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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淌着血的伤口，被狠狠地抹上了一把盐，丁馥的出现，使得江彦城的心，受到了剧烈的刺激。
肠胃里像翻江倒海一般，他走了几十步，实在支撑不住，扶住了一根电线杆，头朝下一俯“哇”一声，呕吐了。
当胃里的酸水好像也吐净时，他倒感觉清醒了很多，唯有嘴里苦涩涩的，不好受。
神智一恢复镇定，眼睛也能清楚地看到身前的景物了。他为自己莽撞的举动感到羞愧，感到不安了。
回到家，江彦秀一闻到他身上那股酒味，就厌恶地避到另一间屋去了。妈妈以怜悯的目光瞅着他漱口，洗脸，想问什么，又什么也没问。
江彦城吃了一碗开水泡饭，就躲到自己低矮的三层阁楼上，蹬了鞋，仰面朝天躺在溜窄溜窄的单人床上。这是他唯一的“领地”躺在这儿，就是躺到明天晚上，也不会有人来干涉他。
他闭上眼睛，想昏昏沉沉地睡去，把人世间的一切都通通遗忘，可是，眼睑虽沉，却怎么也睡不着。从晒台那边的窗户里，传来邻居家播放的流行歌曲。浓重的鼻音、唏嘘的喘息，清晰可闻，一听就知道是双通道立体声，四个喇叭的收录机，十足的洋货、洋腔、洋调：是爱情
不够深，
还是没缘分？
希望你告诉我，
初恋的情人。
你我各分东西，
这是谁的责任？
这是谁的责任？这是谁的责任？
刘廷芳和他江彦城各分东西，是谁的责任？怪他没工作，还是怪刘廷芳太薄情？
丁馥和他江彦城各分东西，是谁的责任？怪他太薄情，还是怪丁馥所作所为太卑鄙？
自从和刘廷芳逐渐好上以后，他总以为，他和丁馥之间的事，已经彻底地画了句号。哪知全不是那么回事，今天这意外的邂逅，把一切又都重新勾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那个狂飙突起的年头，江彦城在红卫兵团部任勤务员。名称虽像个打杂的，实质上，却是五个常委之一。况且，他还负责发展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呵，那年头，臂膀上只要有写着“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连走路都神气三分。江彦城深知自己肩头所负的责任，决不容许有一丝一毫杂质，混进纯洁的红卫兵队伍。
“丁馥”从名字看，就不像是纯粹的工人家庭出身，可履历表上，却偏偏填的是“工人”父亲是开救护车的司机，母亲是织布厂工人。这么说，不单是工人，还是挺纯的。江彦城问送表格到总部来的红卫兵排长：“这个丁馥复查过吗？”
“查了，基本符合要求，只是，只是”比江彦城低两届的红卫兵排长，是个十五岁的姑娘，戴一副眼镜，生得矮小，简直还是个孩子。不过她出身好，父亲是一家大厂的科室干部，没啥问题。
“什么‘只是’，有话爽爽快快讲！”江彦城俨然是一副领导者兼大哥哥的姿态。
“只是她父亲过去跑过单帮，她母亲在进厂前做过小买卖，卖过萝卜丝饼、油磴子”
“这样的人怎么能加入红卫兵呢？参加‘红外围’都勉强！”江彦城决断地说。
瘦弱纤小的红卫兵排长不服气“呱呱”地争辩着：
“我们研究过，她父母亲做过小生意，这不假，不过从没剥削过人。”
“我没空和你辩论，我有权保证红卫兵组织的纯洁性！”江彦城不耐烦地把表格掀过去，看下一个人的情况。
“那，那我无法回话。你自己对她讲吧，她也来了！”红卫兵排长用手朝总部门口指了指，把矛盾上交了。
这倒是江彦城没料到的，丁馥竟然也跟着来了！他顺着排长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个姑娘，高挑瘦削，脸色略显苍白，正凝视着他，不待他说话，她却一个转身，走了。
这就是江彦城和丁馥的第一次见面。那年头，红卫兵团常委要和全校三千多名师生打交道，每天要讲多少话，要看多少张脸，简直无法记住。可事情就是那么怪，丁馥的脸，印在江彦城的脑子里，怎么也抹不去。甚至直到三年多以后，当他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军到了安徽，在广德县乡下的集体户里看到她时，竟一下子就把她认了出来。
丁馥！
尽管这时候的丁馥，已是个娴静温存、寡言少语的十八岁大姑娘。和三年前有了很大变化，他还是认出她来了。
有多少次，他都想和她说些什么；有多少次，他都试图帮着她挑水、砍柴，干些她干不了的重活。虽然他啥也没说，几乎什么都没帮她干，可是她还是感觉到了他的神情。他们虽没说话，可青春的眼睛，有时候比说千百句话还管用呢！
只怪她不争气！
“哈哈，彦城，这才是奇闻呢，上海知青在集市上摆出五香豆摊了，奇闻，奇闻，天下奇闻！”
“是哪个？”
“还有哪个，就是我们同户的丁馥！”
“啊！”江彦城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是的，这已是插队落户的第四年，招生、招工没份，回上海无望，就是要搞病退，也得家中有底子，拿得出钞票，去打通各种各样必须打通的路子。家庭经济拮据的，只有在农村慢慢拖。知青的生活艰难，日子不好过，这是事实，可这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她丁馥为啥这么蠢呢？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卖五香豆，做小生意，在这一代闹过“文化革命”的青年眼里，是多么可卑的事儿。
“她她怎么如此糊涂，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憋了半天，江彦城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就是嘛，该去劝劝她。”于艺文兴冲冲地说。
“还劝呢，”邻队的刘廷芳撅着嘴说“这种人啊，连面子也不要了，就该出出她的丑！”
“走！”江彦城想到自己当过红卫兵常委，又是顶着名儿的户长，决定亲自出马去劝告丁馥。
谁料到，邻近几个大队的上海知青，你呼我唤的，不多会儿都传遍了，要到集市上，去出摆五香豆摊的丁馥的洋相。尤其是一帮酗酒、赌博、不三不四的流氓，更是哄得凶。
当这一大帮人，出现在丁馥的五香豆摊跟前时，丁馥惊慌地大瞪着一对眼睛，询问地瞅着江彦城。
“你这是在干啥？”江彦城的语气委婉、恳切。
“卖五香豆，养活自己。”丁馥的声音比蚊子叫还低。
“不，你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个知青，怎么连这点是非也分不清？”江彦城的口气，气恼中带着哀怜。
“豆是集体分的，五香豆是我双手做的，怎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丁馥的嗓音响了些，辩解着。
“不要和她多啰嗦了，堵住她这条资本主义道路，掀翻她的摊子！”有人在后面高声喊着。
不待江彦城转过身去劝阻，不待丁馥护住那小小的摊子，几个不三不四的知青便一拥而上，一眨眼的工夫，丁馥被逼到了角落里，小小的摊子掀翻了，箩筐、簸箕里的五香豆，被蜂拥上来的男女知青们一抢而空。
“哈哈，谁叫她走资本主义道路！”
“快吃啊，这五香豆味不错！”
“香得够滋味！”
“今天有口福，这五香豆，和上海城隍庙出产的差不多！”
“拆上海知青的台，就该这样子整她！”
箩筐被踩扁了，簸箕被抢烂了，包五香豆的纸袋，撒得满地都是。衣袋里装满五香豆的男女知青，嘻嘻哈哈地扬长而去。
江彦城绝没想到，他的好心劝告，会以这种场面而告终。他退到一边，揪心地瞧着远去了的知青，转过头来，他看到，惊骇的丁馥倚着泥墙，脸色煞白，脸颊上淌着两行清泪。他不忍心看下去，拔腿就跑
以后，很久很久，江彦城总在寻找一个机会，想对丁馥赔礼道歉。内心深处，他还暗忖着，试图弄清她为啥要摆摊卖五香豆，是她自小就受父母亲做买卖思想的影响呢，还是另有缘由？
那是一个秋末冬初的黄昏，田野里已经收净了稻子、棉花、黄豆。农活已不是那么忙碌了，松闲下来的人们，已在静静地做着越冬的准备。想回上海去过元旦和春节的江彦城，只等着秋后分配结果就动身。这年他出工多，扣除口粮款子，多少还有点钱可进。带着这点钱回去，至少还可以进点心店吃点馄饨、排骨年糕。
他不用预备过冬的烤火柴，百无聊赖地出了村庄，沿着稀疏的树林边缘过去。
太阳沉到西边地平线上，远方的苍穹透出绚丽多姿的晚霞。电线杆啊，农舍啊，静静淌着的河流啊，散放着的牛羊啊，陡然间，都像在这暮色渐近的时候，汇聚在一个画框子里似的，特别静谧，安宁，富有色彩。
江彦城正在欣赏着这一派乡村的美景时，一眼看到了丁馥。
她肩上挎着一小捆柴，右手握一把柴刀，弯腰正砍着被晒得干脆了的荆棘、灌木。
一直等候着的机会总算来了！他加快了步子走过去。
也许是脚步声惊动了她，她骇然直起了腰，惊惧地瞪着他，双手情不由己护住了那一小捆准备过冬的干柴，好像怕他把柴抢走似的。
“别别怕”一看到她那副慌乱的样子，江彦城的心隐隐作痛，他词不达意地嗫嚅着，摆着手。看她不住地往后退，他不敢前行了。站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他俯下脸，垂落下眼睑，结结巴巴地说：“丁、丁馥，我我对不起你，害、害你”不待他说完，她迅速地车转身，抱起那一小捆柴，顺着稀疏的树林子边缘的小径，朝村落那边跑去。
江彦城站在那儿，像一根木桩，呆痴痴地望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暮色里，不知为啥，他只觉得自己的心，找不到个着落处。
从那之后，他再没有和她单独相处过。直到来年的春耕时节，他在雨中插秧受了寒，病倒在集体户男生寝室的床上，孤苦伶仃地忍受着寂寞、病痛的折磨。丁馥给他端进一杯开水来，送到他的口边，他才意识到，丁馥是谅解他的，至少，是没把他看成抢劫的流氓。
捧着微温的搪瓷茶杯，双眼凝定般瞅着丁馥文静的眸子，他们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谢谢，谢谢！你、你咋想到我要喝水呢？”
“没啥。集体户的知青都出去了”
“丁馥”
“你还想要啥？”
“啊不，不要。我，我是说，过去的事”
“别提那些了！”
“可我、我总想不明白，你、你为什么要干那种事？”
“你永远也不会明白的。我唉我也是没办法呀”
“到底是为啥？”
“喝水吧！”
她用手掌托起他手中的杯子，使他不能讲话。趁他喝着开水时，她默默地走出了男生寝室。
直到他病好之后，他才从她嘴里断断续续地知道：她父亲开车出了事故，母亲一人的工资，养活着三个弟妹，家庭经济情况很糟。她想到自己是家中的大姐，有责任减轻母亲的负担，而队里，又恰恰分了那么多胡豆，于是
是增进了了解，还是总觉得自己欠了她一点什么，或是她的个性中，有着吸引他的东西，江彦城分辨不清。不过有一点，他是明了的，那就是他开始倾心于她，默默地、谁也不曾告诉地爱上了她。在集体户，他希望她在茅屋里；到集市上去，他希望她也去；她收工晚了，他心头焦急，思念，会不由自主跑到村边去迎她，遇见了什么事，他愿意第一个讲给她听。他也看到，当他帮她挑水，当他把砍回的柴分一半给她，当他悄悄地塞一块从集市上买回的糕饼给她时；她总会羞怯地偏过头去，默不作声地接受下来。同时，她的嘴角，会露出一丝不易让人察觉的笑意。
夜间，躺在床上；或是收工后，沿着河边散步，江彦城老在思忖，找一个什么样的时辰，周围没有其他人、向她表白；或者是，写一张小小的条子，趁人不注意，塞给她，约她在河边、在树林里，在村后的稻垛子后面见面。多少次啊，他为自己的这些念头激动得心颤、脸红。
他发现，她似乎也在为这样的情思忧郁、犯愁。她瘦了，脸容愈加瘦削，眼睛凹陷，话也出奇的少。在那些小说里描写的坠入情网的姑娘，不都是这样的吗？这就逼着江彦城，更早地向她有所表示。
啊，要不是那件事，江彦城真的会这么做了。
太令人惊讶，太令人不可理解了。他心目中那么好的一个姑娘，竟会做出如此缺德，如此毁坏自己名誉的事。在这之前，什么预感也没有，什么迹象也看不出啊！
一年一度的秋末冬初又来到了。生产队面临着年终结算，知识青年们纷纷打着主意，有的想趁农闲去县城、去地区找找关系，做点打通关节的事儿；有的在准备着回上海去消磨漫长的冬天。于艺文家寄来了五十元钱，要他在当地集镇上采购些便宜的年货带回上海，其余的作为路费。
于艺文领回汇款，那股高兴劲儿，甭提了。他把五十元钱，放在枕头底下的皮夹子里，同寝室的江彦城是知道的，就像江彦城常把钱压在板箱上的玻璃板底下，于艺文也知道一样。
于艺文什么东西还没买，有一天回来，一翻枕头，打开皮夹子，当着江彦城的面，就连声怪叫：“钱被盗了！”还一口咬定，钱是江彦城偷去的。因为他出门之后，大约只过了半个小时，江彦城就回来了。而他放钱的地方，只有江彦城晓得。
江彦城听了，大为恼火，和于艺文争执起来。他心里想，要是这事儿传到丁馥耳里，该多么难堪！而丁馥，就住在和他们隔着一间炉屋的女生寝室里。
一个咬定钱是被他盗了，一个矢口否认，两人争执不下，险些打起架来。
集体户里的吵嚷，惊动了村庄里的农民，造反蹦上大队主任宝座的高国璋，手里抓着五张十元的人民币，问于艺文：
“你认认，这是你的钱吗？”
于艺文拿过钱来，稍一辨认，就认出来了：这正是他的钱，一点也不错。其中一张，撕破了一小个角，那一小个角，还在他皮夹子里呢。
高国璋“嘿嘿嘿”一声冷笑，立即宣布：于艺文的五十元钱，是丁馥偷的。她昨天晚上，刚把这钱作为欠款，交给年终分配的结算小组。
江彦城顾不上问于艺文，钱是不是昨天丢的？他震惊地盯着被喊出来的丁馥，嘶哑地嚷着问：
“这、这钱是你偷的？”
周围多少张脸望着她啊，知青们，村庄里闻讯而来的男女老少，可她她她她她她垂着头，胸脯起伏着，嚅动着嘴唇，答了一个字：
“是。”
“你！”江彦城的怒吼盖过了所有人的嘁喳私议“你真下贱！”
隔壁那家人，怎么这么爱听那首缠绵的情歌呢？听，又放起来了：是爱情
不够深，
还是没缘分？
希望你告诉我，
初恋的情人，
你我各分东西，
这是谁的责任？
谁的责任？当然是丁馥的责任。他怎么可能去爱一个“三只手”的姑娘，他怎么能向她表白呢？
江彦城在他那狭小的“领地”上翻了个身，是他的领地太小，还是他翻身过猛？幸亏他及时地抓住了床沿，才没掉到地板上。哦，想上海，盼上海，回到了上海，却只能睡在三层阁楼上，房子拥挤，恋人背信弃义，连工作也没有，快三十了，还在待业。
待业，待业，从知识青年，变成待业青年，名称变化了，可实际情况几乎没啥变化，没有收入，不能自立，而唯有年龄，一年一年增大起来。
想到自己的身份，江彦城陡然想起，那个丁馥，在酒店里给他买两盘菜的丁馥，不也是待业青年吗！他听说，她父亲在行车事故中死了，她母亲退了休，让她一个弟弟顶替；她本人，回到上海以后，也在待业。
那么，她哪来的钱给他买菜呢？是故意硬着头皮，来当众羞辱他，奚落他，嘲弄他？还是她又在卖五香豆、花生米、炒瓜子赚的钱？或者是干脆当了小偷？要不，她一个女的，为啥要去那种小酒店？
江彦城的脑子里，乱成了一团，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自从发生了偷盗事件，他再没和丁馥讲过一句话。特别是后来同刘廷芳好上了以后，他连正眼也没瞅过丁馥一眼。丁馥为何会出现在小酒店里，还给他买来两个冷盘？他绞尽脑汁，也得不出个答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