居的美国朋友讲不讲什么时候跟你结婚？”“那这样子怎么成？”“那不如算了！”“那——”
下课时间到了，大家噼哩啪啦推椅子，还在说个没完。下楼梯时又喊又叫又挥手：“后天见！后天见！”
我站在走廊上决不定回不回公寓。这时，老师艾琳走过我，她说：“你刚才说不会发音我的姓，那没关系。我除了丈夫的姓之外，还有一个本姓，叫做vela。这是西班牙文。”我笑看着她，用英文说：“帆。帆船。”
“好——对了，我是一面帆。”她说：“亲爱的，因为你的到来，为我们的班上，吹来了贸易风。”
我说：“好——那么我们一起乘风破浪的来航它一场冬季班吧！”
回到寂静的公寓，我摊开信纸，对父母写家书。写着写着，发觉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发现，在国际同学的班级里，同舟共济的心情彼此呼应，我们是一群满怀寂寞的类形——在这星条旗下。我自信，这将会是一场好玩的学校生活。至于读英文嘛，那又不是我的唯一目标，课程简单，可以应付有余。我的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又有幽默感的女士，在她给我的第一印象里，我确信她不会体罚我。这一点，对于我的安全感，有着极大的安抚作用。”
想了一会，提笔再写：“我的计划可能会有改变。念完冬季班，那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想留下来，跟着老师进入校园的春花。你们放心，我从今日开始，是一个极快乐的美国居民。最重要的是；老师说——不必考试，只需游戏读书。竞争一不存在，我的心，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感激和喜悦。注意，我夏天才回来啦！”
又写了一段：“这里的生活简单，开销比台北那种人情来往省了太多。一季的学费，比不上台北任何英文补习班。经济实惠，钱一下多出来了。勿念。”
我去邮局寄信，那位扶拐杖卖邮票的先生，突然说：“出了一套新邮票，都是花的。我给你小额的，贴满芳香，寄去你的国家好吗？”
这是一个美国人在西雅图的卫星小城，第一次主动的对我讲了一串话。我投邮，出了邮局，看见飘动的星条旗，竟然感到，那些星星，即使在白天，怎么那么顺眼又明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