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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尝言，李敖的文章十句里面你最多相信三四句，其余的不能当真。这或许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李敖行文非但恣意汪洋，还屡作惊人之语。什么国民党“意淫大陆，手淫台湾”蒋介石的言论总集“都是文字大便”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一点也没有虚怀若谷的精神，自诩中国五百年内写白话文的翘楚，并宣称“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夸张的语气，狂傲的态度，给人一种强烈的戏谑感。
于是公众便把李敖定位在“文化顽童”的角色上，他也坦承自己对待世事常以玩笑出之。大家都承认他博学、他多才、他资格老，喜欢看他文章里横扫天下的气象，也爱听他口若悬河，抨击时政，把跳梁小丑们骂地灰头土脸。反正李敖是顽童，随他怎么折腾，谁也奈何不了。他替我们宣泄了不满与愤懑，替我们揭穿了政客的丑恶嘴脸，替我们攻击了腐败肮脏的幕后交易。我们消遣着李敖的尖酸刻薄与金刚怒目，而后爽朗地大笑，胸中块垒顿消，带着份好心情继续听任现实的摆布。
难道这就是李敖的全部意义么？他说过，知识分子应该是带领群众超越前进的。如今的李敖是顽童、是明星、是国宝，唯独不再是引领思想潮流的弄潮儿。在台湾的言论自由实现以后，在一切都被纳入商业机器之后“旧业已随征战尽”的李敖是否会生出些许“错位”之感？
理想的中国是一座圣山。
山，在虚无缥缈间。
朝山的香客流着汗，喘着气，拖着步子，带着数不尽的使徒，走进了虚无缥缈。
这段写于胡适评传前的文字，既可看作李敖为中国知识分子勾勒的集体肖像，也可看作他的自况和自勉。的确“理想的中国”这座圣山，曾引多少英雄竞折腰啊！无论你是爱它还是恨它，赞美它还是诅咒它，甚至想要砸碎它，却总难摆脱为它魂牵梦绕的宿命。毫无疑问，李敖也是“朝山的香客”不过这个“香客”如此与众不同、特立独行，可谓中国文化的“异数”
李敖的独特品质首先表现在他的“不合作主义”上。
1962年，为生计所迫，经姚从吾和吴相湘的推介与斡旋，李敖进入陶希圣主持的文献会。前一年李敖为文星杂志撰写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痛骂当时腐朽不堪的学阀们尸居其位，成天想的不是“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而是恋栈不退，阻碍新进，甚至“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此文一经发表，立即引来老派文人的斥责，一时文化界硝烟弥漫。按理说你现在进入老派文人把持的机关“吃人家的嘴软”总该有所收敛吧？然而并不。李敖2月21日见陶希圣，当天出版的文星上就刊登了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中将陶希圣归入“中学位体西学为用病”之列，称他当年参加的“十教授宣言”是“数典忘祖的大笑话”其时陶希圣正极欲拉拢李敖，为“党国”延揽青年才俊，故未曾发作。
李敖并不买帐。继在给中激烈指陈传统文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提出“剪掉传统的脐带”向现代文明国家大踏步迈进之后，他又抛出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针对徐道邻、胡秋原等文坛老将气势汹汹的“围剿”展开“反围剿”成功挑起了史诗般的“中西文化大论战”
面对陶希圣的利诱李敖始终不为所动，还接二连三地发表争议性极强的文章，四面树敌，把论战推向高潮。最后陶希圣恼羞成怒，找个借口把他请出文献会。
这次的风波使李敖认识到没钱的窘迫，倘使有第二条路好走，他也不会“上贼船”在日中他写道：“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李敖是很清醒的，要长久坚持“不合作作主义”坚持我手写我口，必须先有笔“后备基金”否则纵使骨头再硬，到头来衣食无着，活都活不下去，还斗争什么呢？李敖对待金钱的直率和袒露，使他明显区别于一般文人。十几年后李敖重施故伎，在“国关中心”待了十三个月后坚辞而去，连薪水都拒领。那时他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摆脱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困局。
当然也不宜过分看重金钱的作用。且不说在长期的奋斗过程中李敖并非富裕，即便是，对于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而言，也决非光有钱就唾手可得的。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却并不一定决定民主自由的走向。马家辉先生指出：“李敖认为在政治上不能开放，就算在经济上能让大家‘开饭’，也是枉然的，该被攻击的！”这真是知论。在这方面，李敖的眼界明显高出常人。
也正因高自标持如此，很多情况下，李敖是以堂吉柯德“孤胆英雄”式的姿态，单枪匹马地同整个专制体制斗争不已。作品被查封、人遭软禁、二进宫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故而，在李敖那张多少有点玩世不恭的笑脸背后，支撑他的必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呢？我以为其要点乃是对“知识分子理念和品格”的恪守。关于这一点，李敖的前辈，也是他十分敬重的师友殷海光有过精辟论述--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什么是知识分子？）
这种恪守是不容易做到的，尤其在那个风雨如磐、白色恐怖的时代。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后惊魂未定，花大力气破坏和铲除中共的地下组织。一时间“匪谍”满天飞，真假共产党纷纷惨遭杀戮，人人自危。当局利用这种恐怖气氛收紧权力网，控制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对于思想言论，国民党更是全面渗透、干预，蛮横镇压“异端”思想。1951年，为钳制新闻自由“行政院”以“节约用纸”为由宣布将对新报刊的申请登记“从严限制”继1960年炮制“雷阵案”查封自由中国半月刊，8年后又搞垮文星，实行党禁、报禁，严密控制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傅斯年逝世后台湾大学仅有的一点独立品格也丧失殆尽，沦为官方的“培训机构”国民党积极推行党化、奴化教育，任用不思进取的老派尸居要位，打压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在一政策的作用下，台湾教育界的教授平均年龄达到了五十九岁，而四十岁以下的教授竟然一个也没有！新旧两代学人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
局势的险恶、锐气的消磨使许多年轻时曾为民族的尊荣、言论的自由奋斗过的知识分子，渐渐退缩乃至颓废。例如成舍我。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主办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因言辞激烈、笔锋峻急得罪军阀张宗昌而被捕下狱，若非友人说情早就身首异处了。然而随着国民党偏安台湾一隅后他满足于区区中学校长的职位，不复当年之勇。李敖写信批评他，他也无动于衷。
面对当局“宗教裁判所”式的统治，面对台湾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作为后起之秀的李敖却毫无顾虑，几乎在思想言论界的各个领域都同专制思想、专制政府、旧派文人进行了激烈抗争。前面提到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争论，也不仅仅是青年学者和旧派文人的正式决裂，它实际体现了年轻的激进派们对大气候（尤其是政治气候）的严重不满。双方论战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政治烙印。“现代化的走向”是论争焦点，他们的头上又是由国民党控制的强调“复兴中华文化”的“大有为政府”使得这场论战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粗略来说，老派文人基本上站在维护正统意识形态的立场上，鼓吹“整理国故”、“复兴中华文明”这些都是国民党政府念念不忘的。而李敖等人早就一眼看穿他们所鼓吹的那些“孝道”啊、“天道”啊、“东方精神文明优越”啊等等“中华文明”实在颇有愚民嫌疑。愚民正是所有统治者的诡计，李敖犯了大忌。
再者，李敖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并不只针对文化而言。他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中严厉批评了谢然之的错误行为，尽管对于国民党一时还不习惯完全按宪法办事表示“忍耐”和“谅解”西方那套政治制度却已是呼之欲出。何况前几年李敖还写过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几条荒谬的法律、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等挑战“法律权威”的文章，对台湾的法律条文乃至整个法律体系进行了严厉批判。这些举动无疑令当局大为头疼。
须知专制政府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它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塑造和神化来构造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一个专制政府必定要控制意识形态，挑战它的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挑战专制本身。同时，挑战便是动摇--专制政府编造的那些“合法性基础”在法理上、在理性上根本是站不住脚的、经不起推敲和质疑的。故而对任何正统意识形态的冒犯（哪怕是稍有冒犯）都是专制政府绝对不能容许的，为了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它干脆剥夺掉你思考的权利。加上它行政权力的背后是强大的暴力机关，个人很难与之抗衡。
李敖却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进行了激烈抗争，他这大半生真可用“桀骜不驯”来形容。李敖的反传统表现得相当决绝。父亲逝世后，面对两千人的送葬队伍，他坚持丧礼改革，不烧纸、不诵经、不磕头、不拿哭丧棒装孝子，诚如他夫子自道，这是需要大勇的。比起五四诸贤，李敖性格更刚烈，不仅口头上对陋习大加鞭挞，行动上也“横眉冷对千夫指”
这同他属于豪迈、激进的“大陆型知识分子”有关。李敖一直对少年时期北大师生留给他的印象念念不忘。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英才。他们不满专制，胸怀天下“忧宗周之陨”抱救国之心，游行示威做学问，样样超越前进。早慧的李敖除了读观察等自由主义刊物外，还翻阅了许多“赤色杂志”深为其中的狂飙风格吸引。到台湾后，李敖在中学时代遇见了一位令他终身感念的老师严侨。严侨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的长孙，按李敖的描述“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有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对有他好奇、佩服的印象。”熟识后，李敖渐渐发现潇洒的严侨内心深处氤氲着一种悲观的氛围。终于有一天酒过三巡，愤懑的严侨告诉李敖，他是从大陆来卧底的，他是共产党！
需要指出的是，其时的李敖已经是一个较为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了，但性格上非常激烈。左派的激情和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坚守、民主自由的追求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也正是李敖的迷人之处。在读了不少李敖的文章后我发现，他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他的要求很高，对自己、对朋友，算得上苛刻。他瞧不起“变节者”瞧不起那些黑云压城时三缄其口、事后才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公道话的人，也不太瞧得起真正搞政治组党的人。李敖的性格中颇多个人英雄主义成分，习惯个人作战，不怎么合群。这也是他为什么总留给人“孤胆英雄”形象的原因之一--不是没有同道者，而是眼界太高太高，达不到自己的标准的，就无法与之心心相印。别人也很难因此诘难：他自己就做得很好。
不过与一般理想主义者不同的是，李敖没有徘徊在理想和现实间痛苦不已。他的内心未必缺少人类大同的梦想，但诚如他在权力斗争才是真的中所说：“为什么‘以进大同’也、‘共产主义’也，都令我们失了望？原因很简单，不出‘目的热’与‘方法盲’而已。‘以目的热’是只知提出光芒夺目的旗号，并热衷于这个旗号；但是如何达成这个目的？这个目的的达成有否可行性？勉强行之有否后遗症和祸害？他们全不管，他们是盲目的，光是热衷于目的，整天为它中风疾走，大声疾呼，人就累坏了，谁还要管方法呀！于是，‘以进大同’、‘共产主义’，至今犹在快活中，但是民生苦矣！”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敖的“保守性”是同哈耶克一脉相承的。
不过根据马家辉先生的观察，早期的李敖是“文化上的激进，政治上的保守”对国民党政权还保留着相当的期望；如今的李敖却是“文化上的保守，政治上的激进”无论对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采取决绝的、激烈的批判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则明显温和，甚至还对大陆推行简体字表示不满。
1983年李敖在秘雕案的案外意义中指出“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的自由”是“第一该争取的自由”如今的台湾不但第一自由已经争取到了，随着党禁、报禁的全面开放，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应该说已成真个制度运作的基本理念。但知识分子们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龙应台的八十年代这样走过就充分表达了这一彷徨与沉思。激烈的抗争过后，民主自由来临之后，为什么社会乱象层出不穷？
相对来说，李敖或许真的老了。当年为争取言论自由他付出了两次坐牢、多年软禁、96本书被查禁等沉重代价，但再回头看看当初的“中西文化大论战”我们不得不说无论从影响还是从深度考量，都比五四差得远，它更像是一群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者之间的争吵。面对现在的种种世态，李敖当初强调的价值、理念已显得不那么超越前进了。李敖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当然，李敖对言论自由的贡献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他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孤傲的、决不妥协的榜样。这正是李敖的价值所在。李敖又曾多次表示：“我从不鼓励任何人、尤其是年轻人去作叛徒，因为作为叛徒要付出很多代价，并且在年老时会怀疑这个过程值不值得。”李敖不是思想家，他的这番话却依然深刻。
如今言论自由实现了，自由主义理念仍无法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扎根，仿佛是宿命，仿佛是嘲弄。李敖的身影在我眼中有些憔悴，也有些无奈。英雄主义的李敖最终“与子偕小”无法真正呼风唤雨。在小说北京法源寺里他借李十力的口说道：“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时候你就朝下、她走运的你就倒霉，你生来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运硬铸在一起，难解难分。”
“旧业已随征战尽”留给我们的难道仅仅是“江上鼙鼓声”的喟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