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金井梧桐

高阳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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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统为何玩弄今井武夫的”桐工作”?

    原来日本侵略中国,一直由少壮派军人在主持;其中最急进的是,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及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即为石原所策划而由板垣执行,所以有”石原智略、板垣实行”之称。

    七七战起,板垣正任陆相;后来又转任总参谋长。原以为战事在短期内即可结束,哪知中国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决定抗战到底;眼看日军陷入泥淖,亟亟乎希望自拔,因而多方设法求和。

    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在对华求和的路线上,两人的主张积不相容。

    影佐祯昭走的是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直截了当地,想跟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谈和。当汪政府密锣紧鼓地预备登场时;今井武夫亦派人在香港钻头觅缝找寻重庆的关系。

    关系终于找到了,是重庆派在香港一位器具权威的秘密代表。他当然深知最高当局决不移易的决心,与日本决无谈和的可能;但正不妨利用此一机会,打击汪精卫的”组府”;因此打电报回重庆,认为与今井武夫接触,有利无害,除了打击汪精卫以外,还可以从日本开出来的条件中,研判出日本军部的意向。

    重庆的复电,批准了他的计划。于是经过细心的安排,由中间人与今井派来的心腹铃木卓尔中佐,取得了联系。这是民国28年11月,日本阿部内阁尚未垮台时的事。

    当时铃木表示,初步谈判的代表是今井;日本可以首先提出和平的条件。今井的对手,不必一定要在国民政府中负重要责任的人士;但必须是能够直接跟蒋委员长说得上话的人。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军部对谈和是采取了很实际的态度;不愿通过外交的途径,作令人难耐的折冲,而希望领导中国全民抗战的最高领袖,作一个旋乾转坤的决定。

    这是妄想!但日本军部有一个观念始终扭不过来,从前清甲午年开始,中日间所有的武装冲突,都是在中国委屈求全的原则下,和平结束的;日本军部认为中国这一次所遭遇到的困难,过于往昔,而他们所开的条件,又较之过去已宽大得多,所以必定能为中国所接受。何况还有汪精卫这张牌可打。

    除此以外,还有板垣个人品切期待能结束中国战局的渴望——日本陆军本为极端封建性与地方性的组织,从山县有朋以来,一直以幕府时代的长州阀为主流,所以有”长州陆军”之称;陆军大臣一直由长州系所把持,以后由于人才不济,又重用大分阀的南次郎等人,结成长州、大分集团。

    与长州、大分系对立的萨摩、佐贺、土佐三阀的联合势力,由萨摩系的荒木贞夫领导。”二二六”事变,恢复陆军大臣现役制,使得陆军干政,达到内阀不能不俯首听命的地步;因为陆军如果拒绝推荐现役将官出任陆军大臣,内阁即无法组成;或者陆军不满内阁的政策,由陆军大臣提出辞呈,亦立即可倒阁,这一来,陆军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决定了日本的外交政策。

    但是陆军的态度并不一致,即由于长州,大分系与萨摩、佐贺、土佐系的国防思想不同,前者主张积极侵华,称为”统制派”;后者则积极警戒日本的赤化,保持纯粹的日本精神,称为”皇道派”这一派除了一意对苏俄以外,反对进兵中国或者其他东南亚地区。

    “二二六事变”皇道派全部垮台;统制派大为得势,因而逐渐形成”七七事变”演变为大规模的入侵中国。但在”八一三”以后,大藏省首先表示,军费负担极重;其他阁员亦深感不安。因而统制派中,对于中国战局,分裂为”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扩大派以陆相杉山元为首,其他巨头包括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大致皆为陆军省方面的要员。

    不扩大派集中在参谋本部。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两要角,板坦征四郎与石原莞尔,根本就反对在中国发动事变;这因为板垣与石原,对中国的了解,毕竟比较深刻的缘故。

    还有一件事非常不利于板垣的是,昭和天皇对板垣的印象很坏,在”帷幄上奏”时,常常给他软钉子碰;而平治内阁垮台,提出总辞时,昭和更面责陆相板垣不合作。因此,当阿部受命继平治组阁,面降敕命所作的训辞、竟一反常例,直接指定陆相的人选。

    从”二二六”事件以来,昭和在历任首相受命之顷,照例有3点指示:第一、尊重宪法;第二、对国际联盟不得过分引起无谓的摩擦;第三、对财政、经济方面,力求稳定。这一次对阿部的训辞,除去这照例的三条以外,另有很具体的3条:第一、对英、美必须协调;第二、指定陆军大臣,无论”三长官”如何决定,在梅津美治郎及畑俊六等两人中,选定一人;第三,内务与司法,有关国内治安,人选须特别注意。

    原来陆军大臣现役制,本是明治时代确定的;到了大正12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才扩大为预备役的将官,亦可担任;等于许可非军人出任陆军大臣,为一种倾向于民主政治的有力表现,所以是极可珍贵的改革。虽然,从山本权兵卫以后,从未出现过预备役的陆军大臣,但陆军大臣的选择,首相自保有全权。及至”二二六”事变以后,陆军大臣现役制复活;陆军大臣即非内阁现役”三长官”推荐不可。所谓现役”三长官”是陆军大臣、教育总监、参谋总长。

    昭和指示阿部、不顾”三长官”的决定;这在现役陆军大将的阿部信行,是件很难的事。岂不得已跟板垣去商量;板垣心里明白,这是昭和天皇对他及陆军非常不满的表示;如果仍旧高唱”为国家而违背圣意为不得已之举”的论调,势必与皇室及重臣发生极严重的冲突。因此,他表示谅解,打消原想推荐矶谷廉介的决定,同意以畑俊六为陆军大臣。

    转任参谋总长的板垣,直接掌握陆军,在行动上获得更多的方便;同时由于汪精卫组府的工作,在周佛海积极推动之下,雏形已具,一旦成立,势必成为”桐工作”的一个障碍,所以今井武夫受命应克服一切困难,建立与重庆谈判和平的直接通路。”桐工作”的成员,心情焦灼,对”敌情”不能出以冷静理智的判断,自不免受愚了。

    当铃木卓尔提出对方人选的要求时,戴笠的代表特别按照铃木的条件,开了一张名单;今井选中的一个是在西南运输工作方面,负部分重要责任的舒先生;此人年纪还轻,家世显赫。今井选中他的原因是,他的家族在国民政府中极有地位,而且颇为蒋委员长所重视;纯粹作为一个”密使”来看,舒先生是很理想的人选。

    可是,舒先生从未跟日本人交往过,所以没有一个日本人认识舒先生。即使在中国,由于舒先生交游的圈子不广,也从没有照片在报上发表过;所以也绝少有人识得他的真面目。这一来,跟铃木卓尔及今井武夫见面的,就不一定非舒先生不可。

    但是,舒先生与日本军部代表秘密接触的消息,如果为西方的情报人员所知,对国家将有不利的影响。因为美国和英国是支持中国抗战的;而且日德意已缔结了军事同盟,德苏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方始进攻波兰,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与日本虽都宣布,对欧战采取中立的立场,但谁都知道,日本倾向德国、美国支持英法。如果日本能自中国战场这个泥淖中拔出腿去,等于德国增加了极大的援助,直接对英法,间接对美国,都将形成严重的威胁。这一来国民政府与美国、英国合作的诚意,受到怀疑,在谈判中的贷款,能否成功,大成问题。

    因此,舒先生还是以不出面为宜;但已经允许了日本方面,未便出尔反尔。经过周密的研判,决定运用孙子兵法中”兵不厌诈”的原则,走一步是一步。

    原来是说明白的,舒先生出面是使用化名。所以找了一个姓郑的工作同志,使用郑士杰的化名,跟铃木卓尔见面;这是一个试探,要看日本方面认不认识舒先生,如果不认识,那末对舒先生的一切又了解多少?

    在特定的地点见了面,透过翻译的介绍,铃木卓尔很热烈地跟郑士杰握了手,也很客气地道了仰慕,然后谈入正题。

    “今井武夫大佐,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今天不能跟郑先生见面;我还没有资格跟郑先生谈到停战的实质问题,只是第一、希望了解贵方的意愿;第二、约定郑先生跟今井武夫大佐见面的日期。”

    “今井大佐什么时候可以到香港来?”郑士杰用广东话说;同时很注意铃木所带来的翻译,一个懂粤语的姓杨的上海人。

    杨翻译没有任何怀疑的表情,郑士杰心里有数了,对方对舒先生一无所知。舒先生长在上海,除了上海话和英语外,一句广东话都不懂。杨翻译连一点都不知道;铃木的语气,亦很显然地,还认他就是舒先生,这样,自然应该照预定的步骤进行。

    预定的步骤是,如果对方觉察到他并非舒先生;郑士杰便即声明他是舒先生的代表;倘或毫无所觉,不妨冒充舒先生到底。

    “今天是1月6日,一个月以后如何?”铃木问说。

    “那就是2月6日。我想,原则可以同意。但如贵方并无谈判的诚意,2月6日见面亦是无益的。”

    “舒先生误会了!如果我们没有谋取和平的诚意,根本就不必跟舒先生见面。”

    “话是这么说,但贵方的行动,告诉我们必须小心。”

    “舒先生认为我们什么行动,显示了缺乏谈判的诚意?”

    “你们不是积极在扶植汪精卫吗?”

    “扶植汪精卫,目的亦是为了谋取全面和平。”铃木卓尔答说:“我们也想到贵方一定会对此有所怀疑,但是我可以负责告诉舒先生,汪精卫即使组织了政权,绝不会成为日本与中国谈判全面和平的障碍。这一点,必要的时候,可以请汪精卫发布声明。”略停一下,铃木又说:“而且据我知道,汪精卫的政权,能不能出现,还颇成疑问。”

    对这一点郑士杰当然非常注意,但不便形诸表面,只淡淡地说:“青岛会议,不是已经开了吗?”

    “是的。青岛会议正在开,会议主题,就是决定维新政府及华北临时政府未来的地位。不过——”铃木迟疑了一会,方又说道:“有一个消息,尚未证实,不妨提供舒先生作参考;青岛会议结束以后,周佛海将飞日本,讨论全面和平的问题;这就是说,贵方如果愿意合作谈和,只要有切实的保证,我们可以让汪精卫停止组织政权的工作。”

    “喔!”郑士杰问道:“所谓切实的保证是什么?”

    “譬如请蒋委员长发布声明,愿意照近卫声明调整中日国交。”

    郑士杰本想率直拒绝,但觉得拖延一下也好;于是点点头说:“好!我可以转陈请示。”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给我答复?”

    3天至5天。”

    “那末就折衷定为4天好了。”铃木扳着手指说:“7、8、9、10,1月10日我们再见面。”

    “好!1月10日。”

    “请问,舒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要我带回去的?”

    “有。第一,为了表现贵方的诚意,应该先停止组织意味着对抗国民政府的汪伪政权——。”

    “这一点,”铃木立即接口,”我们刚才已经有结论了。请说第二点。”

    “第二,谈和是由贵方所发动,请把条件开过来。”郑士杰紧接着又说:“近卫声明是不能接受的,如能接受,中日的和平早就实现了。”

    “是的。这句话很透彻。请问还有什么?”

    “初步接触,能在这两点上获致结果,已经很好了。”

    “那末,我答复舒先生,关于我方的条件,希望下一次,也就是1月10日见面时,能够提交贵方。但希望那一天,舒先生同样也有很具体的答复给我。”

    当下在相当融洽的气氛中分手。郑士杰回去报告经过,大家都认为颇有收获;同时根据各种情势研判,认为采取”高姿势”效果将会更好。

    所谓采取”高姿势”不独指坚持强硬的立场,而且也不妨出以傲慢的态度,因为日本军人的性格中,包含着一种变质的武士道精神,吃硬不吃软,叱斥往往比情商来得有效果。

    因此,透过中间人很快地给了铃木答复:近卫声明说不以蒋委员长为对手,是一侮辱;所以日本方面的要求,不但无理,而且无礼。

    如果日本政府能正式发布声明,不承认现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以外的任何伪政权;那末,中国政府将会作出有利的反应。

    这当然是日本军部所办不到的事。本来影佐祯昭策动汪精卫从抗战阵营脱逃,只是利用他来作一个鼓吹和平的喇叭,根本就没有扶植他另组”政权”的打算。但由于周佛海的大肆活动,现在有弄假成真的模样,以致日本军部颇为矛盾,一方面感到在人情上不能不支持汪精卫;一方面又觉得汪精卫的”组府”可以构成对国民政府的威胁,因而在举岂不定的状况中,形成听其自然的情势。

    但由于国民政府对汪精卫”组府”一事,认为是日本有无求和诚意的一个考验,那就不能不稍作抑制;于是今井与影佐密商决定,今井仍按约定日期到香港密晤”舒先生”;而影响佐对汪精卫方面所提出的”还都”的条件,如国旗问题、承认问题,设法拖延不作解决,同时在侧面鼓励汪精卫、周佛海向重庆表达全面和平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高陶事件”明朗化了;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汪、日密约原件,及高、陶关于汪、日勾结的说明,不但对汪系要角,就是对影佐及他的”梅机关”亦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但周佛海却认为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向犬养健说:“高陶发表的文件,对我们非常不利。如今要谈补救之道,只有以行动来证明那些文件之不确。”

    周佛海提出3项行动:第一、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由南京移往别处,表示汪政府并非敌军占领下的傀儡政权;第二、加在国旗上的那条杏黄色飘带取消;第三、日本尽快承认”新政府”

    犬养健表示同意,把握机会劝周佛海到日本去一趟,顺便谈一谈对重庆谈和的问题。于是周佛海征得汪精卫同意后,由犬养健及梅机关的石原少佐陪着,乘飞机秘密抵达福冈;参谋本部接到犬养健的通知,已经派了第八课长臼井大佐在等候了。

    参谋本部向重庆试探和平的负责人是”双井”——今井与臼井;此时今井在上海,所以由臼井接待,在周佛海所下榻的荣屋旅馆,密谈对重庆的工作。

    周佛海表面说得很堂皇,实际上是要劝服日本军部全力支持”汪政权”尽快出现。他的想法是,自己要有一个坚强的据点,才能进一步向国民政府要求全面和平;退一步亦有个”小朝廷”可以自保。

    因此,他一直强调,日本对国民政府求和,不可操之过急,否则,重庆方面将会以为日本目前已陷于非常困难的地位,调子唱得更高,以致欲速则不达。他这番话的用意,无非希望日本军部了解,全面和平决不能在短期内出现,所以不应以向重庆试探谈和而影响了”新政府”的成立。

    可是,臼井并没有受他的影响,日本军部只希望从周佛海口中,了解一个问题;如果将来国民政府以撤消汪政权为谈和的先决条件,汪精卫持何态度。

    “汪先生一直抱着苟利于国,生死以之的基本态度,将来新政府一定不会成为实现全面和平的障碍。”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臼井表示满意;”那末,周先生你呢?”他又问:“现在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实际上是你在推动;所以你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

    “新政府成立以后,跟国民政府决非处于对立的地位。我不存见谅于蒋先生的心;尤不存见用于蒋先生的心。为和平而来,当然为和平而去,将来和议告成,我要摆脱一切,做一个平民。”

    臼井不了解周佛海是想过一手创一个”政权”的瘾,只觉得他很矛盾;既然如此淡泊,何以目前对组织新政府,又表现得那样热中?不过,就算他言不由衷也不要紧;一旦跟国民政府谈和谈成了,就拿他今天的话,逼他下场,他想恋栈也不行!

    这样一想,臼井觉得此行的任务已经完全达成,欣然辞去,当天就回东京,草拟向国民政府提出的和平条件。

    周佛海只看出日本军部求和之心甚亟,却不知道”两井”在香港的活动;觉得此行仅仅只跟参谋本部主管”联合情报”的第八课长见一次面,除了申述自己的立场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是件相当泄气的事。

    但臼井却不同,兴匆匆地,紧接在周佛海之后,到了上海,与今井会齐,由铃木陪着,秘密到达香港,今井要求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提供一项协助,在不使对方知道的情况下,摄得舒先生的照片。他们的总领事一口答应,决无问题。

    到得见面时,双方都是3个人;中国方面除了”舒先生”还有两个人,一个姓张,是外交官;一个姓程,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副官,张、程二人都精日语,就不必另带翻译了。

    “我们带来了条件。”今井说道:“由这3个条件中,充分表现了日本希望与中国旗等提携的诚意,第一个是关于撤兵问题。扬子江以南,立刻可以撤兵;稍后是华北。”

    “你看怎样?”“舒先生”问姓张的外交官——外交部专员。

    “满洲怎么样?”张专员径自用日语发问。

    “满洲国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今井答说:“第二个条件是,国民政府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舒先生”经由张专员的翻译以后,断然决然地答说。

    “关于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不过旧事重提而已。当贵方蒋作宾先生担任驻日公使时,与近卫公爵商谈调整中日邦交时,贵方对满洲国问题,曾有过口头的承诺。经过的情形,我还记得——”

    据今井说,1933年暮春,近卫公爵住在镰仓新建的别墅中时,正好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亦因高血压在那里静养;有一天蒋作宾带着他的秘书丁绍仞去拜访近卫——丁绍仞是近卫在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

    从这次友谊性的拜访以后,蒋作宾与近卫大约每个月会晤一次;谈到中日邦交问题,两人的意见渐渐接近,认为日本军部想以武力征服中国,是对中国毫无认识的梦想。

    1935年夏天,中日两国决定将公使升格为大使;蒋作宾即于此时回国,专程晋谒驻节成都、亲自指挥剿共军事的蒋委员长,将在日本与近卫及其他在野各派如头山满、秋山定辅等人恳谈所获得的结论,细细陈述。同时提出他所拟促进中日和平的具体方案。

    蒋委员长听取了外交部门的意见,经过慎重的考虑,批准了蒋作宾的方案,于是仍派丁绍仞携回日本,转交已移居轻井泽的近卫。

    这方案的主要内容,共为4点:第一、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第二、中日关系于平等基础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与东三省有关者暂时除外。同时停止自以为优越的宣传;中国停止排日教育。第三、以平等互惠原则,展开经济提携。第四、在经济提携的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

    今井追述到此,作了补充说明:“当时缔结军事协定,即是为了共同防共;如果能到达这个阶段的合作,蒋委员长曾表示准备亲自访日,与我们的军事当局商谈。至于所谓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即是事实上的承认。”

    “不然,这是作为一个悬案”张专员又说:“而且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形势根本不同。”

    “舒先生”仿佛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便故意问道:“我想请今井大佐告诉我,近卫公爵接到这个方案以后,如何处置?”

    这一问,击中了今井,也是日本陆军的要害。原来当时谈判之无结果,责任全在军部,近卫与广田外相都愿本此条件,努力进行,但军部坚持,必须中国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因而使得丁绍仞黯然而归。但临行时与近卫约定,如果日本方面有意重新进行和平谈判,请近卫派密使联络,而且决定了密使的人选,年轻的是宫崎龙之介,年长一辈的是秋山定辅,都是与中国革命有深厚渊源的朋友。

    这些情形,今井当然明了;他不便认错,但更无法强辩不错,只说:“当初是失去了中日和平的机会;希望这种珍贵的机会,不要再从我们手中失去。”

    “我们要检讨这种机会失去的原因,以及责任问题。”张专员追询丁绍仞与近卫的约定,复又提出质问:“七七事变发生后,近卫首相认为除了能与蒋委员长促膝深谈以外,别无防止事件扩大的办法。这时想起有两个密使可派,于是征得杉山陆相同意后,派宫崎龙之介到南京联络。结果如何?”

    结果是宫崎在神户上船时,为宪兵所扣押;秋山亦在东京寓所被捕,两人的罪名是”间谍嫌疑”几经交涉,只说同意释放,却不履行;根本上近卫与杉山商量,便是与虎谋皮,杉山元在”七七事变”是扩大派,表面尊重近卫首相的地位,暗中是绝不容宫崎去作他的密使的。

    今井对其中的曲折原委,完全明了,可是这时候,他除了抵赖,更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这回事!”他说:“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只是传闻而已。”

    “舒先生”正好抓住他这句话——原抱着虚与委蛇的态度,但决裂必须有理由;而又要避免彻底决裂,以便利用对方来干扰汪政权的成立。现在是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了,”这样铁证如山,而且可以向近卫首相求证的事,你居然说只是传闻!”他指着今井说:“你根本没有诚意。”

    这一指责很厉害。谈判决裂如果由于条件谈不拢,今井无过失可言;倘因他的态度言词不当而决裂,便须负谈判失败的责任。这一点对他个人的前途很有关系;同办一事的臼井,办受连累,所以他觉得有为今井解释辩护的必要。

    “今井大佐的话,只是假设之词;就情理的推断,似乎杉山元大将不致对近卫公爵口是心非。”臼井紧接着说:“过去当然犯了错误,才有今天的局面;我们的基本态度,就是弥补过去的错误,寻求挽救和平的道路。这一点,衷诚希望贵方同意。”

    “是的。我们完全同意这个原则。但因过去贵方缺乏诚意,才会造成今天的结果;所以要谈弥补错误,首先要显示确实的诚意。现在,你们的军部,一方面派影佐祯昭大佐拊植汪精卫;一方面请你们两位来试探和平,自以为是左右逢源的手法,而适足以表现其为毫无诚意。”“舒先生”略停一下说:

    “我说得很率直,请原谅。”

    今井无辞以对,只表示将尽力阻挠汪政权的成立;不过他也很委婉地解说,汪精卫是响应近卫声明,并且是日本军部设法接他离开重庆的,如今在道义上不便公然阻止他的行动,只能侧面掣肘,希望汪精卫能知难而退。

    “舒先生”与张专员所接到的命令,亦只是利用”双井”对汪精卫发生牵制的作用。如今今井的态度,恰符目标;所以”舒先生”亦表现了很诚恳的反应,说他将要专程回重庆,转达日本的条件;有了结果,会通知今井,约期再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