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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吕尚贤先生的大作明初三相无一善终（2004年12月28日杂文报），我在若有所悟之余，略感意犹未尽，故撰写此文，作为响应和探讨。
先说胡惟庸。定胡惟庸谋反值得商榷，但他骄纵贪婪、专权乱政确有其事。历代统治者对功臣的腐化往往眼开眼闭，甚至变相鼓励。如杯酒释兵权后石守信遵循赵匡胤“劝告”一心聚敛家财，却从未受任何惩治。腐败会动摇皇权，但勋贵是皇权的基础之一，以“适当”的腐败换取他们的死心塌地，划得来。
到明代情况有了变化。一则朱元璋出身贫寒，饱尝辛酸，他总结元代速忘的教训，认为吏治腐败乃症结所在，因此他对贪官尤为狠辣；二则，也是最关键的：胡惟庸“专权乱政”明史称他独揽相权、结党营私。如果说“适当”的贪污有利于统治者内部的“团结”那么“专权乱政”便是对皇权的侵害。所以，胡惟庸之死首因是相权越界，严重威胁了皇权。李善长的死既为受胡案牵连，也因为他任左丞相时专横跋扈。至于循规蹈矩的王广洋，由于包庇胡惟庸害死刘基，事发后又极力抵赖，让朱元璋感到勋贵朝臣已结成官官相护的势力，必须斩草除根。
胡案的影响是深远的。朱元璋由此更不信任朝臣，便用皇权兼并相权，造成“威柄在上，事皆亲决”的局面。历史地看，相权经历了被逐渐削弱的过程，及至明洪武十三年乃告寿终正寝。皇权的大幅扩张加强了统治，提高了自身效能，却也为宦官专权埋下隐患。吕文指出：“终明一代，尽管统治者防了权相，却没有防住权阉。”可谓一针见血。天下事何其繁杂，以朱元璋的精明强干也力不从心，朱棣登基后不得不成立内阁为皇帝分忧。这不等于复活相权，为防止内阁坐大，明统治者重用了两种势力：一为特务政治；二为宦官政治。
明代特务政治源自朱元璋。锦衣卫既是禁卫军，又是秘密警察，由皇帝直接指挥，是皇权监视臣民的重要工具。明成祖朱棣靠“叛逆”夺取政权，他利用锦衣卫滥杀所谓“建文余党”以腥风血雨换江山永固。宦官政治则属朱棣的发明。朱棣夺权成功，宦官出了大力，他觉得心腹阉竖比亲骨肉还可靠，遂设立太监执掌的东厂，职权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宦官的运用其实广泛得多，比如充当监军，监视统兵将领；万历帝还曾派出心腹宦官搜刮民脂民膏。
以朱棣的胆略和勤勉尚能“合理”驾驭宦官，不至于影响治国，那些长在深宫的后世子孙何来祖宗的雄心与手腕？结果是被权阉“僭权”何况宦官政治必定同特务政治合流，权阉用锦衣卫残害大臣巩固势力屡见不鲜。不过权阉仍然依附于皇权，这可从魏忠贤等人总通过皇权的名义达到个人目的看出。因而权阉必须牢牢拴住皇帝，一旦失宠或新君上台，便意味着毁灭。但宦官政治始终是皇帝的依靠，旧的倒下，新的随即冒出。王世贞说太监“能为乱而不能为变”是正确的，但一浪高过一浪的“乱”到底使江山易主。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到达北京，深受皇帝宠信的宦官却开门投降，崇祯煤山自缢时身边只剩一个太监。皇帝赖以维持统治的工具，竟成了明王朝的掘墓者。
可以这么说，罢相之始，已注定明统治者无法摆脱宦官专权的侵扰。而吸取经验教训，理顺、调整这一变局，则是清朝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