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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盐务改革史上,人们不应当忘记两个人:一个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状元、南通实业家、教育家、区域社会改良家、盐务改革家张謇,字季直;另一个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浙江盐务活动家、国家盐务署华顾问、塘沽久大精盐公司董事长景学钤,字本白。
两人年纪相差不下20来岁,但对当时盐业的专商引岸制度都深切痛恨,早就萌生改革中国盐政的思想动机。
张謇改革盐政的动机,因缘于他经营淮南盐垦和吕四场盐业。光绪二十七年(1901),经两江总督奏报清廷批准,张謇与同人集股22万两,利用吕四场南部草荡荒地,兴办通海垦牧公司。两淮盐运司心知盐业与垦业有矛盾:盐欲土咸,垦欲土淡,盐欲土地长草,垦欲土地植棉,势不两立,所以衔恨在心。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与同仁集资规银10万两,价买吕四场李通源旧垣,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从事盐业改良,因两淮盐运使赵滨彦蓄意阻挠、处处刁难,使他备受资本亏折之苦,后得两江总督端方帮忙,开办通、如、海食盐口岸,才得以走出困境。他由此得出结论:“盐法不合今情,盐官习于痼弊。”立志以“就场征税,任其所之”为宗旨改革中国盐法,前后奋斗30年,无果而逝。
景本白萌志改革盐法,缘起于20岁时看到人民因食盐细故倾家荡产,越界贩运数斤之盐,即指为枭,格杀不论;所谓引商者,重斤夹带,一票数运,并不犯法。愤愤不平而发生改革盐政思想,逐步形成以就场官专卖为过渡、就场征税自由贸易为归宿的改革路线图。时在光绪甲午(1894)以后,戊戌政变(1898)以前。自此而降,以革新中国盐务为毕生职志,举张謇为旗帜,从实际工作做起,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坚忍奋斗40多年,孕育、催生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盐法,宣告废除专商引岸,实行就场征税、自由贸易;但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新盐法未得实际施行,赍志而殁。
一、心仪导师
景本白生于浙江仁和,长于浙江宁波。浙东台州、温州一带沿海70多岛屿,有渔民20万人,每年捕鱼蛰四五十万担,那时没有冷藏技术,需要腌制防腐用盐百万担以上。旧时此项渔盐税,由盐商包认,年仅2000余两,盐商从中渔利,而渔民身受其害。原来,渔民出海捕鱼,非朝夕能归,所谓鱼汛,多则半月,少亦十日,有鱼无盐则鱼朽腐,故出洋时须多载盐以备腌鱼之用。而包商限以八天,过期指为私盐。以此渔民不敢多购盐,设遇鱼多盐少,只可将捕获之鱼弃诸海中;若多购盐而鱼不旺,则多馀之盐不敢带回,亦弃入海中,否则被指为私盐,将破其身家。
光绪二十九年(1903),浙省渔民组织渔业公所,愿照盐商所认原额10倍交纳渔盐税,自行解决渔盐,不受包商苛虐。本白时任渔业公所董事,自告奋勇代为渔民请愿。浙江巡抚以事关盐务,饬两浙盐运使核办。运使向受盐商供养,批交甲商(浙省盐商领袖,相当两淮的总商)核夺。甲商议覆,谓:“浙省食盐年销不过百馀万担,渔盐岂有如此之多?无非借渔盐名义,志在侵销内地。”其实,一斤鱼需盐二斤,海蜇且需三斤,浙省年捕鱼蜇50万担左右,用盐百万担尚为最少数,而历年闽私充当浙省渔盐用者,年销且二百万担。本白闻之,大不平。
适值意大利人在浙海用轮船捕鱼,南洋大臣(两江总督)以海权关系,奏准组织沿海七省渔业公司以为抵制,而主其事者,为南通人张謇。其时张因成功兴办南通大生集团,声名鹊起,人们为示尊敬,不直呼其名,沿用历来以籍贯称呼名人之例,径以“张南通”称之。
本白对于张謇,虽从未谋面,然早已知晓其为实业家,创办有大生纱厂;同时又是盐务改革家,写有许多抨击专商引岸的论文,推测其必能表同情于浙省渔民,于是决定以浙省渔业公司代表名义,往见其面,请其臂助。
这次会见,在景本白改革盐务的生涯里留下极其深刻印象。事隔32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彼时予虽抱改革思想,但不敢自信,亦无一同志。而南通为全国中心人物,一见即认为改革同志,余胆乃壮。此实为生平唯一导师,亦促成改革思想之第一人。”当时中国思想家中,持有盐务改革主张的主要有三人:张謇主就场征税、任其所之,梁启超主官专卖,汤寿潜主无税主义,就中尤以张謇对景本白影响最大。
这次会见,奠定了两位盐务改革家毕身亲密合作的思想基石,促成了景本白真诚追随张謇,确立以为中国盐务革命奋斗终身作为自己理想追求的人生道路。
二、渔盐初识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夏,景本白往见张謇于上海。此行目的,是表示浙省响应南洋大臣奏准事项,沿海七省组织渔业公司,浙省渔船编列渔团,纳费领旗;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允许浙省由公司认缴渔盐税,自行购销渔业用盐。请愿书面呈张謇,由张转报南洋大臣。
两人初见的场面很特别。张謇明瞭本白研究盐学有年,所以不拘俗套,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就场征税,能行乎?”本白答道:“可!”张又问:“任其所之,能行乎?”对曰:“不可!”追问:“何以不可?”曰:“盐场未整理,税率未划一,非经过一度官收政策,骤行任其所之,诚如反对者所谓‘天下皆官盐,天下皆私盐矣!’”辩论数小时,张謇坚持其主张。接着,张謇问景本白对于浙盐打算如何改革,本白以“改煎为晒、官收商运”答。
正在这时,有人给张謇送来一纸公文。原来,当时盐商势力雄富,谁提改革盐政,就拿大清盐法志为据,斥为大逆不道。只有张謇,名望夙著,敢于明白畅言废引。就在景本白酝酿改革浙省渔盐供给体制同时,张謇也给清政府奏了一本,主张“就场征税,任其所之”;奏中声明:“如政府担心税收短绌,余愿组织公司,承认此税”户部震于张謇名望,不敢虚词搪塞,乃将原案交两湖总督张之洞拟批。时之洞号为通达时务,即命幕僚柯逢时代拟批语。所拟批语洋洋数千言,表面痛言引制之害,极力褒奖张謇政策,最后却说:“就场征税、任其所之,虽利国便民,惟改革之初,难免损失盐税,如张謇能预缴一年盐税,不妨令彼试办。”当时全国盐税列入奏销计1700万两,明知张謇无此财力,而故出此言,乃明示赞成,暗实反对,目的在使张謇知难而退。不料各省引商闻风恐慌,辇金入都,运动户部,谓张制军(总督,指张之洞)虽系刁难张謇,然天下事难以预定,以张謇现在声望信用,组织数千万之大公司非必无望;且盐为大利所在,人民多愿投资,万一弄假成真,政府不能反汗,则吾辈性命岂非断绝?”于是户部大臣将之洞批稿搁起,另命部属山东司郎中晏安澜拟批。晏氏深通盐务,但对张謇主张迟迟不能下笔,冥思苦想,乃下一批,大旨谓:“中国盐务,向未准外人干预。总理衙门对于外人请求,历次拒绝;各国通商条约,亦禁止洋商经营盐业。该绅既曰公司,难免有洋股在内,所请应毋庸议。”批文到沪,正逢张謇与景本白讨论盐务改革。张謇将部批转交本白一阅,笑着说:“户部既不敢废引,何患无辞?何至‘公司’两字误为洋行,抑何可笑?枢臣识见如此,虞不腊矣!”
最后,张謇对本白说:“我两人主张虽不同,而同为废引则一。十年后,但看我在两淮改革成功,则你在浙江亦可实现。”本白将信将疑地说:“现在还不敢公开研究,而说十年后即可实行,恐怕无此希望。”张说:“现在政局,岂尚有十年不变乎?迨政局变时,则盐政改革即可实行。那时,我等再来研究可矣。”
第一次会见就此结束。英雄所见,异中有同;革命运动,蓄势待机。浙省渔团要求甩开盐商、自行解决渔盐的请愿书,经由张謇,直达南洋大臣。结果可想而知:全国盐务本为一统,浙省何可特殊?事虽不成,但是允诺浙省渔盐税减至每担2角,从此为各省最廉。
三、盐政计画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满清帝制被推翻。人们以为,专商引岸作为依附帝制的弊政,理应就此终结。四川邓孝可首先发难,宣布废除引岸、自由贸易;广东继之,废除柜商、改为自由;福建则收回引界、围场官专卖。屈指民国管辖各省,引商多数推翻,惟有两淮、两浙,存续照旧。
当时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众推张謇为实业部长,兼管两淮盐政院。张建标本二策:“标则军政府卖盐而给还商本及息,本则设场聚制、就场征税”;众决先行标策,次并合淮南各场。上任伊始,首发“就场征税、废止引岸”宣言(即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淮商群起,通电反抗。
浙省在军政府下设立盐政局,以庄崧甫、范高平为正副局长,闻景本白志在改革,聘为秘书。本白表示:“政策行则就,否则去”庄、高宗旨坚定。遂报经都督批准,发表宣言:“改煎为晒,官收商运。”同时同盟会诸同志,尚以“商运”一层为疑,以为引商食弊已数百年,何必再许其营业,引界废除仍不彻底。政策发布后,全省运商多数就范,惟一二廒商(相当两淮的垣商),因官收如果成立,则其不能把持,乃以金钱运动都督幕府,特下一令:“现在清廷退位,南北统一,改革盐务,中央自有统一办法,浙省暂缓施行。”于是省府收回成命。其实,停止改革的真实原因,系因都督府幕友受盐商之运动,虽百口而不能解,而其代价不过6万金。
淮浙盐政改革失败表明:旧盐商势力雄厚,枝节为之,难以奏效,非群策群力,全国一致奋斗,通盘解决不可。
这样的时机,出乎意料地来了。当时袁世凯为消灭南方国民党势力,需要大笔款项,用于“裁军善后”拟以盐税担保,大借外债。但盐务不改革,难邀外国银行团信任。于是一日数电,催促张謇北上,同商改良全国盐政方案。张謇随即电约景本白赴沪,谋画改革大计。
一见面,张謇就说:“我辈几年前主张的盐务革命,时机已熟。惟引制之弊已千余年,食其弊者,不仅数十万盐商,上自盐政院、下迄缉私营,以及官吏幕僚、吏胥牙役、名士门客、游手好闲,无一不恃盐为活。此等盐蠹,不下数百万人,而屈指主张改革者不过数人。以此数人,与数百万人为敌,万无胜理。何况所谓改革派者,此曰就场征税,彼曰就场专卖,此曰自由贸易,彼曰摊入地丁。既无划一之旗帜,又无具体之计划,何能成事?好在古今中外之盐法,虽千变万变,不外征税与专卖两制,我两人实可代表此两制之主张,不妨详细讨论,决定采用何法,然后定一具体计画,与政府交涉。”
景本白说:“先生之意甚善。惟先生每日宾客数百人,函电数百通,寻常之事尚不能详谈,何况兹事重大而复杂,决非数言能了。如果欲解决此事,须闭门谢客,我两人锁于密室中,非问题解决,不能开门。否则今日谈数语,明日谈数语,虽一年亦不能解决。”张謇以为然,请本白在沪稍候。
某日晚间,张謇派人邀约景本白在大生纱厂驻沪事务所谈话。本白应邀如时而至。及至门前,冷落异常,电灯亦熄。问之,门房说张状元已回南通。——其实因恐来客缠绕,故以“回南通”为谢绝的口实。
两人相见于斗室,互相辩驳,讨论至三小时,始决定主张:张謇取消其十馀年提倡的就场征税,采用景本白的就场官专卖,并声明说:“现在为过渡计,不得不暂用就场专卖。俟场产整理,各制盐者由个人进为团体组织,仍当以就场征税、自由贸易为依归。”本白表示同意。张在海内负有重望,就场征税主张已提倡十馀年,并于宣统二年(1910)冬月出版张季子说盐一书,风行全国;一旦舍弃自家多年主张,而采纳他人合理建议,其勇气肚量让景本白十分佩服。
宗旨既定,乃由景本白以张謇名义口气,起草改革全国盐政计画书,分大纲为:民制、官收、商运、民卖四章。由刘厚生加以润色。成稿后,又召集江浙两省盐政机关之人材及向来研究盐政之人,会议七日,逐条互相辩驳,推敲定案。故此计画书既是张謇盐政改革思想的集中体现,又是集当时南方盐务改革派意见的共同结晶。
四、京师博弈
改革全国盐政计画书由通州翰墨林书局印装成书,张謇携书偕景本白一同北上。书由刘竹君译成英文,分送驻京外国使团。美国公使嘉乐恒曾有评论。法国公使则说:“中国自来只有盐务,并无盐政。此书出后,中国始有盐政。”
二人于民国元年(1912)九月抵达北京。首先由张謇将计画书送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过目。袁未有异议,说:“可与周学熙会议后,提出于参议院。”当时国会尚未组成,只有临时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议员40人,由各省咨议局选出。
周学熙(1865-1947),近代实业家、官僚资本家,字缉之,安徽东至人,淮商领袖,袁世凯的亲戚与心腹幕僚,与张謇也有戚谊,当时任财政总长。改革中国盐政,必须得到他理解支持。张謇便去登门拜访。晤谈归来,对景本白说:“人们都说缉之顽固,且系淮商领袖,必定反对改革。然而与他一席谈,他并没有反对我的主张。”本白叩问:“所谈何语?”张謇说:“我对缉之讲,‘盐务非改革不可,改革非废除引界不可。我知您手中有引票。不但您有,就连我也有,而且我还有吕四场的盐业。但是为了国家考虑,我辈不能不做牺牲。不过引票虽废,还可以组织运盐公司,对于您的营业也没有害处。”张謇说到这儿,本白插言道:“您错啦!您不说废引票,只谈改革,他以为商运公司就是引商化身,不过变一下名目,与他无害,所以赞成。现在您明言引票废止,而他手中现有40张盐票,每张市价值万余金,岂肯牺牲?则首先破坏我党计画之人,必出于他!”听了景氏此言,张謇怫然不悦,说:“你这未免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缉之脑筋虽腐败,利害未尝不知。现在大借款的担保,舍盐税外,别无他物,而外人非握有监督盐政权,断不借款。若改革盐政之权操诸外人之手,恐引商虽欲组织商运公司而不得。况缉之身为财政总长,实负此借款责任。不比我辈,不当其位,可以不负其责。况且他财产千万,区区40万,有何问题?即我一穷措大,尚能牺牲吕四场,当时向盐商购买,亦耗28万金。我尚愿牺牲,何况他责任重于我,财产几十倍于我呢?”认为本白所言为杞人过虑。
于是,张謇继续每天与周学熙商议,如何由政府名义提出于临时参议院,如何改组盐务署,为实行改革之筹备。张謇还特别再三警告周:“此项改革计画,务须严守秘密。一漏泄,则全国盐商,必以金钱破坏。恐参议院不能通过。”因为盐商并没有他种能耐,惟以金钱为武器,不可不防。
不料几天后,上海报纸忽将原文批露,每段加以反驳。各省盐商反对之电雪片而至,对改革计画大施攻击。其最重要之点,是说张謇20年来主张就场征税,有张季子说盐一书,出版尚未数月,忽而改为就场专卖,举棋不定,拿国事当儿戏。其实盐商明知就场征税条件未具,而就场专卖则确有实际施行之可能,不能不拼死抵抗。
而改革计画华文文本,只有两本在外,一在袁世凯,一在周学熙。文本交彼不足一星期,尚未提出参议院,而报端全文发表,不是周氏有意泄露,又能是谁呢?至此,则周氏与盐商一气,张謇才恍然大悟。但他仍然认为,周氏只能暗中怂恿盐商反对,至于改革方案本身,袁总统已令财政部提出,周氏终究无法打消。
不料,财政部向临时参议院提出的改革方案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一种即张謇的改革案,另一种也称改革计画,全文内容照抄张案,只将“官收”改为“官收商收相辅而行”“商运”改为保存引界,以原有引界为公司销盐区域。如此一改,改革精神全失,引界可以子孙万世。
张謇目击情形,知现政府万无改革希望,决计即日南归,他函告周学熙说:“您的政见,既与我不同,则财政是您专责,可以您的政策提出,没必要同一机关,同时提出两个互相反对的议案,贻笑外邦!”其实,周氏同时提两议案,是有考虑的:因为张謇议案,已由袁世凯令财部提出,却并未赋予其修改之权;乃同提两案,以为捣乱,一面在参议院运动,由议会打消张案,而通过周案,则引商在民国法律上占有地位,以后无人再敢言改革。
张謇决计南归,而张氏改革计画案,已与周氏财部案,同时提出于临时国会。乃命景本白与张弧留京,作为张謇的代表,预备议会开会时的说明。
五、办会办刊
张謇动身回南通前,就如何推进改革,问景本白:“宗旨何在?”景答:“本届议会,政府既提出两种相反议案,则我党改革政策万难实现。况周氏现长财政,岂许改革实行?即使通过亦无效。袁世凯对您,不过宾师,尊而不亲。对周氏,则不仅是亲戚,而且是心腹,除非有重大政局变迁,否则周氏财长地位不能摇动。所以就我的眼光,现在改革万难实现,惟希望明年正式国会,各省人数众多,盐商未必能人人运动,必有对人民表同情者。”本白又说:“考虑到盐务秘密无人能知,非公开研究、灌注常识,使多数人明瞭盐务的利害不可。”张謇表示赞成。本白接着说:“要使多数人明瞭,只有组织团体,发行杂志,别无他法。”张謇深以为然,但是提出一项前提条件:“杂志功效甚缓。假如您能牺牲三年不做官,不办他事,必有效果。若出数期就中止,则不如不办。如您能践此约,则杂志经费,当由我负责。”本白当场对张謇立下誓言:“盐政改革,一日不成功,我一日不做官!我做一天人,出一天杂志。只要您能补助经费,毕生以之,何必三年!”张謇听誓,大为满意,订约而归。
不久,改革派组织的盐政讨论会正式成立,张謇为会长,熊希龄为副会长(熊在东三省发表就场专卖宣言,对于废引尤为积极),各省分支会成立十余处,入会者计数千人。盐政讨论会发行盐政杂志,闻风兴起的改革文章如风起泉涌。反对改革者也不示弱,两浙盐商乃有谈盐丛报出版,专为反对盐政杂志,年耗七八千金,终因无人阅看,而无形消灭。
六、百折不挠
临时参议院,是两军对垒的战场。周学熙同时提出改革两案,本意是让议员一时无所适从,然后从容运动议员,以冀打消张謇议案。时有议员40人,共和党(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程德全等为理事)12人,国民党(孙中山为总理,宋教仁主持党务)28人,占2/3。周氏想,要打消张案,只有借助国民党之力,乃不惜以前清遗老身份,亲填愿书,加入国民党为党员。当时国民党以“政党内阁”为标榜,自唐绍仪去职,只有“过渡内阁”故对周氏入党,认为荣幸,以为袁世凯心腹也加入本党,则目下之过渡内阁尚可看成“准国民党”内阁。殊不知周氏入党,乃专为利用国民党打消改革盐政计画,保全手中引票。
鉴于改革风潮猛进,学熙乃运动国民党本部,组织盐政研究会,以为抵制。又介绍私人杨某加入国民党,由杨将周氏盐政计画提交党部,作为党纲议案,果能通过,则临时参议院国民党占大多数,必可打消张謇案。如此,则国民党将成为周氏与改革派作战的大本营。
当时国民党本部,以宋教仁为政务部主任,关于政治问题,属于党纲者,非经他认可,不能列作议案。教仁适回湖南,党部乃寄去张、周两议案,并说明组织研究会,以与共和党对敌。宋氏回信,大不谓然。大旨说:“引制万难存在。张謇计画准盐商组织运盐公司,改革还不彻底,照我看,非自由贸易不可。张氏改革计画,是他20年苦功,又经海内改革家共同研究,不能仅看作共和党一党计画。我党对共和党可攻击,对张謇可攻击,万不可以此为武器。若意气用事,以此为党争,结果无异自杀,万勿被盐商利用,损坏本党信用名誉。”国民党得宋氏警告,学熙遂不能利用作战,而议案搁置临时参议院,遂成相持不决之势。
景本白竭力催促参议院将盐务改革案列入议事日程,迅速开议。学熙心知两案同时付议,他的议案不能取胜。乃心生一计,另提盐务官制案,以为抵制。关于盐务官制,张謇案有如下设计:设置独立盐务机关,仿前清盐政院制度,集权于中央,不受各省各部掣肘,迨改革完成,再并入财部,日本改革盐政也是这样。”而周学熙为阻止改革,首先反对盐务官制独立,乃向议会提议,将盐务署附设于财政部之下,骨子里盐务署既在他之下,虽议会通过改革计画,仍不能实行。本白认为,官制独立与否,应视政策为转移:如不改革,则如前清在户部下设一山东司即可;欲改革,事务繁重,非独立不可!故主张先议改革计画,后议官制。而学熙坚持先议官制,后议计画。
国民党议员明知争论计画不能取胜,乃舍去政策,专攻官制之独立,而共和党健将丁佛言、王幼山力争先议政策。丁氏兼任亚细亚报编辑,在报上竭力宣传;而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也竭力反对。当时北京报界有两大团体:共和党为报界同志会,国民党为新闻俱乐部。其时京城报纸,不出这两种舆论。中国国会,此前向无两党作政治之战争,惟临时参议院对于盐务案,乃有此正当之作战。不但党报,党外报纸亦各自应战。实为中国政党史、议会史、民主政治史上新气象。惜乎昙花一现,以后议员诸公,惟知选举总统、议长可得贿,同意阁员可得利,弹劾权可交换利益,而于政治问题各不过问,以致袁世凯得以解散国会,酿成10馀年大乱。
两军对垒、肉搏血战的结果,是将改革计画与官制议案,同时交付议会审议。正当胜败未分之际,忽然传出善后借款草约成立的消息。原来,袁世凯急于得到借款,指使周学熙等人全权与外国银行团洽谈善后大借款合同。周氏在合同条款中,把盐政主权送与外人,作为保障引票有效的交换条件。但是,依照约法,借款条约非经国会同意,不能有效。周氏将六国银行团借款草约提出于临时参议院,其中第五条关于盐务各条件,将盐务官制、改良盐务订入约内。王幼山、丁佛言等群起反对,谓:“盐税担保、设立盐务稽核所,已开监督财政之端,此有关于国家行政主权,何必订在约内?”而国民党议员,因周学熙同党缘故,为之辩护,致使此项损失国权的草约,居然得多数通过。而当时美国总统认为借款合同有干涉中国内政条款,与美国传统政策不合,严令美国银行退出,于是草约不能签订。
民国二年(1913)正式国会即将开幕。3月,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在上海刺杀宋教仁,国民党始知袁世凯不可靠。而袁为削平民党,假用民意,以武力威胁议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面令善后借款合同迅速签字。国民党也知一旦借款成功,万难与袁抗衡,参众两院议长深夜叩门拜访外交使团,声明借款合同未经国会同意,不应签字。而周学熙声称:“临时参议院早经通过,现不过美国退出,日本补入,其他条件未变,无须再提交国会。”外交使团既经政府说明,乃令各银行团于4月28日正式签字。签字之日,周氏兴高采烈,对其部僚说:“盐政权虽断送,然各省不能截留盐款,且引票由洋员签字,订在合同中。他们改革派,能运动国会,而不能变更国际条约。在此三十七年内,若辈即有通天本事,也不能改革盐务了。”
善后借款合同未按约法规定经国会同意而成立,激怒了国民党。乃将经过情形通电各省,而南京、广东、江西三省都督遂宣告独立。至此,民党议员痛恨周学熙存心戏弄,均表同情于张謇的改革方案,一时两院国民党议员加入盐政讨论会者达200多人。而北洋政府则公布临时参议院通过该件的议事录,以为国民党始则赞成,继则反对,有意捣乱,于是战端遂开。而人民心中也不以国民党为直,以其反复无常。后来终于失败,而逃亡海外。
本白默察两院议员已多数赞成改革,乃提出改革盐政建议案于国会,已列入议事日程。适因国民党实力消灭,致使袁世凯敢恣意妄为,乃于一夕之间将民党议员徽章收去,驱逐民党出国会,其尤激烈者8人,则逮捕之。国会根据约法,不承认政府有解散国会和逮捕议员之权,仍然每天开会,但因人数不足,无决而散。每天议案日程,首列盐务改革案,如此者三阅月,直到为袁世凯称帝张目的“修改约法会议”成立,国会始无形消灭。盐务革命本以国会为战场,国会解散,已无用武之地,不得不宣告停战。
七、恳切题词
当民国三年(1914),全国政治重心全在中央,所谓“强有力政府”和“第一流内阁”均在此时。随着大借款告成,盐务稽核总所成立于北京,政府聘任的洋会办兼顾问是英国人丁恩。丁氏在印度以改革盐务负盛名,周氏聘之,实指望其保全引票,所以借款合同内载有“引票须经洋员签字”一条。不料,丁氏首先反对引商,就任伊始,即欲废除引岸,实行自由贸易。
在丁恩就任洋顾问同时,盐务署聘景本白为华顾问。其时熊希龄任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张弧任盐务署长兼稽核总所总办,张謇任农商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海内称为“第一流内阁”共和党赞成盐政改革的同志多出任各省盐运使。本白认为盐务革命机会已至,即膺盐务署聘,就任华顾问,从改良盐业产、运、销、缉做起,开展一系列实际工作,作为改革全国盐政的必要准备。
首先改革盐政程序,设全国场产整理处于上海,特派调查与测绘队,分赴两浙、福建、浙江、广东、淮北各地,历时三年,制成调查报告,实测盐场地图告成,如粤、闽、浙等省多至百余幅,五千分之一比例,比较陆军地图尤为精密,耗资十余万。召集全国盐政专家于北京,讨论盐专卖法,开审查会至数十次,盐务署也派委员列席。同时,由景氏厘定各种条例,如盐税法、制盐特许条例、私盐治罪法等而公布之。民国时代所公布的盐务法律皆在此时。另有运盐条例、场警编制、官制官规等,均因盐专卖法未公布而不能发表。而该法草案已得盐务署同意,只因拘束于借款合同关于“改革盐务,须经洋员赞助”的条款而不能公布。当时丁恩见长芦盐区整齐划一,且盐斤皆以归坨,以为全国均如此,认为可移用其治印度盐法治理中国盐业,只需用铁丝木栏一围,就可实行就场征税、自由贸易,因此不赞成景本白的就场官专卖。景与丁讨论数次,反复向他说明全国场产分散、税率纷乱至百馀种,与长芦迥异,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场官专卖,创造条件,然后再实行自由贸易。丁氏对景说:“我初来中国,对于如何改革,一时难定政策。待我花三年时间,实地调查全国各场,然后再定。”待其三年调查告竣,虽欲改革而时机已过,因为袁世凯死后,中央失驭,各省干涉盐务、截留盐税,虽欲维持现状而不得矣。即连大借款专为改革盐政的存款2000万元,也已被袁挪用。这是后话。
民国三年(1914),正当景本白与同仁积极推进盐业改良,袁世凯忽生恢复帝制思想,所谓政事堂、国务卿、祭天祀孔、五等爵、九品官等,凡前清帝王时代旧制度,一一模仿。周学熙再长财政,徐菊人为国务卿,专以復古为要义。文牍中见有“改良”、“改革”字样,即指为“革命党”盐政当局善观风色,从前主张改革者,皆一变而为维持现状。景氏见状,乃辞去盐务署顾问,不与闻盐政,专办杂志,继续鼓吹盐政改革。
同年冬,张謇上书,辞农商总长并水利局总裁。张为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许多人求其墨宝而不能得,景本白也在其中。当此之时,趁张謇又要离京南归,乃复重申前请。于是,张謇濡墨染翰,为其书写条幅一纸。右起横排,用汉隶大写“盐迷”两字。左侧,用小字草书注明以下内容为跋语:“十年以来,海内可与说盐者,独一景弢伯。每与析古今中外卖国乘合之故,未尝不相视而叹也。盐法既变,而变之者又为歧中之歧,可杜口矣。而弢伯谋之不已,不可谓非迷也。每嘱书,遵为即此。张謇。”有叙旧,有赞扬,有感叹,也有勉励。本白视为殊荣,珍如至宝。
此时政局虽变,时机虽过,而本白仍然努力奋斗:一面利用刊物宣传张謇与他的盐政改革政策,向旧势力宣战,一面对就场征税制作详密的研讨;同时创办精盐,从改良制造、提高盐质上,促进盐业改革,作为破除引岸的急先锋。而其真正目的,仍在于就场专卖制一旦实行,能于维持现有盐商职业条件下,达到利国福民的宗旨。
迨至民国四年(1915)8月,遂有筹安会“六君子”之登场。12月,袁世凯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即皇帝位。同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动讨袁护国运动,黔、桂、粤、浙继起响应。民国五年(1916)3月22日,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袁氏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从称帝到废止,前后计83天;又76天,遂在全国人民声讨中忧惧而死。当帝制闹剧甚嚣尘上,本白知时局日非,不但改革无望,且亲手创办、誓毕生以之的盐政杂志也不得不停刊一年。于是盐务革命遂与中华民国同时中断。
八、会长领衔
自民国三年正式国会解散,革新盐政失去论战场所,景本白乃专意于“盐业革命”希图从生产力进步入手,间接推动生产关系变革。首先,一意在盐政杂志上宣传主义,又选录从民元到民十关于改革盐政的文字,编成盐政丛刊一书,广为传布。其次,以精盐为武器,实施盐业革命。首创久大精盐公司,得范旭东锐意经营,历经5年,大著成效。闻风兴起、呈请立案者多至数十家,实在出盐者也有六七家。精盐价廉物美,备受人民欢迎,但销地仅限于通商口岸。内地人民见此洁白好盐,远胜引商劣盐,无不向往购食,奈盐商疾之如仇,贿通官吏兵弁,指为私盐,没收重罚。于是湘、鄂、赣等省议会纷起攻击专商引岸,惜无正式议会,无从建议讨论。与此同时,随着盐税法多年施行,旧时纷乱达数百种之多的盐税税率,至民国八九年间渐趋划一,统全国计之,不过数十等,为归并和扩大引界提供了条件。
民国十一年(1922),黎元洪再任总统,国会復活。九月三日,盐政讨论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办欢迎会,欢迎两院议员,到会议员有百数十人。原拟提出改革盐政案,因不知众位议员意向,乃用盐政讨论会名义,先提出请愿案,要求:“凡同一税率区域,不得援引‘越界为私’,以重民命。”此案并非明言废引,只求对“越界为私”加以司法解释上的限制,以便同一税率食盐得以自由流通,人民可以自由购买。请愿书署名,由正会长张謇领衔。副会长熊希龄早被淮商收买,已充当淮商公会正会长,不惜背叛民三之前主义,向自家开战,故此愿书不能再署其名。此案一出,淮浙盐商首先恐慌。淮商包围张謇,要求他宣言不承认盐政讨论会提案,未获允许。适值其子孝若受政府之命,以实业专使名义,来京领款,准备出洋考察,淮商乃运动孝若在报界宣言:“撤回请愿书,另提改革案。”而议员中,亦有为盐商辩护者,同时提出反对案。
在此前不久,湖北省议会接受本省18省商会请愿,愿书请求解除“精盐限于行销通商口岸”之禁令。省议会两次议决,定为单行法,省长出面与盐务署协商,结果准许内地人民购食精盐,以每人20袋为限,出示晓谕,布告周知。而湘、鄂、赣、皖向为淮盐传统销区,淮商运动省府,将欲收回成命。鄂省议会由此大愤慨,乃建议于国会:“根本取消引票!”而当时号称盐学博士的左习勤,著成一文,曰敬告鄂湘赣皖四省父老书,引发四省民众反感,一时间开会演说,公举代表,来京请愿者,日有所闻。
众议院各议员见改革风潮猛进,也纷纷提案,前后计有13案之多。有主张就场征税、自由贸易的,有主张食盐收归国有的,有主张政府专卖的,有主张制订改良盐质、取缔食盐法的,有主张修正私盐治罪法及缉私条例的。其中最得议员同情者,为田桐改良盐政、废引设场案,连署提出的议员超过200多人,超过众议院半数。各省盐商均辇金入都,欲求打消此案,同时运动江苏督军齐燮元、浙江督军卢永祥来电反对改革。而所谓镇守使、师旅长也纷纷来电,各省议会及商学自治团体亦函电纷驰,共同催促国会迅速制定改革法案。旬日之间,两院收到双方电文不下数百通,乃汇印一册,以便传观。众议员鉴于全国震动,认为国会以来未有之重大案件,也格外注意。
分析众议员所提13案,内中只有四川议员李某,本系盐商,主张维持现状,其余各案,虽主张不同,而主张废引则一。田桐提案,连署者既过半数,当然可以通过。不料政潮忽起,曹锟恰于此时逼黎总统下台,驱逐出京,又以5000银元一票,收买议员590人,投票选他为大总统,造成民国史上贿选总统大事件。凡民党议员,稍有气节者,惧祸,连夜出京,田桐也随众南下,而此改革盐政案,虽列入议事日程,而开会无期。若贿选风潮再迟半月发动,则本案必获通过。
九、薪尽火传
1926年,张謇因病逝世于南通。中国盐政改革由此失去一位富有威望和号召力的旗手。
1928年,景本白全面回顾他追随张謇并与之合作、共同推进中国盐务改革的历程,撰著盐务革命史,写下一段深情话语。大旨谓:“溯自民国元年张謇因周学熙蓄意阻挠盐政改革,愤而南归,临行与本白订约助费出刊,条件是本白暂不做官。其实至办刊第二年,张謇已不能补助经费,而由本白独力筹措。自民元十一月出刊第一期盐政杂志,迄今已历17年,虽未能按月发刊,而尚在继续奋斗。其间惟洪宪帝制时期,因强迫用洪宪年号,不愿,而中止年馀。至于服官一层,自知此生可免,张謇地下有知,当信我力践此约也。”自从张謇逝世,本白失去唯一导师,从此,他更以继承导师遗志,完成盐政革命为终身职志。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洋军阀的失败中和共产党人的血泊上宣告建立。国府以“三民主义”为号召,所谓“民生主义”首与专商引岸制度相左:凡企业有独占性质者,均须收归国有,何况食盐为人生日用所必需,理当由国家掌控,不允许引商独占。军阀尚须打倒,盐阀何能独存?盐务改革派同仁,均认为盐阀生命宜随帝制、军阀之馀威而告终结。
首创革命论者,为浙江省府委员庄崧甫、马寅初。庄氏为盐政改革先进之一,民元已举改革旗帜,被廒商金钱破坏,后虽去职,宗旨不移。马氏以经济财政负盛名,因盐税关系中国财政占第一位,故研究有年,主张废引。两人建议,省政府已多数通过,只因盐务关系全国,非浙省一隅能行,乃以省府名义建议于中央。
适逢财政部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庄氏以浙省政府委员列席。会议召开前,先在上海开一经济会议,出席者有金融界、实业家,而淮浙盐商领袖巍然居首。会上,有政府委员卫挺生提出改革盐税案,为盐商所阻。陕西政府代表过之翰也提出改革盐务案,庄氏等参与审查,结果定一原则:“就场征税,卖买自由,以裕国课,而利民生。”过氏案随后提交在首都南京召开的全国财政大会,众政府委员审议结果:“以整理场产、划一税率为第一步,就场征税、卖买自由为第二步”主旨还是要拖延引商生命。
庄氏有鉴前车,断定财政部没有改革盐政的勇气,决计浙府提案不在财政大会提出,而在更高层次的第五次中执大会努力奋斗。他对景本白说:“北伐告成,训政开始,关系内政外交、国计民生之政治,更无大于盐务者。若此弊制不能去,则所谓民生主义者,乃变为民死矣!当彼军务倥偬时代,一切政治无暇整理;且财政当局为筹款计,不得不维持盐商、有所调剂,吾人亦当谅解。若五次中执大会,乃专为结束军事、建设政治,必能本先总理遗训,实现民生主义,去千百年之秕政,而救吾民于水火。”
国民政府五次中执大会上,庄崧甫以浙江省政府委员名义,将改革盐政案建议于大会。同时,中执委员经亨颐也提出改革盐务以兴国本教育案。大会审查结果,庄氏案未蒙审查会采纳,而经委员提案因与财政方针不符,自动撤回,未得交付审查。会后,庄氏表示:“将再接再厉,非达到革命目的不可!”
庄崧甫对改革盐务的执着坚持,给予景本白以很大激励。他在当时所著盐务革命史中写道:“庄君以70老翁,百折不回,实足为青年同志模范。犹忆辛亥革命,经过17次革命运动始告成功,然所取得者不过推翻满清,并不得谓之政治革命。何况经济革命,其影响更大于政治;而盐阀有千馀年历史,非若满清入关不满三百年;而食其弊者,多至数百万人,非若清室少数人受影响:则盐务革命之成功,断非一蹴可几。现在革命正在奋斗之际,望吾同志不必灰心,多一次失败,即多一分成功。帝国主义尚可打倒,军阀尚可铲除,此项盐阀终有取消之一日。爰敢引先总理遗言以相勉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盐务革命,双方向以国会为战场。立法院并非民意机关,但与政府官僚尚有区别。故自立法院成立,改革派即注重在院内宣传盐务革命之重要。当时立法委员共49人,改革同志占5人,即经济委员会庄崧甫、马寅初,财政委员会陈伯修、卫挺生、刘芙若。是年冬,盐务署在首都南京召开盐务讨论会,景本白以专家出席,会前邀约立法院五同志会议提案事。会议结果,考虑到立法院仅是政府的从属机构,又考虑到盐商耳目灵通,一旦侦得消息必加破坏,故而形成改革思路为:“由立法院定一原则,报请政府同意,然后再定法案,且不可专定盐法原则、引起盐商注意,而是从财政所关的各方面(如关税、地丁、盐税)皆定原则,报经中执会通过。那时盐商虽欲反对,已无及矣。”大家赞成,即照此进行。
而盐务署召开的盐务讨论会,也以“改革盐务”相号召,所邀盐务专家以景本白为首。本白以为财政当局确有改革决心,到会后,才知完全为向盐商借款,恐引商不到,而以改革相恐嚇。到会者,除盐官外,所谓盐务专家乃两浙、两淮大盐商,非盐商、盐官而列席者,仅景本白与范旭东,而范氏因母丧未至。会上议案多达百馀起,无非盐官与盐商争利,或甲商与乙商争利。陈伯修委员当场声言:“此非讨论会,乃分赃会!”景氏原先已向会议递交改革盐务案,后见与会者全系盐官、盐商,乃自请撤回,另提工业用盐免税案,以为敷衍;一面力促立法院速定盐法原则。而立法院因民法、刑法关系更为重大,尚无暇考虑盐法。
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国民政府召开五届中执二次全会。庄崧甫当面向蒋介石主席力陈改革盐政之重要,由蒋提出振刷政治案。会议决议“整理盐法,减轻盐税,剔除盐弊,调节盐价”令财政部应于年内制订计划并负执行责任,所拟计划呈送政府,交立法院审议。是年八月三日,行政院勅财政部速拟盐法。延至次年一月,财政部呈復:“军事迭兴,各省盐务深受影响,改革计划不易实行。”其事因而搁置。
清末以前,盐有引界,酱油原无引界。至民初,两浙盐商声称“酱系盐制,事同盐法”运动官厅颁布取缔酱销规则,不但酱盐税加重,且禁止出境行销,于是盐引效力波及酱引,而日本酱油趁机行销中国,旧时江浙以酱为业者大都停业。值此改革盐务,立法院委员中,遂有提议拟订盐制物品条例草案者,旨在促成酱油通销,同时还有主张精盐通销者。事在民国十九年(1930)五月。景本白闻讯,当即函告庄崧甫:“盐法是整个的,不宜枝节规定”并将所拟就场征税法原则21条附函致庄。于是立法院大会,多数主张起草全部盐法,不作局部之规定,由院长胡适指定焦易堂、庄崧甫、陈长蘅等15人为盐法起草员,焦为召集人。
及至民国十九年十一月间,第一届立法委员期满,盐法尚未起草,原因在于原则不能决定。纵观从来盐法,不外征税、专卖两制。张謇、景本白依据民初实际,曾提出就场官专卖,旧时阅过盐政杂志者记忆犹新;今则改提就场征税,一时意见分歧,难成共识。于时立法院中,多数委员拟采用日本专卖制,而庄崧甫等改革同志则主张自由贸易,以致相持不下。庄氏只得约景赴京解说,以求化异为同。
民国二十年(1931)一月,景本白抵京(南京),邀请盐法起草员10余人,会集于中央饭店,说明民元所以主张就场专卖的原因,及现时非就场征税、自由贸易不可的理由。经一场辩论,思想统一,原则决定。乃由胡院长令派焦易堂、庄崧甫、陈长蘅等16人为第二届起草委员。原则初步决定,却被新闻报泄漏报端,引商大起恐慌。乃由浙商周庆云、王绶珊发起,召集长芦、山东、两浙、两淮盐商,开大会于上海,一面草成宣言,遍登全国报纸,一面筹集巨款,包围财政部,收买反对文章,以冀打消改革案。立法院有鉴于此,恐被盐商破坏,自此历次开会,均为秘密召集,即连草案,也不油印,惟恐泄漏。
正在努力起草之中,忽发生胡适辞去立法院长风潮。盐法起草委员虽指定16人,而推庄崧甫、陈长蘅为初步起草员。陈因胡院长辞职,对盐法颇抱消极,起草事将无形中止。本白闻息,与林振翰(时任稽核总所驻京主任)同访庄崧甫,叩以“起草是否中止?”庄云:“胡院长辞职是个人事,并未解散立法院。上两次是国会解散,吾党只可中止。此次立法院还在,即使起草员全体辞职,我一人也必将草案拟妥。至于通过与否,属立法院全体负责;公布与否,属政府负责。若因院长辞职,起草中止,何以对人?况盐商正在运动打消此事,外间不知,必谓我辈受盐商运动。如陈君不能起草,不妨将已成条文及原案送来,请您二位帮忙,务必完成草案!”本白二人再见陈长蘅,始决定共同完成草案。景、林尽三昼夜工作,讨论各条之利弊,最后由陈制成条文,加上说明,提出于起草委员会。不但外间不知,立法院全体不知,即连其他起草员也是直到开会才见到条文,且未付油印,用原文传观。因为一旦付印,则盐商在院内侦探即可将原文抄寄。故四省盐商在上海开会,以为胡院长辞职,改革盐法一事必与上两次同样流产。不料霹雳一声,全部盐法条文通过于立法院,时为民国二十年(1930)三月十八日。草案通过,本白即于是日返回北平。行前,又叮嘱庄崧甫督促政府早日公布盐法。其时已定于五月五日召开国民会议,而庄氏被浙省公推为浙江参加国会代表,庄氏因事忙欲辞,本白坚阻之,谓:“盐法虽通过,尚未公布,不可不留一退步。如盐商以金钱报效政府,阻止盐法公布,您尚可在国民会议提议,督促政府实行。”
就在景本白到达北平的三月廿日,报载立法院通过新盐法,即日送政府公布。两浙盐商代表周湘舲见报万分恐慌,当即运动稽核总所洋员,面见财政部长宋子文,要求三事:“一是稽核所权限尚须扩充,二是盐税须增加至每公斤8元(原案5元),三是引票不能取消。”宋向蒋介石建议,谓盐法须加修正,蒋乃约立法院全体起草委员会议,与宋辩论多时,坚持不能修改,得蒋认可,未交復议,但公布一层,从此不再提起。消息传布,京、沪、津、平各报,纷起责备盐商的论文,多达数十篇,均望政府不受引商运动,早日公布。
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国民会议开幕。景本白同日抵京,散发8种小册子,请国民代表注意盐政。一面由党部提出建议案,敦请政府月内公布盐法,限三个月成立“盐法改革委员会”五月八日,第三次会议上,由庄崧甫说明提案内容,全场一致通过。到会500余人,未起立赞成者不过20余人。浙商代表张淡如也亲自来京,宴请各省代表,散发各种小册子,大旨借灶户生计反对改革。淮商代表张某,并指立法院之盐法为“景本白之盐法”;遍发传单,谓“此次改革盐法,背后乃景某专为精盐谋发展。景某此次来京,带来精盐公司运动费数十万。是以各报纸每天有赞成盐法的文章,均系景某一手包办。”
无如公道自在人心,国民代表以压倒多数通过盐法。政府鉴于民气激昂,遂于五月卅一日将盐法公布,而约法公布则在六月一日。当时各省代表都说:“此次冒暑会议,最有价值者,乃一部盐法。至于约法,民国以来已有两次,宪法也有一次,不足为奇。而盐法,则自宋以来,千馀年始有此成文法,不能不重视也。”当时舆论评价,称誉新盐法为“约法外第一事”“民国史上的大事件”
十、盖棺论定
张謇从清光绪二十年(1894)殿试策中萌发改革盐政思想,到民国十五年(1926)逝世,前后主张并致力于中国盐政改革凡33年。他为后人前赴后继推进盐政改革,树立了榜样,铺垫了道路。
景本白从事盐务革命约40年。当1931年新盐法公布,各省改革同志纷纷来电道贺,他反思改革历程,不禁感慨万端:“余对于盐政革命已三十年。正式发表政见亦二十年。至今日始有一部盐法出现。实行虽尚无期,而法案业已公布,可告一段落矣。”
历经两代人前后70多年的接力奋斗,才实现了一部盐法的革故鼎新。其曲折历程是怎样的波澜壮阔,其坚忍精神是怎样的锲而不舍啊!
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行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属于上层建筑,既受经济基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盐法的变革,体现的是以食盐供销为载体的利益关系巨大调整,必然引发丧失利益的旧盐商的强烈反对和拼死抵抗。而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所以它们不可能真心支持张謇和景本白的盐法改革。
事实上,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周学熙就是旧盐商利益的集中代表。而南京国民政府早在1929年已经接受旧盐商的“验票”请求,在收取巨额验票费后,发给“查验引照凭证”允诺他们“永远照旧环运”所以,新盐法虽然通过并且公布,但是实行遥遥无期。直到抗战开始,重庆国民政府公布盐专卖暂行条例,才真正实施食盐政府专卖。1947年又公布盐政条例,宣布就场征税、自由贸易,但实际利权仍然掌握在官僚手里。张謇与景本白的改革理想没有、也不可能在旧中国真正实现。
张謇与景本白的奋斗史实说明:一项事业的兴创更始,确非易事。回观民国期间革新盐法的艰难历程:第一次失败于袁世凯驱逐民党议员,第二次失败于曹锟贿选风潮,第三次曲折于胡适辞职风波。前两次功败垂成,后一次倖免于败。非亲历其事者,不知其难。
宇宙无穷,人生短暂,以至于在有生之年能够做成一件两件重大事业的人,是那样的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张謇和景本白的时代,政府反动,社会腐败,没有先进政党领导和先进主义指引,所以革新政治难上加难。但是,他们矢志兴利除弊、一意造福人民,百折不挠、毕身以之的奋斗精神是永存的,历史和人民会长久地记起他们。前人的成果,我们要好生珍惜;前人的精神,我们要好生承扬。这才足以告慰前人,无愧来者。
意味深长的是:当年张謇与景本白努力奋斗,旨在把食盐的利权从私人盐商手里夺取过来,转换到国家和全民手中;事隔70多年,随着市场经济风靡全球,勤于思想的专家学者们,现正致力于把国家统制专营的食盐利权重新返还给民营企业家。宋人说得警策:“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世事就是这样在波浪曲折和螺旋回环的轨迹中前进上升着,不由人不感慨系之。
(2010-09-12成稿,为南通市政协文史委张謇与清末民初风云人物作。资料来源:南通图书馆藏盐迷专刊,1935年。作者单位:南通市盐务管理局,手机13951317051。)
作者自注:1。引制,即专商引岸,起于唐代划区行盐,北宋末年规定盐斤以引计量,印发引票,商人纳课领引,凭引到盐场支取盐斤,运往指定销区(称销岸)销售;元代因之;明万历中创行“纲法”以一年销量、课额为一纲,将各商所认引额编立纲册,每年按册上旧额行运新盐,纲册无名者不得加入。2。引票,旧时盐商独占食盐运销权的官府执照,最初取得需花费一定资本,认运一定数额盐斤,数额载于引票,以后按年循环,子孙世袭,无引票者不得加入为商。3。运动,旧语词,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奔走钻营,义同打点、打动。4。反汗,反悔。5。虞不腊矣,谓政权即将终结;虞,周代小国名,在山西平陆;腊,古代在冬季农历十二月合祭众神。6。计画,旧语词,同计划,即设计筹划。7。会议,旧语词,即会商计议。8。穷措大,一作穷酸大,旧称呼穷困的读书人。9。取缔,旧时法律用语,义同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