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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杨伯峻先生翻译成：“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对这一“新奇”解释李泽厚先生不能同意，认为应译作：“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险的。”杨李两位先生各执一词，究竟谁是谁非呢？
先来看“攻乎异端”杨先生训“攻”为“批判”是不甚合理的，有以今律古之嫌。而李先生训作“攻击”恐怕这是承说文之误，颇具商榷。“攻”从“工”演化而来，是本无其字的假借字，本义为治理（器物），其所有引申义均有治理含义。所以“攻乎异端”中的“攻”可解作治学。李先生采攻击义，实为引出“这可以表现儒学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说得很好，儒学的确有此性质，但强以治为攻，不足为训，且没有道理。难道攻击异端就等于排斥异己吗？承认其他观念存在的天然权利，并不等于取消批评他们的权利。采取不攻乎异端这种貌似“价值中立”的和稀泥态度，才是儒家的作风吗？
再来看“斯害也已”杨先生认为其意思是“祸害就可以消灭了”声称这才符合论语的语法，并举阳货中的“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断言“斯害也”和“其终也”是主语“已”是动词作谓语“消灭、完了”的意思。这是没道理的。首先，把“也”归入主语，算什么语法？其次，为了通顺，杨先生把“其”当作代词“终”译为“一生”但“其终也已”紧接上一句而来，何必用代词？把“终”翻译成“一生”也很勉强。实际上训“其”为“大概”更合适“终”于是顺理成章地解作“完了”经我粗略统计，除了这两处，论语中“也已”出现凡十次，均是连用句尾语气词。而那两处中的“阳货”我已说明不是特殊用法，则“斯害也已”成了孤家寡人，当然难以成立。其实从句读上便能证明杨译有问题。按杨译“斯害也已”实该标点成“斯害也，已”但孔子哪有如此说话的习惯？杨先生处处强调孔子的谦让谨慎，那他又怎会天真到以为批判了异端，祸害就消灭了呢？
我想孔子的这句话并没有多少“微言大义”他无非是告诫人们不要选错方向。至于什么是错误方向，很难判定。但第一，凡事总有个大致标准，有一个同时代人所共同承认的底线“异端”则是违背了这个底线。第二，朱熹注云：“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孔子有所坚持，也就有所批评和反对，他自然认为致力于非圣人之道是有害的。第三，孔子到底是谨慎、踏实、宽容的，他不会固执地宣称自己那一套才是圣人之道，强求天下一律，所以他说到“斯害也已”便罢，并未说要消灭“危险思想”
对于“异端”二字也不必过分敏感，当时没有诸子百家，更远非欧洲后来面临的“异端的权利”对此做过多解释是不必的。我看还是清代焦循的注解精准：“盖异端者，各为一端，彼此互异，惟执持不能通则悖，悖则害矣。”说到这里，我以为钱穆先生的翻译很贴切“先生说：专向反对的一方用力，那就有害了。”这中间包含了内省的意味，他提醒人们，正因为选定方向如此重要，治学时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常反躬自省，审查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是否偏离轨道。这绝非不自信，而是杜绝盲目自信造成的危害。做学问要钻进得去，也须出得来，有所守，而不囿于狭小的圈中，即所谓“君子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