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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成正式的语言文字之前，人类就已学会了歌唱。作为最早的文学样式，歌谣的历史源远流长。大到草原牧场，小到田野阡陌，无不深深侵染着它们的悠扬与韵律。吕氏春秋古乐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怀想我们的初民，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纵情放歌，其质朴、乐观不由得令人倍感钦佩和羡慕。
尚书尧典记载，舜任命夔掌管音乐，同时告诉他“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联系古籍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被发而舞”的记载，可知远古时歌谣、音乐、舞蹈、诗互不分家。这是艺术“草创期”的必由之路。
先人缘何要作歌谣呢？所谓“劳者歌其事”心有所感需要抒发，便自然哼出些旋律。诗经大序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苌的解释未免太富于“逻辑性”不够浪漫。上古的歌谣，想必多是先民为了舒缓劳动的艰辛、振奋精神而作，或纯为一时兴起，并没有按部就班的酝酿过程。好比我们擦窗拖地时嘴里漏出些零落小调，未经刻意的组织加工，甚至仅是条件反射“唰”地便从口中溜出，图个轻松惬意，本无所寄托。
由于人们对即兴的歌唱缺乏保留意识，就现存的几首上古歌谣来看，与古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农事有相当紧密的关系，也隐隐有了雕琢的痕迹。绝大多数率性而发的歌谣，早化成旷野的微风，飘散在无尽的青山绿水间了。
这似乎从侧面表明中国的政治伦理成熟甚早。从甲骨文中接近歌谣的卜辞，到散见于各种典籍真伪难辨的远古谣谚，都紧紧围绕现实而少随意的抒情。刚才提到舜任命夔掌管音乐，其目的就在于教化。古人老早就注意到了音乐、歌诗的这种作用，统治者也已开始利用这些元素来陶冶、控制民众了。
同时，因为歌谣能及时反映现实状况，隐隐透露历史演化的步伐，有眼光的史家常常会给予一定的重视。班固说“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虽从反面予以贬斥，也说明体现民意的歌谣不容忽视。班固还将“参人民谣俗”同“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并列，一起用来“制法度，考祸福”准确地道出了古人的心思。葛天氏那种纯粹的“手舞足蹈”原不被重视，至于“不合雅乐”的“宛诗谣俗之曲”更难入正经史家的法眼。
古人对这类歌谣的重视，有时甚至到了穿凿附会的地步。翻看史册，其间记录了大量称得上是“预言诗”的谣谚。像西周灭亡前夕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明燕王起兵前的童谣：“烟，烟，北风吹上天。团团旋，窠里乱。北风来，吹遍散”惹得编撰者隔三差五地惊呼“果如谣言”其实这多为政治斗争的产物，是有意识地制造舆论。好笑的是东汉末年的军阀公孙瓒听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指幽州）可避世”的民谣，竟信以为真，铁了心扎根于此，雷打不动，连部下被敌军围困也不驰援，结果落了个引火自焚的下场。
然而歌谣有更深远的意义。浩如烟海的笔记小说中随时闪烁着它们“含泪的笑”正统史书贬斥之余，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的价值，记录下不少真正意义上的歌谣。
东汉桓灵时政治污浊，歌谣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宋代中后期通货膨胀，纸币严重贬值，遂有“使到十八九，纸钱飞上天”之谣。元代“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的民谣。偏安一隅的南明小朝廷不思励精图治，卖官鬻爵盛行，人民予以了辛辣的讽刺：“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近代中国饱受内忧外患，便有歌谚的血泪呻吟：“前门开，后门张；前门引进虎，后门又进狼。不管虎与狼，终朝每日‘铛、铛、铛’。”至于如今流行坊间的反腐歌谣，非但证明了它强悍的生命力，也是民族的良心和希望所在。
歌谣泼辣与婉转兼容，大胆与含蓄共存，用巧妙的讽刺向“思想警察”扮鬼脸，用直率的抒情向卫道士作嬉闹。这些野草无需达官显贵的吹捧、赞扬，拒绝宫廷的搔首弄姿。无论面对怎样险恶的环境，只要有一点点民间雨露的滋润，它们就能蓬勃地生长起来。即使熊熊的火焰暂时烧毁躯体，来年的春风也会催醒它们自由倔强的深根，风信子般在都市、在乡间、在逢罅、在险峻、在众口悠悠里生存、蔓延。它们同“雅乐”相距甚远，也不符合统治者心目中的“教化”比起常常显得阿谀造作的文人诗词，倒是民间的歌谣能更散发出浓郁真实的历史风貌，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诗失求诸野”这些为人忽视的韵律中蕴含着来自民间的血泪和愤懑、欢笑和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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