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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韩愈,常常感觉有股“寒酸”扑鼻而来,仿佛蓦地走近乱石陡峰间,眼看着一棵怪松如何在困境中挣扎、生长。韩愈诗歌的奇崛,文章的逼仄,都与这股寒酸充塞其间有关。他自己倒不讳言,说“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坦诚得令人意外。
“穷”困扰了韩愈大半辈子。他三岁失怙,赖嫂嫂抚养,家境一直不好。四十三岁那年他写了送穷文,这篇语言戏谑的奇文很能彰显他的性情。韩愈虽提出道统,承担起振兴儒学的重任,但比起诗圣杜甫,这个“楚狂小子”并不像纯正的儒者。韩愈行文有战国辩士遗风,纵横捭阖,滔滔不绝。他的神采飞扬、诚恳激越,总力透纸背,震动读者。他似乎学不会平和地坐而论道,即便最“学术化”的论文中也会有“不平之气”喷涌而出。
这恰是韩愈的可爱之处。提倡“文以载道”的韩愈不仅有承担道统的责任感、使命感,还有强烈的入世心、功名心和鲜明的个性,周身弥漫着浓郁的人间烟火,那些饱含忧愤的文字背后,分明骚动着一个倔强的灵魂,串成一段古代士人惨烈的心路历程。
穷困的现状和经世致用的功利性思想深深浸染了韩愈。他曾为求发达四处自我推销,甚至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说布衣不借势于王公大人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不借誉于布衣无以广其名,一副前来做买卖的模样,遭到后人訾议。这一是贫穷所致,二与唐代风气有关。当时文人上书自荐稀松平常,既是有求于人,恭维几句在所难免。其实在韩愈看来,个人功业与济世救民是相互统一的。韩愈坚信他所持的道统确能挽狂澜于既倒,他的历史任务便是要对佛道横流的社会大声疾呼,重建儒学正统。这是慰藉平生的个人事业,也是利在千秋的社会事业。前者是后者的保障,达己方能达人;后者是前者的应有之义,达己扎根于达人,是必须遵循的“道”
然而现实的韩愈处处碰壁。满腹经纶却不得大用,理想无法施行,生活举步维艰,达己和达人均呈落空状,压抑之下难免形成曲折、幽愤的文风,也造就了他狂狷的那面。明乎此,便能理解两次上书宰相石沉大海后,他竟去了封措词激烈的信,毫不掩饰怨气;也更能品咂出进学解反讽式的自嘲中蕴含了多少愤懑和孤傲。韩愈为赚钱写过大量碑铭传记,也用心刻画了不少“小人物”圬者王承福传太学生何藩传蓝田县丞厅壁记里或多或少有他的影子,想来是那段卑微经历给予他的影响吧。
元和六年,韩愈从洛阳调回长安。晋京路上他总结多年来宦途失意的教训,写下入关咏马:“岁老岂能充上驷,力微当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骧首,牵过关门妄一鸣。”韩愈一面懊悔从前太孟浪,告诫自己今后须慎重;另一面,这匹老马显然心有不甘,明知徒劳仍要朝天嘶鸣。果然,元和十四年,攘排佛道甚力的韩愈因谏宪宗迎佛骨“夕贬潮阳路八千”原来为官之道和先前看似完美的设计相悖:兼济天下有赖于个人成就,个人若要立足官场,却必须放弃道德理想。面对深层次的二律背反,韩愈选择维护道统,表明陷入悖论的他依然有所坚持。这种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的奋争,格外动人。
韩愈死于八二四年冬,这一年夏天,刘禹锡吟出了“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时人隐隐嗅出,盛唐雄风烟消云散,处于国家分崩离析前夜的中晚唐,与之形成巨大落差,气数将尽。士人对建功立业气贯长虹的渴望虽仍有余绪,动荡的局面也激起他们澄清天下的壮志,但时过境迁,盛世不再,敏锐如韩愈者不会毫无察觉。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他是在明知不可为而之。钱穆先生认为成事不仅需内在条件,也需外在条件。外在的个人无法左右,内在却能把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把握住内在,充分利用了条件,失败了也是成功。韩愈留给我们一座精神高峰,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内在成功了,这或许是他被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关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