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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喝，毛健牛逼啊，上快班了，将来就是大学生啊，嘿嘿。”毛健接受了热烈的讽刺，不屑又骄傲地笑着，趾高气扬地去了“快班”仿佛从野鸡窝里扑棱棱飞去的一只凤凰，门缝里被放进一片阳光，又咣地一声被掩埋了。
周梦达拎着书包也跑了出去，临出门感觉良好地跟大家话别道：“同学们再见啦，有时间给我写信。”立刻飞起一本特权威的字典，砸在这小子后背上。
郭杰和靳如花来了，下面的学生赶紧鼓掌欢迎，一些人在起哄：嘿嘿，你们也堕落了？欢迎欢迎！
被下放过来的郭杰刚上岸的鲤鱼一般活蹦乱跳着：“可找到家啦！我说我就是一烂货，他们非把我放快班不可！”满面臭不要脸的委屈。
“操，还不是赖你自己？考试时候没死带活地抄啊！癞蛤蟆上马路你偏要冒充那个小吉普，这回叫人家给轰出来了，知道寒碜吗？”
“语文没学好，不知道寒碜俩字咋写。”郭杰不要脸得倒也属实。
靳如花则作贼似的看个空座位，赶紧先安置下来，一脸几世蒙羞的惨怍。
如我所料的是，人员调动果然给学生的情绪造成了一定冲击，自轻自贱意识又抬头了，我头疼，甚至一时没有心情再去鼓舞他们。如果我激励他们以毛健等人为榜样，努力学习，争取调进快班，那就等于宣称二班就是一个破烂市儿，我就是那个看摊儿的，正在一堆废品里挑拣可回收利用的垃圾，拣到一个，就顺手扔到隔壁。
我现在倒不关心他们的成绩了，我更顾虑他们精神上受到伤害，虽然我没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但我相信：被遗弃和歧视的感觉绝对不好受。
同时，也有出乎我意料的事情。
肖壮明确表态，坚决不调离三二班，并且直接找到校长室去直抒胸臆。据说校长给他做了不少工作，他就是不变节。佟校后来跟我学：“这个肖壮，跟你算铁了心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到一班去，他说在麦老师的班里我舒服，学着带劲，他还说——他居然还说——是麦老师鼓励我学好的，等我真学好了，我就离开他的班，我还是人吗？哈哈嘿！他居然想得出这种话来，整个一江湖好汉嘛，是不是你教育的？”
肖壮留了下来，确实给了我不少的感动和鼓舞，我才不去管他什么江湖不江湖。不过，我还不能当众表扬他，表扬他什么？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我说什么都难以避嫌，都有可能给调出去和调进来的几个学生造成恶劣的伤害。而且我也不能公开泄露我对学校决议的不屑和抵触，仿佛男人还健在的小媳妇不能提前宣布自己是节妇烈女一般，那样总难免脚人怀疑甚至不齿，毕竟宣言距离行动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所以所以我宁愿暂时觉得肖壮就算“够哥们儿”吧。
肖壮说：我也想跟岳老师练功去呢。
我说：还是先塌实学习吧，你还有不少东西需要补呢，前两年耽误得太多了。
肖壮于是更加卖力地学习。我想，我现在让他干什么，他都愿意全身以赴，他觉得他对我那么够意思了，我一定不会给他亏吃，好象一个忠臣容易一相情愿地以为君主肯定会庇佑自己一样，在这种危险幼稚的认识论指导下，肖壮的学习成绩稳步上升着。我自然是喜在心头。
我告诉肖壮：将来你要是上了高中，再考上大学，你就要对别人讲——我在初三的时候，读的是慢班，你会鼓舞很多人的。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猴子变人的故事从来没有彻底鼓舞过猴子们的精神，或许猴子的后代们更愿意继续当猴子也未可知，它们一定以为那些变成人的家伙们只是一场集体做秀的牺牲品，或者，猴子变成人的故事根本就是谎言，为了诱惑猴子向人看齐的卑鄙的别有用心的谎言。
不过我说了那样的话以后，肖壮就尤其努力，看他那不成功则成仁的变态样儿，吓得我都开始后悔了，怕他累坏了身体，所以到了活动课，就进教室轰他出去玩儿。他以前的玩伴江勇革、林三柱也很知趣，平时并不拉他下水，似乎他们也憋着劲要牺牲肖壮的少年快乐，叫他也来个野鸡变凤凰，顺便让他们俩也沾沾光抬抬气。
对林三柱、江勇革，我已经不把过高的期望施加给他们，在这一点上，我的认识倒是与其他老师步调一致。我最善良的愿望就是想看到他们揣起毕业证走进工厂大门。这是两条狼，它跟人的感情再好，也变不成看门狗，更不会到马戏团去走钢丝，如果我的个人理解有污蔑之嫌，就用大多数老师常引用的一个成语来总结吧，他们说跟江勇革这种学生谈学习谈上进，就是“对牛弹琴”只是后来我才知道，现在的科技已经进步到开始对西红柿放音乐以促使其健康成长了。
当时我和别人的分歧只在于，我并不认为江、林之流没有进取心，进取心往往源于自尊或者嫉妒，一般人不会缺少这两种基因。我以为他们的“笨”只关乎“资质”和天赋，生理学的说法叫“智商”低，而不关乎人格。
用了一周时间，班里的气氛才重新安定下来，我又给他们灌输了另一套理论，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提快、慢班的概念，甚至争取漠视这种差异，只关注“自己”只想清自己要干什么就成了。比如“我就想毕业上班”、“我保证毕业、但能考上高中更好”或者“我就混了、爱咋地咋地”我说你只要给自己归清了类，你就照那个方向努力就得了，不过——不过我强调，想混的给我往好里混，万一能混个毕业证还算拣个便宜呢，放开“意料之中”不说，一不留神弄出个“意外之喜”来器不是更好？反之，要是整天混搅乱，就不要怪麦老师痛下杀手了。
其实我是一直相信人各有志、也人各有命的，只是从没有让它成为一种指导我工作的思想而已。
二次分班以后，我的观念总有些飘忽，时而觉得这样好，时而发现那样才对。跟领导或者同事进行探讨已经使我厌倦，他们脑子里只嵌着三个字：升学率。而这个三个字在我的追求中还属于飘忽不顶的概念，一会儿坚持，一会儿偏离，弄得脑袋混乱不堪。经过上半年带毕业班的体验，我也清楚，他们前进的方向对，可我依旧不死心，总试图能够在黑铁般的墙幕里塞进一些其他色彩的东西，从而摆脱恶性循环的惯性的牵扯。白露说我这叫离心力，最终要被否定，或者被招安或者就被甩出局。
有时我也要羡慕皮上纲的洒脱，他有了中高职称，有了关于本职的丰富的业务经验，作为职业教师的压力已经减负了许多，关键是他的头脑里固定了一套与“现实要求”合拍的教学理念：认真负责，克己乐观，抓成绩、争上游。没有那些似乎是年轻人特有的“闲七杂八”的想法，什么理想啦、创新啦，在他看来都未免幼稚，不过他不嘲笑也不鼓励，他就那样看着你搞，看着你苦恼和欢乐，一旁的他，我行我素，坦然得似乎整个世界局势都已经掌握在他手里，让喜欢折腾的人先有几分心虚。
皮上纲是个很够格的教书匠。
皮上纲说：“年轻人嘛，谁没点儿脾气？”
皮上纲说：“年轻人嘛，难免没有些想法。”
皮上纲从来不评判我们的对错，开始我以为是他圆滑，不想得罪人，也不想担教唆之嫌，慢慢才明白，其实那只表示他对身边的事情无所谓，他只要“教好自己的书”就行了，至于偶尔骂几句闲街，也只能算“谁没点脾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