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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月，涉过一场深深的雨水，祖父与他的农具一起，在故乡的麦地里复活。
——题记
镰刀
自从跟随祖父，那把紫色把手的镰刀便有了祖父的情感和体温。
到了麦收季节，祖父就把镰刀掖在后腰上，倒背着手与乡亲们一起上坡。中等身材、方正面庞、走起路来铿锵有力的祖父是个标准的农人，看到他，你便会感到踏实。
麦地里，半蹲着一群真正的农夫。祖父与比他年轻几十岁的青年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开始赛跑。那把镰刀目光锐利，像祖父一样不肯服输。此刻，田野里一片寂静，连虫子也不敢大声说话，乡亲们把咳嗽声咽回肚子里，只有麦子与镰刀的亲吻声“唰唰”地响着。麦子小小的尸体满足地倒在镰刀的怀里。
祖父左右开弓，一路领先冲在前面。身后躺下的麦子像群可爱的小天使，用幸福的脸庞迎接着祖父回头的目光。
歇息了，祖父用布鞋底为镰刀擦一把脸，然后用大拇指的指甲盖试试镰刀的牙口是否钝了。
回到家，我看到了祖父磨镰的镜头。祖父半蹲在地上，面前放着一块六七斤重的青色磨刀石。祖父用手从脸盆里抓起一把水，均匀地撩到磨刀石上，然后撅起屁股，双手握住镰刀的刀尖和把手，在磨刀石上来回搓动。我一直认定，祖父那端庄认真的姿态，就是雕塑大师罗丹刻刀下的思想者！
经过几分钟的磨砺和切磋，镰刀被磨刀石注入了新的激情，重新掖在祖父的后腰上，去聆听和收获另一场麦地的演唱。
榔头
榔头是一种农具。把手是一根长长的木杆，头是一块半尺多长的硬木头。两块木头组成一种丁字形农具——榔头。像个家庭成员，每家每户都备有这种农具，祖父也不例外。
我仔细观察过祖父的榔头。榔头上有一个深深的缺口和无数个凹陷的麻点。那是被生活的牙齿咬噬的见证。
祖父扛起榔头，来到一块新耕作的田野里。像一个探索地雷的工兵，祖父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块块明摆的、暗藏的坷垃，在祖父榔头的敲击下碎成细沫。任何坚硬、顽固的坷垃，到了祖父的榔头底下，都会服服帖帖。
闪着优美的弧线，祖父把榔头高高举过头顶，然后又重重地落下。这个简单的动作，祖父一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祖父不知疲倦，祖父不怕重复。祖父说，砸坷垃是为庄稼整理床铺。整理不好，庄稼就睡不舒服，就喊疼，就不生孩子。
很多次，我冒充农夫，跟在祖父身后，举着一个榔头，有气无力地砸着坷垃。坷垃仿佛欺负我这个年轻的陌生人，与我的榔头周旋着，不肯就范。
祖父跑过来，对我指点。祖父接过我手中的榔头，瞅准面前那块梗着脖子的硬坷垃，拼却全身的力气，只听“扑通”一声，坷垃四面开花。祖父笑了：“你再试试。要准、要狠。”
我再次举起榔头时，已经变得信心十足，仿佛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出色的农夫。
我好想对祖父说——爷爷，你是我的师傅！
小镐子
在祖父门楼的东墙壁上，挂着一把冷静的小镐子。你别看平时小镐子是清闲的，那是在养精蓄锐。
到了秋季，玉米、高粱被蝈蝈的叫声催熟的时候，小镐子就跳跃起来。祖父会把小镐子从墙上取下来，用一块干净的抹布擦净小镐子身上的灰尘，再拣起一块破碗的碎片，细心地除去小镐子脸上的锈斑。祖父扎紧裤腿，提着小镐子，向田野走去。
田野里，高粱、玉米这些大骨节的男人，在秋风中吹出一种好听的旋律。那是欢迎祖父和乡亲们把他们运到场院，接受脱粒机、木锨和阳光的检验。
劳作开始。左手牢牢抓住高粱的身子，右手举起小镐子。祖父弓着腰，只穿一件单褂。只听“咔嚓”一声，大个子的高粱应声倒下。年轻的时候，祖父干起这行来游刃有余，砍倒一颗高粱或者玉米，从来不用第二下，只狠狠一下，高粱浓密的触须便被小镐子一口咬断。像一位月夜神出鬼没的大侠，小镐子在田野里使尽了威风，从不拖泥带水。
只有一次，那是祖父去世前的那个秋天，祖父的腿里好像爬进了众多的蚂蚁，疼痛难忍。但祖父仍是一声不吭，一次次用微笑把这致命的伤遮住。但乡亲们从他的步履看出，他的骨头一定出了毛病。
小镐子跟随祖父最后一次出征。祖父第一次打了败仗。好多高粱棵子，祖父用尽力气，却不肯离开地面。祖父只好用小镐头发起第二次、第三次冲锋。祖父咬紧嘴唇，对小镐子说：“老伙计，看来我真的老了。”说话的时候，祖父的眼里充满了黯淡、沮丧的光。
小镐子一声不吭。回到家里，小镐子就病了，躺在墙上再也没有爬起来。祖父去世后，小镐子被一个收破烂的老汉收走。
锄头
祖父的锄头长着一张洁净的小脸，走起路来干净利落。总是像个熟练工，躲开庄稼，在垄沟里来回穿梭。杂草们无处藏身，纷纷缴械投降。
干完一条垄沟，祖父抹抹额头的汗水，把锄头横放在地头，坐在锄把上，点燃一支旱烟，默默抽着。祖父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云彩。“该下雨了。”祖父焦灼地自语。
捏灭烟头，祖父有了更多的力气。锄头像条游龙，在手中翻飞自如。两行脚印成人字形状，被烙进田野的肌肤里。祖父腰部酸了、腿疼了，把锄杆往地上一戳，直一下腰，算是短暂的休憩。然后，又继续迈着坚定的步子，往前方走着。若是偶尔不小心，锄头碰到了庄稼的根，祖父便会心疼地蹲下来，抚摸庄稼的身子，在心底问一声：“疼不疼？”祖父用泥土把碰伤的庄稼培好，一遍又一遍地赔着不是，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祖父从来不打锄头，就像从来不打自己的孩子。祖父说，孩子摔了跟头，不是孩子的错；锄头走错了路，不是锄头的错。
天长日久，在锄杆的上方，祖父手握的地方，出现了两处手印的吻痕。用手摸上去，好像摸到了锄头匀称的脉搏。
锄头一生离不开泥土，一离开就生锈。就像祖父一生离不开锄头，一离开就浑身不舒坦。祖母说，锄头是祖父的命。祖父走了，锄头的命也就丢了。
扁担
那根扁担，到死才肯离开祖父的肩头。
在农作的间隙，祖父会选择一个太阳尚未出来的清晨，或者夕阳已经入睡的傍晚，抄起他心爱的扁担，还有两只木桶，走向村南的水井。
水井用村窑烧制的青砖砌成。井口用结实的木头构成一个井字型井台。祖父一路上与行人打着招呼，两只木桶像两个饿坏的孩子，发出“吱吱呀呀”的喊声。那根被祖父肩头磨薄磨亮的扁担，上面有着好看的花纹。摸上去光滑、柔韧，已经被生活磨搓的没有一根毛刺。
井口，祖父两只大脚钉子一般钉住井台，像一个技艺高超的艺人一样，用扁担钩住一只木桶，轻轻送往井底。一个漂亮的舀水动作，水“咕哝”着涌进祖父的桶里。祖父双臂用力，胳膊上的血管跳成一道绞紧的绳索，一桶水就这样走出井口。
两桶满满的水，从黝黑的井底来到祖父的肩上，随着祖父稳健的步伐，向堆满柴草的庭院走去。细小的水珠像群淘气的孩子，从水桶里跳出来，手拉着手，跳着欢快的舞蹈，从2里外的井台，一直跳到家里的水缸旁。
就这样一趟又一趟，祖父用几担水把水缸喂饱。“好了。”祖父双手一拍。这个省吃俭用，把两个儿子都供给成大学生的人，像一个得胜回朝的将军，每条皱纹里都蓄满了笑容。
独轮车
一只独轮车“吱吱嘎嘎”地行进在乡村大道上。上面载着沉重的粪土或者庞大的秫秸团。袢绳深深地勒进祖父的肩膀。祖父抿紧厚厚的嘴唇，双脚抓牢大地，一步步向前移动。这时，沉默寡言的祖父显得更加沉默。这个3岁死了娘，跟随继母过日子，却对3个同父异母弟弟胜过一母同生的人，这个继母用苕帚疙瘩追打弟弟，自己扑上去护住弟弟，用身子接住笤帚疙瘩的人，从小就知道了什么叫忍辱负重。从某种意义上说，独轮车推着的是祖父的生活，更是祖父的命运。
63岁那年，祖父终于被独轮车遗弃。这个大儿子做了乡长，小儿子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人，这个到了晚年，左手抱着小孙子，右手牵着三孙子，经常到外村看电影的人，这个临去世前一天还帮着邻居盖房子，把沉重的土坯吃力地举过头顶的人，这个忙碌了一生，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的人，这个被全村人羡慕为以后有享不尽的福的人，却再没能在那片土地上站立起来。
祖父去世后，独轮车竖立在祖父的院落里。孤独、寂寞，渐渐成了虫子和蜘蛛的游乐场。只有祖父那坚毅的身影和“吱吱嘎嘎”的歌声，还顽强地活着，穿过27年的风风雨雨，抵达我的耳畔，在我的心灵里复活。
2006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