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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你的双手
他记住了那个公园的名字。
那个名字伴随着一股来自城市的气味。
那年的秋天，当冯家昌站在“金月季”花园门前的时候，陡然地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雪花膏味。那味儿含在空气里，一飘一飘地打入了他的记忆。这种雪花膏的气味不同寻常，那气味里包含着一种先天的优越感。它香而不腻，淡淡然然，飘一股幽幽雅雅的芝兰之气，很特别。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才知道了这种雪花膏的牌子，它产于上海，名叫“友谊”
站在“友谊”的氛围里，他却有一种身入“雷区”里的感觉，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绷得很紧。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陌生，还有精神上的恐惧。他知道，这是一种“临战状态”他在心里说，这就是战场。
是呀，在临来之前，他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为了不至于露怯，他还专门去买了一份城市交通图，就像研究战场一样，仔细在图上标出了那个公园的位置，但他还是走了一段弯路。城市的道路就像是一张织得很密的网，路口很多，灯柱是一模一样的，路口上的岗亭也是一模一样的，那经经纬纬让人很难分清。他先后倒了三次公共汽车，从3路转9路，而后再换4路，车上熙熙攘攘，人声嘈杂。售票员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像将军一样挺着肚子，傲傲地立在车的前方，见人就呵呵斥斥的，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她家的孩子。报站名时，她的语气十分简略，你几乎听不清是“到了”还是“尿了”致使他稀里糊涂地下错了车不管怎么说，终于还是到了。
“你好。”
这一声“你好”是从他身后发出来的。这一声“你好”带有南方的糯米味，香香的、甜甜的、黏黏的，可听上去却又是一粒儿一粒儿的。那音儿里竟带一点嗲，有分寸的嗲，带一点弹性的跳荡，就像是舌头上挂了一把琴，扑嘟一声，那音儿就跑出来了——自然，是“友谊”牌的。
转过身来，李冬冬就站在他的面前。
说实话，那天晚上他并没看清李冬冬（他没敢细看），他看的仅仅是轮廓，或者说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现在，当李冬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还是有了一点惊讶：她的个子虽然不高，却是一个很精致的小女子呀！她的精致不在于她的小巧，而在于她的气质。气质是什么？那是一句话很难说清的东西，那几乎是一种来自魂魄里的高贵！
是呀，乍一看，她梳的也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剪发。可虽说是剪发，就那么偏偏地一卡，却又很不一样；刘海儿卷卷的，蓬蓬的，带有超凡的情趣和一时让人很难说清的飘逸。那飘逸的秀发里竟也发散着一股淡然的、说不出名堂的香气（当然，也是后来他才知道，那是用了洗发香波，上海产的。那时候，纵然在城市，用洗发香波的人也是很少的）。那张脸小小巧巧，光滑润致，不知怎么的就有了一种盎然的生动。那眼神，那气色，就像是在奶制品里浸泡过似的，油油亮亮，是不含一点杂质的。也许，那闪动的眼波里，在不经意间还会流露出一丝忧郁，可那绝不是“吃饭问题”不是的，而正是那忧郁透出了一种叫做优越的东西。她脸上的笑容也是极有涵养的，那微微的笑意极有分寸地卡在一个“度”上，溢出的是一种叫做韵致的东西。
她也并没有穿什么鲜艳的衣服，她穿的仅仅是普普通通的工作服，甚至是洗得有些发白的工作服，可那工作服一旦穿到了她的身上，就不仅仅是干净，而是洁得纯粹，一下子就显得无比的优雅，腰身都衬得恰到好处。在一般人看来，工作服应是很朴素的，可她的“朴素”里却又含着恰到好处的点缀，就在衣领处，陡然翻出来一层粉红色内衣的小花领，这看似“小狗牙儿”的碎边小花领，却给人以豁然开朗一般的艳丽。她肩上很随意地挎着一个“解放包”（那也是一种时髦），那挎的方式首先就显出了一种使人说不出来的洒脱。她上身虽然穿着工作服，下身的裤子却又是那种质地很好的料子做的，看上去崭崭括括，很挺，穿在身上无比的熨帖。尤其是那条裤线，就像是刀刃一般，一下子绷出了含在底子里的优裕！脚下是一双小巧、带襻的无跟皮鞋，小皮鞋亮亮的，仿佛不是从地上走来似的，竟一尘不染！人虽然立在那里，脚跟却稍稍地踮起了一点，就像是天然的弹簧一样，卓然地挺出了女性特有的鲜活、大方。
冯家昌不愿说“你好”他心里很清楚，用红薯干子喂出来的声音，就是再装“洋”也学不出那种味来。他只有点头，点头是他的战斗方式。于是，冯家昌决定单刀直入，他微微地笑着说：“看来，人还是有差别的。”
李冬冬弹弹地站在那里，昂着头说：“是吗？”
冯家昌说：“一个大兵，也不值得你这样。”
李冬冬站在那里，两眼发亮，身子很自然地扭了一圈，就像是很随意地看了看自己，又说：“是吗？那我该怎样？”
这一个又一个的“是吗”让冯家昌很不习惯，但也有吸引他的地方。真的，这“是吗”有一种他所不熟悉的、别样的韵味。那不是本地“羊”那是有“三点水”的“洋”啊！就这样，站在“金月季”公园的门口，冯家昌突然发现，他将要走入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心里说：锤子！既然来了，我就不怕你。
可冯家昌却笑着说：“一见面，我都有点怕你了。”
李冬冬稍稍侧了一点身子，用调皮的语气说：“是吗？怕我什么？”
冯家昌说：“怕你的‘是吗’。”
于是，李冬冬笑了。
这就像是“杯酒释兵权”又像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冯家昌觉得“主动权”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手里。可他喉咙里却是一刀一刀的，竟然有了血腥味！
秋高气爽，公园里游人很少，菊花的香气在砖铺的甬道上弥漫着，小亭的栏杆旁有少许的男男女女在喃喃地说着什么；一些红色的字迹在绿树丛中隐隐约约地闪现；还有一些孩子，在公园的甬道上跑来跑去地追逐两人就那么并肩走着，开初，还都有些不太自然。就那么走了一会儿，李冬冬突然问：“喜欢读书吗？”
冯家昌“漫不经心”地说：“也看一点。”
李冬冬瞥了他一眼，说：“看一点？”
冯家昌看出了她眼里的轻视。于是，他不失时机地说：“多乎哉，不多也。”
蓦地，李冬冬说：“你喜欢鲁迅？”
冯家昌看了她一眼，说：“说实话？”
李冬冬说：“当然。”
冯家昌说：“一般吧，一般！”
“为什么？”李冬冬一怔。
冯家昌沉吟了片刻，他的头抬起来，望了望天。在这里，天也是陌生的。他觉得这句话极为重要，他怕说错了，一旦说错了，收回来可就难了。终于，他说了三个字：
“太锋利。”
想不到，李冬冬一下子兴奋了！她身子弹弹地跳了一下，扭过身来，直直地看着他，说：“太好了！你有自己的思考。”
冯家昌淡淡地说：“我读书不多，也谈不上什么思考。”
李冬冬说：“我喜欢读书。我离不开书。夜里，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真好。”
冯家昌没有吭声。走着走着，他总是不由得就走得快了，当他意识到的时候，又得赶快稳住步子，慢慢地小步走，这很累人哪。
这时候，李冬冬竟有些天真地说：“还是多读点书吧。红楼梦你看过吗？”
冯家昌说：“没有。”
李冬冬说：“毛主席说，红楼梦至少要看三遍。我看了五遍，真好哎。”
冯家昌说：“我是个军人”
这时，李冬冬马上抢过话头说：“军人也要思考问题呀。你用什么”
冯家昌往下一指，说：“用脚。”
李冬冬愣了一下“吞儿”就笑了，说：“脚吗？！”
冯家昌说：“脚。”
李冬冬笑着说：“真是奇谈怪论哪。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哪！”
冯家昌说：“劳动者都用脚。我脚上扎过十二颗蒺藜，可我照样走路”
李冬冬瞥了他一眼，说：“是吗？这么说，你是一个用‘脚’思想的人了？”
冯家昌笑着说：“因为脑子笨，所以用脚。”
李冬冬说：“看不出，你还挺幽默呢。”
冯家昌说：“当兵的，整天立正、稍息，懂什么‘幽默’。不过是”说着，他突然灵机一动“那好，我就‘幽’你一默？”
李冬冬笑着说：“‘幽’吧。你‘幽’啊？”
冯家昌沉吟片刻，清了清喉咙，轻声背诵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自嫌纱帽小，致使（在这里，他要顿一下，他必须顿一下）见笑，见笑。”
李冬冬两眼睁得极大，她原地转了一圈，先是做了一个极优美的姿势，马上接口说：“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你还说你没看过红楼梦？你坏！”
冯家昌说：“没什么，真的没什么。不过是看了两眼‘注’。”
李冬冬瞪着两只大眼说：“你你喜欢跟人斗气，是吗？”
冯家昌淡淡地说：“我从不跟人斗气。要说斗气，我只跟一个人斗过气。那是连里的一个大个子”接着，他给她讲了“九支步枪”的故事。
李冬冬好奇地问：“胜了？”
冯家昌摇了摇头，说：“败了。”
李冬冬说：“生气吗？”
冯家昌却说：“生气，是生自己的气。”
李冬冬问：“为什么呢？”
冯家昌挠了挠头，说：“好像有一本书上这么说过：你绝不要对失败满不在乎。你一定要对失败生气，生很大的气。但是，好的失败者的标志，是生自己的气，而不是生获胜对手的气。”
李冬冬脱口说：“太棒了！哪本书上说的？”
冯家昌说：“让我想想，好像是尼克松写的吧。”
李冬冬仰起头，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等等！我想起来了。尼克松写的？是不是六次危机？”
冯家昌说：“好像是吧。”
这时，李冬冬肯定地说：“你的记忆力真好。这是一本内部发行的书，不公开，是尼克松当副总统时写的。他说他一生曾遭遇过六次重大危机”
冯家昌接着说：“尼克松说他幼年吃了很多苦。小时候，每天上学前，还要先去卖一车菜当然，在国际上，出身寒门的也不是他一人。法国总统蓬皮杜，曾经是一位中学教师，他初当总统的时候，也是被人看不起的那时候，他第一次登台演讲，是带了稿子的。他走上台子，拿着稿子念了五分钟，在这五分钟时间里，台下一直乱哄哄的，有很多人在下边嘲笑他，但他不理不睬，硬着头皮往下念。五分钟过后，他收起了那页稿纸，此后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小时，一下子就把议员们镇了日本的田中角荣，原是个小木匠，第一次竞选，自己提着糨糊桶上街刷海报希特勒，是他父亲第三个妻子生下的第三个孩子，原是一个在码头上扛大包的，后来他的军衔是奥地利下士；拿破仑”
顿时，李冬冬两眼放光！她像是一下子陷进去了，静静地听他往下说。她好像还没被人这么彻底地征服过，两颊飞上了一片潮色的红晕。在花园里的甬道上，他越走越快，她碎着步子紧紧地跟随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李冬冬停下了步子，喃喃地说：“你坏。你是读了很多书的。你太坏了！”
可冯家昌自己心里清楚，他的“弹药”就快要用完了。他精心地做了准备，他也算是读了一些书的。在军区资料室里，他熬去了许多个夜晚他甚至在军区的大操场上练过‘散步’！他尽了全力，可他的储备就快要用尽了。记得，临出门的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了怯意，无端地生出了一种悲凉。有那么一刻，他心里说，算了，还是不去吧？可是，当他再一次问自己，去吗？回答却是肯定的，他说，去！
冯家昌心里清楚，人是不能全说真话的，但也不能全说假话。要是全说假话，总有露馅的时候，所以你只能是真真假假，有真有假这样才会有可信度。于是，他说：“我确实读书不多。我是乡下人，我也没什么更多的思考，我说的都是实话。按你的说法，我是用‘脚’思想的人，也只有两条腿可用这些，你要认真考虑。”
可李冬冬已经听不进这些话了，她听到的只是两个字：“谦虚”她有些痴迷地站在那里，满怀柔情地望着他，呢喃地说：“就坏，你。”
在公园里漫步，对于冯家昌来说，就像是受刑一样。可他还是认真地“做”下去，做得还算好。在有“景”的地方，比如一棵树，或是一盆开得很好的菊花，李冬冬就会停下来，说：“多好啊！”于是，他就马上说：“我给你照一张。”就让她摆好姿势，给她照上一张相。照相的时候，他就在心里一次次地背诵那些步骤：焦距多少，光圈多少中午，他们又一块在公园的“水上餐厅”吃了饭。餐馆里人不多，有一排一排的车厢座。吃饭也很累，那是要吃“斯文”的当他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冯家昌曾借机上了一趟厕所，在厕所里，他一边尿，一边大声地骂了一句家乡话：“他娘那狗娃蛋！”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整个公园沉浸在一种软金色的氛围里，秋叶在橘色的落日下显得十分安静，公园里的游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时候的冯家昌已是非常非常累了，他就像是捧着一个“火炭”很文化的“火炭”！他小心翼翼，高度紧张，说话必须是“一笔一笔”的，走路必须是“散散漫漫”的，真累人呀！主要是陪得心累，可他仍然坚忍地撑持着这时，两人不由地走到了公园深处的一个木制靠椅的旁边，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游人了。李冬冬先是大大方方地在那木制靠椅上坐了下来，而后又跟他招了招手。冯家昌踌躇了片刻，终于还是坐下来了。李冬冬的两只大眼忽闪忽闪地望着他，突然说：“亲亲我，好吗？”
这是一个信号，可以说是将要成功的信号，面对城市，他即将成为一个“占领者”冯家昌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烧起来了。他的心顿时烧成了一个“日！日”的“卵子”他在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狗日的虫！可他的理智却制止了他。他有点生硬地站起身来，架着两只膀子，远远的，像蜻蜓点水似的，轻轻地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只一下。
然而，就在这时，不知怎的，身后突然有人用枪对着他说：“不许动，举起手来！”
当冯家昌转过身来，看到的却是一个孩子。那孩子有六七岁，不知怎的就蹿到了木制靠椅的后边，手里端着一支玩具冲锋枪冯家昌自然没有举手，可他清楚，在枪口对准他的一刹那间，他的心举手了。
是呀，他的确是投诚来了，他正在向“城市”投诚。
你喜欢这个火柴匣子吗？
那个有可能成为岳父的人，自始至终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喜欢这个火柴匣子吗？”
当时，他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他知道，这句话是有意思的。
那是又一个星期天，冯家昌应约来到了李冬冬的家。头一天，李冬冬在电话里说：“我妈妈说，她想见你”于是，他就知道了，这次见面是具有“盘查”意味的。
“盘查”是由两个女人进行的。头一个自然是李冬冬的母亲，她叫林卫兰，是一家大医院的大夫。第二个是周主任的妻子，也是李冬冬的姨妈，她叫林卫竹，是省委机关里的干部。她们虽然是一母同胞，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林卫兰是个身材修长、干干瘦瘦的中年女人，人显得干一些，也冷一些，好像三尺以外都可以闻到樟脑的气味，就是那种“卫生”得让人害怕的气味！林卫竹比她姐姐略矮一些，却显得丰满窈窕，也显得生动滋润一些。一看就是那种喜欢张罗、充满热情的女人。但是，她的热心里总含有一种施舍的意味，是居高临下的。可以说，她们全都是居高临下的，那目光就像是扎在你心上的一根针！
在审视的目光下，冯家昌突然有一种被人剥光了的感觉。是呀，每一个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人都是裸体的，那是一种心理上的“裸体”在这里，日子成了一种演出，你首先要包装的，是你的脸。“武装”这个词儿，用在脸上是最合适的，你必须把脸“武装”起来，然后才能行路。
林卫兰问话的方式具有很强的跳跃性。她是医生，她的话就像是一只多头的听诊器，这里敲一下，那里敲一下，敲得你很难受，可又叫你说不出什么来。
林卫兰说：“小冯，听说你家乡的豆腐很好吃。是卤水点的吧？”
冯家昌回答说：“是。是水磨磨的，再用卤水去点。”
林卫兰说：“我也去过乡下，有的就用脏水”
冯家昌说：“磨豆腐不能用脏水，连河水都不用，用的都是井水。要是用河水，豆腐就‘苦’了。”
林卫兰说：“是嘛？！你磨过豆腐？”
冯家昌说：“没有。我们村有一个磨豆腐的，两口子磨豆腐。他的女人出来卖，我们都叫她豆腐家”
林卫竹笑着说：“是‘豆腐西施’吧？”
冯家昌仍坚持说：“豆腐家。”
林卫兰接着说：“噢。听说你高中毕业？”
冯家昌说：“高中肄业。”
林卫兰说：“家里供养你挺不容易的”
冯家昌说：“是不容易。”
林卫兰说：“家里弟兄多吗？”
冯家昌说：“多。”
林卫兰突然就沉默了，那沉默像凉水一样，一下子浇在了冯家昌的心上！
这时候，林卫竹插话了，她插话说：“虽说家在农村，听老周说，他们那批兵是‘特招’的。”在话里，林卫竹特意强调了“特招”二字。
林卫兰接着说：“农村也没什么，农村孩子朴实。只是”
“只是”什么呢？她没有说。冯家昌就直直地坐在那里，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就这么问着，问着，他心里就出“汗”了，心里有很多“汗”可他忍着，忍得很好。
接下去，林卫兰和风细雨地说：“小冯，你能给我讲讲你的童年吗？”
冯家昌沉默了一会儿，而后抬起眼来，他仿佛一下子就看见了“童年”他知道，这“童年”是他的“营养钵”这“童年”一直跟着他呢！于是，他暗暗地吸了一口气，直言不讳地说：“我家里很穷。六岁的时候，我吃过桐花，吃过槐花，吃过榆钱儿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东西是一只小木碗，那木碗是父亲用手工做的。父亲说，你要有自己的碗。我记住了他的话，要有自己的碗。九岁的时候，我的作业本全是烟盒纸做的。那时候，我的愿望是能有一张全白的纸，那纸五分钱一张，可我买不起有一次，村里代销点的人告诉我，你要是能跑过那条狗，我就给你一张纸。等我跑过那条狗的时候，他却不给了。于是，我记住了一个道理：人是不能与狗赛跑的，人绝不能与狗赛跑。后来，那代销点的人见我再也不去了，就站在门口叫住我说，你来，我给你一张纸。我笑了，我说，你家的门台太高了。十二岁的时候，我就不缺纸了，我学会了扎蝈蝈笼子，我用蝈蝈笼子跟人换纸在十六岁以前，我几乎没有穿过鞋那时，我对自己说，会有鞋的。”就这么说着说着，他的心突然疼了。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很疼！
两个中年女人默默地望着他，有那么一刻，她们似乎被他打动了，是被他的“交心”所打动。那目光里竟有了些温柔林卫竹默默地、似乎是用赞许的口吻说：“人还是要有一点志气的。”
可是，就在这时，林卫兰竟然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她脱口说：“你有脚气吗？”
这句话问得太突兀，冯家昌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他只是愣愣地坐在那里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响着，那响声有些重。
此刻，林卫竹说话了，林卫竹有些不高兴地说：“他们都是跟着首长的。”
林卫兰的脸突然有些红，也不知为什么就红了
片刻，冯家昌抬起头来，很平静地说：“没有。我没有脚气。”
大约，连林卫兰自己也没有料到她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就连着“噢”了两声，说：“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
这时候，刚好李冬冬端着一盘水果进来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那盘水果放在了茶几上，就弹弹地走出去了。
此刻，林卫兰看了他一眼，像是要弥补什么，就说：“小冯，吃点水果吧。”
冯家昌想，这应该是个机会了，应该是的。于是，冯家昌毫不犹豫地从水果盘里拿起了一个苹果，而后，他又拿起削苹果的刀子，旁若无人地削起苹果来就在他削苹果的时候，林卫兰一直注视着他的手，那目光是很烫人的！
冯家昌削苹果的技术是跟侯秘书学的。他很熟练地转着那把刀子，直到把一个苹果完全削好，那苹果皮仍然很完整地包罩在苹果上（就这点技术，他还是在食堂里的土豆上练出来的）削好了苹果，他微微地欠起身，本着“先客后主”的原则（这也是跟“小佛脸儿”学的），把那只苹果递给了坐在他斜对面的林卫竹，在他递苹果时，那绞龙一样的苹果皮才无声地落在了他的另一只手上！他拿好了声音的调子，说：“阿姨，你吃。”
林卫竹满意地点了点头，很高兴。也很优雅地把那只削好的苹果接了过来，再一次说：“他们都是跟着首长的。”
这时候，他又拿起了一只苹果，以极快的速度把苹果削好，仍是微微欠身，又递给了坐在对面的林卫兰。那苹果皮以非常雅致的速度落在了他的另一只手里他说：“伯母，你吃。”
林卫兰微微点头，客气地说：“谢谢。”接着，他又说：“小冯，你也吃啊。”
冯家昌笑着摇了摇头，却站起身来，到厨房里洗手去了洗手，在这里是一定要“洗手”的，那就像洗心一样！
等他返回来的时候，见两个女人正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苹果，吃得很斯文她们在吃苹果的同时，正相互悄悄地交换着眼神。他佯装不觉，可他看出来了，在眼波与眼波之间，正流动着一种东西过了一会儿，林卫兰终于说：“冬冬这孩子有些任性。你们也都年轻，就先接触接触吧。”
“接触接触”这又是一个信号，它说明什么呢？
没容冯家昌多想，李冬冬又闪身进来了。这一次，她是来解围的。她大大方方地说：“‘审查’该结束了吧？小冯，你出来一下。”就这么说着，她上前牵住他的手，一把把他拽了出来。
就这样，他被她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里，见到了那个有可能成为岳父的人。
这个人周围堆满了药。那些药散散乱乱地放在他的四周：桌上、柜上、几上、黑色的皮制沙发上，全是药。他寡寡、恹恹地坐在一张藤椅上，两眼望着窗外，就像是一个沉默的、被人惯坏了的大孩子。
这时，李冬冬松了手，轻手轻脚地走上前去，对那个坐在藤椅里的人说：“爸，小冯看你来了。”
那个男人仍然没有说话。他就那么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他梳着整整齐齐的“大背头”身上也透着整整齐齐的冷漠可是，冯家昌仍然礼貌地对着那个男人敬了个礼。他笔直地站在那里，对着那个男人的脊背行了一个军礼那人的脊背很宽，那脊背上像是长着一双很特别的“眼睛”
这时候，李冬冬回到了他的身边，小声说：“你别介意。我爸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么说着，她的声音又低了一些，几乎耳语般地对他说：“他就快要‘解放’了，他正在等待‘解放’”
不知怎的“解放”这个词一下子就打动了他。他觉得此刻他们的心情是那样的一致，同样有一种无助感。真的，那人就像是一个孩子，一个没有娘、患了病的孩子，他的无助感是从骨子眼里冒出来的。他坐着，可他的灵魂在颤抖！虽然，他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他们的痛苦不在一个档量上，但他们都是有渴望的人哪。“解放”！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词啊，可以说是精神领域的大词。然而，他很清楚，这个词，只有在“占领”了什么之后，才可以获得的
只是到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将成为岳父的人，他叫李慎言，是个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通晓三国外语，后来回国参加革命，曾当过一个市的市长，很有些背景呢也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明白，一个前呼后拥的人，一个长时间活在“集体”中的人，一旦落了“单”那真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这个叫李慎言的人，自始至终没有参加对他的“盘查”他就这么一直无声地在房间里坐着，如果不是李冬冬把他领进了书房，他甚至不知道屋子里还会有这么一个人。可是，他还是说话了。他坐在那里，两眼望着窗外，突然说：
“你喜欢这个火柴匣子吗？”
他不明白。顺眼望去，窗外是一排一排的楼房，带有小阳台的楼房。据说，这楼房还是苏联专家设计的
就是这时，林卫兰走进来了，她手里端着一杯水，默默地说：“你该吃药了。”
可是，这个等待“解放”的人仍是坐着不动，直到林卫兰把药片和水递到了他的手里，他仍然像木雕一样坐着。
后来，有人敲门了，说是送煤的。冯家昌二话不说，袖子一挽，就下去搬煤了。那时候，纵是城里住楼的人家，烧的也是煤，蜂窝煤，机器打出来的，已算“先进”李冬冬家住的是三楼，就一趟一趟地往上搬等搬完的时候，李冬冬对她母亲说：“这次送的煤，最好，没有一块烂的。”
林卫兰却说：“那要烧一烧才知道。”
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李冬冬送了他很远。华灯初上，自行车像河流一样在马路上涌动，间或有公共汽车鸣着喇叭开过来。灯光照在路上，两人一长一短地走着，默默地。终于，李冬冬说：“今天，你嘴上像是挂了一把锁。”冯家昌笑了笑，没有吭声。李冬冬说：“她们都跟你谈些什么？”冯家昌说：“谁们？”李冬冬说：“她们。”冯家昌说：“也没谈什么，挺文化的。”李冬冬笑了。冯家昌说：“你妈的眼很卫生啊。”李冬冬不高兴地说：“什么意思？”冯家昌说：“——有透视功能，很厉害呀。”李冬冬说：“是吗？”冯家昌说：“你妈妈知道我的病。”李冬冬一怔，说：“你有病吗？”冯家昌说：“穷，穷就是一种病。”李冬冬笑了，说：“我妈妈是医生，看谁都像病人。”接着，她又说：“别理她们了，不管她们”
可是，冯家昌却一直默默地想着那句话：“你喜欢这个火柴匣子吗？”
“标尺”死了
冯家昌有了一个“导师”
每次从外边回来“小佛脸儿”总是一脸坏笑，而后就问他：“老弟，插上‘小旗’了吗？”
他也只是笑笑，笑笑而已。于是“小佛脸儿”很认真地说：“你一定要插上‘小旗’！只有插上‘小旗’，她才是你的人。”
插“小旗”这是军事术语。也是军区大院里秘书们开玩笑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只有常看军用地图的人才明白这句话的含意。但它还有另一层意思，这意思是引申出来的，是专对谈恋爱的军人们说的，那叫“插入”阵地，是本质意义上的——“占领”可“小旗”也不是那么好插的。你想，这“小旗”不好插。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冯家昌与李冬冬之间也就这么慢慢地“谈”着。有那么一段，温度眼看着升上去了，升得很快；又有那么一段，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又降下来了。就像是打仗一样，时进时退，进进退退的打起了拉锯战。
有一天“小佛脸儿”在喝了二两酒之后，突然对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一加一等于几？”
冯家昌笑了，说：“我的哥，我这人笨哪，你有话就说吧。”
侯秘书说：“格老子的，我告诉你，在数学上，一加一等于二。在生活里，一加一就不等于二了。”
冯家昌说：“那等于几？”
“小佛脸儿”一脸坏笑，说：“老弟呀，插上‘小旗’你就知道了。”
冯家昌说：“你说，你说。”
“小佛脸儿”两腿一盘，说：“想听？”
冯家昌说：“老哥，你就别卖关子了”
侯秘书说：“你说这人世间有公平吗？”就这么说着，他缓缓地摇了摇头，接着又说：“从来没有。比如，希腊船王的女儿，生下来就是亿万富翁的继承人而有些人，生下来的时候，连裤子都穿不上同样是一个精子与一个卵子的结合，为什么她一生下来，就拥有那么多的财富，有那么多的人为她操心？为什么有人就偏偏生在了穷山沟里？有什么道理吗？没有，我看没有。这就是命运。要想改变命运，有一句话是必须牢记的，这就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你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冯家昌点点头：“你说。”
侯秘书说：“那好，我现在告诉你，一加一等于几。对于某些人来说，一加一至少等于十！”
冯家昌笑了，说：“老哥，你说得也太玄乎了吧？”
“小佛脸儿”说：“一点也不玄乎。你知道刘广灿吗？”
冯家昌说：“不就是刘参谋嘛。才二十九岁，已经是副团了，年轻有为”
这时候“小佛脸儿”突然笑了。他笑着说：“年轻有为不假，但你知道他是怎样当上副团的吗？在咱们这里，这几乎是‘火箭速度’了。”
冯家昌忙说：“有什么背景吗？”
侯秘书说：“当然有背景。你知道么，他正在跟上边一位首长的女儿谈恋爱。这位首长的女儿在本地八六九医院工作。你知道八六九医院吗，就在东郊。问题不在于首长，首长什么话也不会说的。但是，这姑娘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那几乎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她的舅舅是一个省的副省长。她的姑姑，是本地省直机关的厅级干部，她姑姑的丈夫，是某野战部队的一位首长。她的叔叔，在北京某部工作。在咱们这里，有一位首长，我就不说名字了，也曾做过上边那位首长的秘书这些人可能一句话也不会说，可他们说一句是一句。当然，刘参谋的确是年轻有为。他原来也是咱秘书班子里的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背景，谁也不好再用他了，于是就直接提了副团。虽然说，人并不是凭关系的，但有关系和没有关系是大不一样的”“小佛脸儿”这么说着，突然间就沉默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人家刘参谋是如日中天哪！”
冯家昌说：“刘参谋的最大优点是什么？”
“小佛脸儿”笑着说：“又想学习了？”
冯家昌直言不讳地说：“被一个大家闺秀看中，总有他的长处吧？”
“小佛脸儿”说：“他有个绰号，你知道吗？”
冯家昌说：“知道。人家都叫他‘标尺’。一米八的大个，长得帅吗？”
侯秘书说：“此人有三个长处。一是长得帅，二是‘诚恳’。”
冯家昌探身问道：“诚恳？”
侯秘书说：“诚恳。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字，‘诚恳’是无坚不摧的。第三是他有两套语言。”
冯家昌吃惊地问：“两套语言？”
“小佛脸儿”点点头说：“两套。比如说，当你说‘树’的时候，他说‘森林’。当你说‘森林’的时候，他会说‘树’。”可是，就这么说着“小佛脸儿”突然迟疑了一下，眉头上像是凝结着什么疑团，他吞吞吐吐地说：“但是”
冯家昌觉得他话里有话，就问：“但是什么？”
可侯秘书摇了摇头，连声说：“没什么，没什么。”
冯家昌接着说：“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一切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佛脸儿”笑而不答。停了片刻，在冯家昌目光的注视下，他终于还是说了，他说：“实话告诉你，我和刘广灿一屋同住了三年”这么说着“小佛脸儿”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又笑了，待笑过之后，他说：“老弟呀，你也一样，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将要进入的‘背景’，绝不次于那个刘广灿。你一定要插上‘小旗’！”
冯家昌说：“你笑什么？”
侯秘书说：“没事。睡吧。”
然而，一天早上，天还没亮，他们两人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火速赶往八六九医院，去处理一项“事故”什么“事故”不知道。如何处理，也不知道。可命令就是命令，是不容迟疑的。于是，两人在军区值班室要了一部车，火速赶往东郊的八六九医院。
八六九医院是本地最好的一家部队医院，直属总部管辖。这家医院占地七十多亩，绿树环绕，设备精良，有许多医疗器械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这里的管理也很严格，曾多次被评为部队系统的模范医院，可是，它出“事故”了。当他们二人匆匆来到院长室时，只见老院长身上披着一件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垂头丧气地在办公室坐着。待两人说明来意，院长什么也没说，只是吃力地站起身来，说：“走吧，去看看。”
就这样，他们跟着院长来到了病房大楼的门前，那是一道铁制的栅栏门，大门有三米多高，门楣上方是铁制镀铬的红缨枪头。院长指着那铁制的大门说：“他就是从这里翻出去的。按说，是不应该出事的”
侯秘书问：“院长，你说谁？”
院长说：“刘参谋，刘广灿参谋。”
冯家昌接着问：“刘参谋怎么了？”
院长叹了一声，说：“半夜两点钟，他从这里摔下来了。”
两人都吃了一惊！冯家昌脱口说：“那怎么会呢？”刘参谋一米八的大个子，况且，他是军人哪，常在操场上玩单双杠，在杠上翻来跳去，很洒脱的！大门才三米高，就是摔一下，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呀？！
院长看了他一眼，而后伸手一指，默默地说：“他是挂住了，就挂在那里”
两人抬起头来，只见门楣上方的一个枪头上，仍挑着一块草绿色的布条，在风中，那布条在微微地晃动院长说：“就是那儿。”
这时候，侯秘书问：“刘参谋现在怎么样了？”
院长摇摇头，说：“跟我来吧。”
于是，他们跟着院长又来到了一间特护病房。进了病房后，两人立时就呆住了！只见刘参谋身上插满了管子，脸上扣着一个氧气罩，像一堆肉似的陈在那里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心脏监护仪在“嘀、滴、嘀”地响着！在他病床旁边，还坐着一个俏丽的白衣女子。那女子满脸含泪，人像是傻了一样，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出了病房门，侯秘书小声问：“院长，刘参谋”
院长摆了摆手，很沉痛地说：“没有希望了，没有任何希望。他的颈椎断了，腰椎也断了，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只能是个”下边的话，他没有说。
冯家昌紧走了几步，再次跟上院长，小声说：“院长，你说他半夜两点钟，为啥子要翻那扇门呢？”
这么一问，院长突然火了！他甩着满头白发，暴跳如雷，连声吼道：“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们这里难道不应该有制度吗？你能说是制度害了他吗？！他是你们的人，我正要问你呢？！是呀，半夜两点，他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来了？！好了，这下可好了”
两人又一次回到了那间特护病房，期望着能从那位俏丽的女子嘴里得到一点什么，好回去如实地向上级领导汇报。可是，当他们推开门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只有两个字，很冷的两个字：“出去！”
在回去的路上，两人在车上默默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过了好久“小佛脸儿”突然万分感慨地骂了一句：“我操！——”
冯家昌说：“是那个女人吗？”
侯秘书说：“是那道门。”
冯家昌说：“门？”
“门。”侯秘书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过了一会儿，他说“格老子的，我以为还有‘标尺’。可这‘标尺’，说没就没了”
几天后，冯家昌遵照上级首长的指示，专程到刘参谋的家乡去了一趟，把刘参谋的父亲接到了部队。那是一个很偏远的小山村，老人说，儿子自当兵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他脸上的皱纹就像瓦当上的图案一样，很陈旧，很沧桑，也很古老。在车上，他大多时间是蹲着的，他说他蹲习惯了。而后他说：“如今娃子是国家的人了，连支书都亲自上门提亲了”冯家昌听了心里很酸。
后来，就有了一个很残酷的时刻。冯家昌和侯秘书一起陪着老人再一次来到了八六九医院，走进了那间特护病房。开初的时候，老人像傻了一样站在那里，久久不说一句话。过了很久很久之后，他才慢慢地蹲下身来，就那么在床边上蹲着，从腰里拔出烟袋，默默地抽了一阵旱烟。这才摇摇地站起来，探身上前，伸出那布满老茧的手，一点一点地在儿子脸上抚摸着老人喃喃地说：“白了，这娃白了。”
再后，当两人把老人从病房里搀出来的时候，老人喃喃地说：“娃子嘴上有泡，娃子心里渴。”然而，走着走着，老人突然停下来，迟疑着，小心翼翼地问：“侯同志，冯同志，好好的，娃子干啥子要翻那道门呢？”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谁也不说话。没有人能够回答他，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这时，老人又小心翼翼地问：“娃子他还算是国家的人吗？”
侯秘书回道：“算。”
老人说：“只要有口气就算？”
侯秘书说：“只要有口气就算。”
最后，老人叹一声，说：“一个村，就出了这么一个国家的人。”
在八六九医院，他们再也没有见到那个俏丽的女子。有人说，她已经调走了。至于调到了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她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
夜里，两人躺在床上，都默默的。天很热，觉也睡不着，两人就不停地在床上翻“烧饼”片刻“小佛脸儿”突然坐起身来，说：“有句话我想说出来，不说出来我心里难受。多年来，大家都觉得刘参谋是城里人，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乡下人。真的，他在穿戴上是很讲究的，衬衣总是洗得很白，雪白雪白的一米八的大个子，穿着雪白的衬衣，真帅呀！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是乡下人。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和他一个屋住了三年，只有一样他没变：他的屁多。他屁里有一股红薯味。真的，这一点他无法改变，他还没有把乡下的屎屙净呢，就”
冯家昌忽地坐起身来，恶狠狠地骂道：“——我日你妈！”骂了之后，他满脸都是泪水
两人像斗鸡似的互相看着，眼里燃烧着仇恨的火苗过了一会儿，侯秘书也流着泪说：“老弟，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想刘参谋，我想他呀！”
待冯家昌彻底冷静下来后，他才以缓和的语气说：“你说那话，也是个屁。”
“小佛脸儿”说：“啥子话？”
冯家昌说：“‘一加一’到底等于几？等于他妈的——负数！”
“小佛脸儿”说：“你错了。这是个变量。刘参谋是有运无命，有缘无分。他的‘运’可以说是太好了，可他的‘命’又太差了。在偶然与必然之间，只有努力才能导致必然。至于偶然，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些事情，你做了，才会出现可能性，你要是什么也不做，连可能性也没有了。老弟，你听我一句话，‘一加一’的确是可以等于十的。”
冯家昌沉默了一会儿，说：“很残酷啊。”
侯秘书看了他一眼说：“是很残酷。”
谁是俘虏
冯家昌站在廖副参谋长的面前。
老头背着双手，一趟一趟地在他的眼前踱步
在他的记忆里，老头从来没有这样严肃过，他的脸紧绷绷的，头发一丝不乱。这是个好老头，待人非常和气。况且，近六十岁的人了，每天早上，他都带着机关里的参谋、干事、秘书们起来跑步，风雨无阻。当然，老头也有粗暴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早操点名时，徐参谋没有到。老头竟然跑到宿舍里，一脚踢开了徐参谋卧室的门！当时，徐参谋吓坏了，匆忙忙提上裤子，在床边立正站好老头质问说：“为什么不上操？！”徐参谋慌慌张张、结结巴巴地说：“报、报告廖、廖副参谋长，我，我家属来、来了”这时，老头慢慢地转过身去，背着手说：“是吗？”徐参谋说：“是。我家属昨晚来了。”于是，老头摆了摆手，说：“——继续进行。”说完，门一关，大步走出去了。后来，人们一见徐参谋，就跟他开玩笑说：“继续进行！”
老头终于停下来了。老头仍是背着双手，两眼盯视着他，说：“你的转干手续批下来了吗？”
冯家昌绷紧身子，回道：“还没有。”
老头缓缓地点了点头，说：“噢？噢。噢噢。”他一连“噢”了四声，接下去很严肃地说：“我这里出了一点问题。至于什么问题，你不要问，也不要去打听根据组织上的决定，我要下去了。到青泥河农场去蹲点。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跟我下去。二、留下来，重新分配工作。你考虑一下。”
冯家昌怔了一下。他心里打起了“鼓”那“鼓”咚咚响着可是，他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犹豫的，他不敢犹豫。再说了，老头对他不错，他是老头点名要的。那就押一押吧，他必须押一押！于是，他立即回道：“我跟你下去。”
老头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告诉你，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既然下去了，就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回来你不要急于回答，再考虑考虑。”
冯家昌再一次重复说：“我跟你下去。”
老头看着他，脸上突然有了些温情。他很沉重地摆了摆手说：“那好，你去吧。”然而，当冯家昌将要走出去的时候，他又叫住他，说：“下盘棋吧。”两人就坐下来，默默地摆上棋盘，下了一盘棋，下到最后，冯家昌输了。这时候，廖副参谋长点上了一支烟，说：“你输的不是棋，你输的是心理。”
夜里，冯家昌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两眼怔怔地望着屋顶躺在对面床上的“小佛脸儿”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终于说：“你想知道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冯家昌说：“我知道。”“小佛脸儿”又说：“这么说吧，有人在湖里投了一粒石子，波及到了廖副参谋长”冯家昌忍不住问：“是政治问题吗？”在那个年月里，一旦牵涉“政治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小佛脸儿”停了一会儿，才说：“老弟呀，我所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这时候，冯家昌忽地坐了起来，说：“侯哥，你说我去不去？”侯秘书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件事，你可以托一个人问问。”冯家昌说：“托谁？”侯秘书说：“李冬冬。”冯家昌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不，我不求她。”侯秘书说：“那么，还有一个人可以问。”冯家昌说：“谁？”侯秘书说：“周主任。”
第二天，冯家昌一连给周主任送了三次文件。那都是些文字材料，可送可不送的，他也送了。每一次进门，他都是很响亮地打“报告”等屋里传出一声“进来”他才推门进去。为了引起周主任更多的注意，每次进了门，他都是先立正、敬礼后，再呈上文件当他送到第三次的时候，周主任才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说：“有什么事吗？”冯家昌迟疑了一下，说：“没什么事，我要下去了。”这时，周主任“噢”了一声，突然说：“你要是不想去，可以提出来。”没等他回过神儿来，周主任又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有时候，人不要太聪明。”冯家昌听了，脸上火辣辣的！他再没有说什么，敬了一个礼，就默默地退出来了。
就这样，三天后，一辆吉普车把他们送到了三百里外的青泥河农场。青泥河农场原是劳改农场，后来被部队接管，就成了一家部队农场。这地方依山傍水，占地两千七百多亩，有大片大片的茶树和庄稼地。在场长的陪同下，廖副参谋长四处看了看，随口说：“可以钓鱼吗？”场长说：“有一口鱼塘。”廖副参谋长轻轻地吐一口气，说：“很好。”
农场隐没在绿树丛中，是一排一排的小平房。在场长的安排下，就挑了两间干净些的，让他们住下了。安排好住宿后，场长说：“冯秘书，这里经常停电。厂部还有两盏马灯，你来取一下吧。”于是，他就跟着场长来到了场部办公室。进了屋，关上门，场长才小声说：“冯秘书，关于廖副参谋长，我们只是代管。他的安全问题，由你负责。他的情况，也由你如实向上级汇报”冯家昌默默地点了点头，说：“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场长说：“上级指示，也就两句话：不死不跑。别的，就没什么了。”冯家昌听了，心里顿时沉甸甸的，他说：“明白了。”
“不死不跑”这句话一直萦绕在冯家昌的脑海里。这是什么概念？对于冯家昌来说，那是无数个心焦意乱的日日夜夜！
白天还好说，白天里廖副参谋长可以到田野随便走一走，看看天，用手摸一摸茶树，有时候也干些农活。一个“三八式”的老红军，一个副军职的参谋长，一旦卸去那所谓的身份，就跟一个老农民也差不了多少。那是八月，天还很热，老头常常穿着一个大裤衩子，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光着两只脚，蹲在农场的菜园里薅草。农工们不认得他，就说咋称呼？他说廖，姓廖。于是人们就叫他“廖老头”他就和气地笑笑。有时候也去谷场上干些碎活，和那些农工一样，脱得光光的。这时候，要是凑近了看，就会发现在汗水腌着的那身老肉上，在露一层松垂老皱儿的前胸和脊背上，有着一处一处的枣红色伤疤午后，他会跟冯家昌下盘象棋，不管是输是赢，只下三盘。有时就拿上钓竿、马扎，去鱼塘边上钓鱼。老头不吃鱼，钓上一条，扔下去，而后再钓老头大多时间是沉默的。有时候，老头也说一句什么，他说：“鱼很傻呀。”
夜里就不好办了。农场里经常停电，夜又是那样黑每天晚上，蚊子像轰炸机一样来回地俯冲！蚊子很肥，在蚊子嗡嗡叫的季节里，老头睡不好，冯家昌更睡不好。那简直就是些“熬鹰”的日子，每个夜晚，冯家昌的心就像是在油锅里炸一样。老头不睡，他不敢睡，老头睡了，他还不敢睡“不死不跑”那四个字，一直在他的心上扎着！每当夜半时分，老头稍有动静，冯家昌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先是送上尿罐；如果老头不尿，就赶忙拿把扇子给老头打扇、赶蚊子本来，农场里给他们是配了蚊帐的，可是，由于老头总是睡不踏实，常把掖好的蚊帐蹬翻，所以，冯家昌也不敢独享，就干脆把蚊帐撩起来，不用。有很多个夜晚，冯家昌是坐着睡的，他光着脊梁，穿着一个裤衩子，就坐在门口处那有点亮光的地方，手里拿着一本书，去“喂”那嗡嗡乱叫的蚊子！
一天夜里，冯家昌趴在床上打了个盹，可他竟然睡着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是下半夜了。这时候，他陡然吓出了一身冷汗，老头的床上没人了！于是，他赶忙四下去找。场部没有，菜园里没有，鱼塘边也没有冯家昌脑海里“訇”的一下，心里马上跳出了一个恐怖的声音：完了。你的一生在这里就要画上句号了！怎么办呢？要通知场长吗，是不是马上通知场长，发动全场的人去找？！可他心里又说，再找找吧，先不要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慌，再找找看。
就这样，在心乱如麻之中，他又折身来到了谷场上。那是一个巨大的打谷场，远远看去，谷场上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只是兀立着两座圆圆的谷垛。可是，突然之间，在墨色的夜岚里，他看见了一个红红的小火头儿！那火头儿一飘一飘地在谷场上闪烁着开初他还有一点害怕，他以为那是鬼火。可是，当他一步步走上前去的时候，他才看清，谷场西边那黑黑的一团竟然不是树，那是一个石磙，老头就在场西边的那个大石磙上蹲着！老头光着两只脚，哈着个腰儿，看上去就像是个大蛤蟆。他两眼怔怔地望着夜空，正一口一口地抽烟呢。这时候，冯家昌那颗悬着的心才慢慢地落在了肚里，他在离老头三步远的地方立住身子，轻轻地叫了一声：“廖副参谋长。”
很久之后，老头说：“你看那星星，很远哪。”接着，他又说：“人心也远。”
过了一会儿，老头喃喃地说：“十六岁，我从家里跑出来，一晃几十年，也值了”这时，老头咂了咂嘴，又说：“记得，临走的时候，在镇上吃了一顿粉浆面条，很好吃呀。”老头说：“当年，我跟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就是吃了那碗粉浆面条后分手的。原本是要一块走的，他家里临时有事，晚走了两天，说是到西安聚齐。可一到西安，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那会儿，招兵的也多，这里竖牌子，那里竖一个牌子，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走了以后失散多年，通过家人打听才知道，我投的是八路军，他入的是国民党的新七军。那时候，国民党的新六军、新七军，都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吃得也好，这就成了敌人了。再后来，在战场上，他成了我的俘虏当时，他已是团长了，国民党的上校团长。他要求见我一面，请示领导后，就见了。见了面，他说秆儿，我瘦，小名叫麻秆儿，我们也就是两天的差距呀！我说麦头，他的小名叫麦头，有啥话你就说吧。他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说，你说。他说我想吃碗粉浆面条。于是就让炊事班给他做，面条是做了，就是没有粉浆，在战场上，上哪儿找粉浆去？吃了那碗面，他就走了，站起就走，再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在押送他回去的路上，他企图逃跑，被战士当场击毙，子弹打在后脑勺上，成了一盆糨糊了后来我才明白，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想让我放他一马。可我不可能放他，也不敢放他。可他以为我会放他，要不，他不会跑的”老头喃喃地说：“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他家条件好，我们家穷，两人的饭是伙着吃的，他贴我很多我欠他一碗粉浆面条。”
话绵绵的，夜是那样的静，人就像是在梦里一样。久久之后，他又说：“人老了，睡不着，出来坐一坐。你害怕了？”
冯家昌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冯家昌心里说，老爷子，你把我的苦胆都吓出来了！
接着，老头淡淡地说：“放心，我不会死。我不会连累你的。”
听了这话，冯家昌眼湿了，不知怎的，他眼里有了泪。星星很远，星星在天边闪烁，夜凉如水，夜墨似锅。老头就这么一个人孤孤地在石磙上蹲着，那蹲相很像是一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老狗。不知为什么，冯家昌一下子就想起了家乡的狗这是将军啊！
第二天，冯家昌找到了场长，说：“老头心情不好啊。”场长资格老，说起来也算是廖副参谋长的部下，就说：“那怎么办？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情啊！”冯家昌说：“我有办法。不过”场长说：“只要让老头高兴，不出事情，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于是，冯家昌就在场部借了一辆自行车。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先后跑了六十多里路，一路打听着，终于在王井镇上找到了一家卖凉粉浆的。而后，他带着那半桶凉粉浆赶回来，又连夜到四乡里去打听做“粉浆面条”的好手。他一村一村地问，见了女人就问。那些女人说，做是都能做的，但不一定做得好。再问，就有人说，有一个从黑马集嫁过来的女人会做“粉浆面条”做得好。于是就让人找来了那黑马集的女人。那女人看上去清清爽爽的，却是个后走的寡妇，说是她先前的一个男人曾当过土匪，解放时被镇压了一见面，那女人却说：“粉浆面条不好做，那是吃心情的。”听了这话，冯家昌不由得多溜了她一眼，随手掏出两块钱，往桌上一放，说：“我是农场的，你跟我走吧。”不料，那女人看了看桌上的钱，又说：“等等。有浆吗？有黑芝麻吗？有黄豆吗？有芹菜吗？有小麻油吗？你光说让做？”冯家昌说：“有。你跟我走吧。”
到了这一天的中午，冯家昌像往常那样把老人带到了场部食堂。刚坐下不久，廖副参谋长吸了一下鼻子，突然说：“粉浆面条？”
冯家昌说：“粉浆面条。”
于是，老头再没说什么，就一连吃了三碗吃了之后，他说：“行，还行。”
过了两天，冯家昌又骑车叮叮咣咣地到了荷店。他听人说，荷店的煎包在当地是很有名的。那包子是牛肉馅的，在平底锅里用热油煎了，再用干荷叶包上捂一捂，待荷叶吃进了油里，就有了一股清香之气。这地方还有一种配着荷叶煎包的小吃，叫豆沫，是一种糊糊状的汤，那糊糊面是用小石磨拐的，里边搁有磨碎了的花生、香菜、红萝卜丁、豆腐之类，香而不腻，很爽口。冯家昌原本打算买些带回去，又怕一凉就不好吃了。他灵机一动，就问那摆小摊的师傅，问他一天挣多少钱？那卖煎包的师傅说，不多，也就十多块钱的样子。冯家昌从兜里掏出了二十块钱，往摊上一放，说：“跟我走吧。”那摊主本还想讨价，见冯家昌穿着军装，脸“突”地黑下来，立时就有了点“资本主义”的恐慌，再不敢多说什么了。
再一天，中午的时候，老头坐下来时，眼一亮，说：“荷叶包子？！”
冯家昌说：“荷叶包子。”
老头说：“咦，豆沫？！”
冯家昌就说：“豆沫。”
老头用手摸了摸那荷叶，又捧起来闻了闻，而后，他拿起筷子夹起了一只热腾腾的煎包，咬上一口，细细品着；再喝一口盛在碗里的豆沫，小口，品了，再品久久之后，说：“不错，是那个味儿。”
又过了几日，摆在桌上的是吴桥的烧饼。“吴桥烧饼”在方圆百里都是很有名的，那烧饼外焦里酥，入口即碎，麻香可口，且有甜、咸两种；更馋人的是，跟吴桥烧饼相配的是遥镇的胡辣汤，那胡辣汤更是远近有名，有一种极独特的做法，那种辣是叫人悬想不已的当地曾有一种说法，说是吃了吴桥的烧饼，喝了遥镇的胡辣汤，jī巴哩，死也值了！
那一日，老头一口一口地吃着那“吴桥烧饼”喝了遥镇的胡辣汤，长叹一声，说：“很好，很好。”
再后来，隔上不几天，冯家昌准会弄出一些花样来：那或是杨林集的五香狗肉，凡城的“火烧”凡城火烧夹杨林集的狗肉，满口牙香！那或是西川的芥末凉粉，花镇的小烙馍，热烙馍卷凉粉，一热一凉，再就上玉米糁糊糊，美呀！那或是伏儿岗的双黄鸭蛋，那或是秋岭的烧麦，那或是皇村的羊双肠汤，那或是丰县的肉盒，那或是临乡的焦麻兔肉，那或是秤杆刘的“气肚蛤蟆”那或是颍水的“叫花子鸡”那或是小尤的焖饼这都是些做法极为奇特的地方风味，是一个地域一个地域存了心去找才会发现的。
夜里，老头睡不着的时候，就说些三十年前的话那话丝丝缕缕，断断续续，很梦幻呀！冯家昌就很认真地听着，轻易不问。有时候，老头的话很“簸箩”翻来覆去的，很没有“阶级性”只说了那时间、那地点、那气味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