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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皇帝赵昚就是其中一个，这些被忽悠走的精壮可都是他的子民，而且赵军宣传队总是将南宋朝廷作为反面典型来配合宣传，他焉能不怒？但是现在赵昚还有求于赵国，而且赵抗送给他的那七千精兵的忠诚度还值得怀疑，赵昚便只能暂时忍下了这口气。再说连给金国岁币，并向其称臣的耻辱都忍下来了，何况是同胞的一点小小的无礼呢？
但那些地方官吏可不像赵昚那样想得开，毕竟他们可是实际利益受损。税收减少是一方面，而且大量人口迁走引起的社会动荡，这都令地方官吏们头大如斗。更麻烦的是，由于这些情况的出现，原有的社会矛盾被激化了。举例来说的话，原本他们一年捞上十万贯百姓都能忍受，现在可能才捞了两万贯就有人起来闹事了
而当他们试图镇压乱民时，赵国却为那些“贼寇”中的不少人提供了庇护，有些官吏在急怒之下逮捕了一些赵国派驻当地的办事人员，这下可捅出了大娄子。赵抗有了借口之后，立即将自己手中握有罪证、而且对赵国又不太友善的部分地方官员秘密逮捕，然后直接依照南宋律法对其进行了处理。于是，在征募义勇军的同时，南宋境内共有三十七名知县以上文官和十三名统制以上武官被处死。
这下子上表弹劾赵抗的折子如雪片般飞到赵昚手边，但赵昚也只得苦笑。真要较真的话，赵抗其实没有任何错误，这可是他当初受封赵王时被授予的特权。只是南宋法律向来是规定严格，但执行时却很宽松，特别是贪污腐败之类的案件，这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条“潜规则”所以赵抗现在这么一搞，才立刻就炸了锅。但问题在于，如果是其他人这么做，他一定很快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事态根本不可能搞大。但赵抗不一样，首先，他有实力，就算那些贪官污吏都联合起来，他也不惧，因为他们没有军队；另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赵国，你想报复都没地方去报复；而更重要的是，赵抗并没一杠子打死所有人，只要你不太过分，而且比较听话，他是不会难为你的，所以南宋官吏内部也无法形成对付他的合力，连奸相秦桧居然都没有上表。
不过事态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虽然赵抗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但最后的结果居然是皆大欢喜，这还真是世事难料啊！首先，赵昚藉着这个机会，在那些空缺安插了自己的亲信，皇权迅速得到了巩固，反正恶人是赵抗做，他发现这个好处后还巴不得多来几次呢。赵国得利颇丰自不用说，连被宣传队搞怕了的南宋地方官也想通了，你不是要兵要移民吗？我给你准备好，你们就别来了，行不行？而赵国本来建宣传队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招兵拉人，既然现在能直接获得想到的，赵抗也没必要多此一举。于是赵抗便以摊派的形式，将任务派给了南宋各地官员，他要求每个地方每年要提供相当于当地人口千分之一的精壮，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以作为赵军的储备；提供相当于当地人口百分之一的健康男女，年龄在十三岁到三十五岁，以移民赵国。
地方官们本来执行这个任务时是不情不愿的，但很快他们便发现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正好可以将治下百姓中那些难以管理的“刁民”、“刺头”之类的打发到赵国去，这样州县可就好管理多了。而且如果任务完成得好，赵抗还给他们发奖金，这下他们就更积极了
但不管如何，南宋的税收毫无疑问会受到影响，虽然数量并不算多，但因为支出一直很大，南宋看似恐怖的岁入其实并不能带来多少结余，所以这收入一减少，财政上的压力马上大增。本来这点数目挤一挤还是能省出来的，但正所谓“祸不单行”南宋境内的“蕃客”们突然大举迁往北方，并将他们的财产也大举卷走，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自从当初赵抗委托“天罪”将仅剩的力量全部投入到调查“神罚”上之后，他们便按照赵抗的吩咐，秘密绑架了一些身家中等的“蕃客”进行讯问，终于调查出了部分结果。原来，南宋境内超过半数的“蕃客”都或多或少与“神罚”组织有些关联。而就在“天罪”的首领雷龙准备根据掌握的情报开展下一步的行动时，在商海中磨砺得异常敏感的“蕃客”们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们反正有的是钱，便纷纷招募高手，增强安全保卫工作，并且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再加上“天罪”如今的实力大不如前，一时之间很难下手，只好零敲碎打地绑架勒索一下，以获得一些资金恢复实力。
但是赵抗来到南宋后，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他甚至开始借用部分南宋地方官府的力量来处理那些罪证确凿的“蕃客”“蕃客”们意识到他们在南宋境内已经无法保证安全，便纷纷变卖家产，逃往金国。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他们就带走了价值超过一亿贯的金钱和财货物资，令南宋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由于他们临走时，大量购买北方急需或者易于携带的商品，严重干扰了南宋的物价，很多地方都因此而动荡不安。
关于“蕃客”的问题，赵构临死前与赵昚谈过此事。原来，南宋建立初期危机四伏，而且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半独立状态，朝廷能得到的税收少得可怜。赵构为了摆脱这一窘境，便以极其优惠的条件吸引“蕃客”们来南宋通商和定居。这样一来，南宋的政权是巩固下来了，但是国内的商人则由于不平等的待遇，而被迫大量退出了商业领域。赵构很快意识到这一点，想要纠正那些短期政策的弊端。但是“蕃客”们也不是白痴，他们早就在南宋朝廷和地方上找到了大量的代理人。那些买办分子在主子的暗示下，以“不能过河拆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类的理由使赵构无法对那些短期政策进行改革。毕竟南宋的主流思想可是儒家思想，道德的力量大过法律，他们的理由又冠冕堂皇，赵构也无法反驳。在这种情况下“蕃客”们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起来，二十年增加了超过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