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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打错了号码吧。
我有一点点怀疑是沥川。将手机捧在手心里等待。
足足一个小时过去了,电话再也没有响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却越跳越快。虽然这最有可能是沥川的电话,我却告诉自己不要接。
我已经给了他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结束了。
沥川,你知道结束这一切,对我来说有多难吗?
难道,为了一个电话,一切又重新开始?
又过了十分钟,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我莫名其妙地焦虑起来,心跳如狂,烦躁不安。终于,我无法克制地将这个号码回拨了过去。
沥川,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
只要你要我回来,哪怕只是一个眼神,我就回来!
铃声响了三下,没人接。我大怒,怀疑是不是有人恶意骚扰。紧接着,进入自动留言信箱,中文的、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重复着同一句话:
“你好,我是王沥川,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有事请留言。”
磁性的中音,充满魅力的声音。
那么,是他。
我挂掉电话,再拨。一连拨了十次,终于接通了。
那边传来嘈杂的声音,一个很粗的男声冲着话筒大声说:“你是谁啊?”
“我找王沥川先生!请问您是哪位?”
“我不知道谁是王沥川,”那人说,“只知道这里有个喝醉的人,电话不停地响。他是你的朋友吧!”
“喝……喝醉?!”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请问您在哪里?这人是我的朋友,非常重要的朋友!请告诉我您的地址!”
“狼欢酒吧,h大街上的那个,你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就在我第一次遇到沥川的那个咖啡店附近。纪桓是那里的常客,沥川以前也常去。
“知道知道!”
“你快来接他吧,看样子,他醉得不轻。”
沥川绝对不能饮酒,一滴也不行,不然会有性命之忧。这是rené和霁川反复告诉我的。我已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抓起手袋,冲出大门,忘记带拐杖,差点摔个跟头。我到大街上拦出租。一进车门就交给司机两百块钱,让他到了狼欢在门外等我。
司机在我发狂的催促下,十五分钟之内赶到了狼欢。
酒吧不大,灯光昏暗,人声低喁,人来人往。清一色的男人,有老有少,连服务生都是男的。前台乐队的鼓声覆盖了一切,有个学生模样的歌手,用淳厚的中音唱一首古老而伤感的英文情歌。很多人围在一边,给他鼓掌。
服务生带着我在一个靠墙的角落找到了沥川。他趴在桌子上,旁边放着一小杯酒,当中有一颗橄榄。
我问服务生:“这杯酒有多少?他全喝了吗?”
服务生摇头:“这是马提尼,度数不大,也没多少,给他送来的时候就只有这么多,他最多喝了一口。”
沥川酒量不差,绝不至于喝一口酒就醉掉。可是沥川趴在桌上,一动不动,好像真是醉了。
我轻轻地推了推他,在他耳边叫道:“沥川,沥川!”
他没有醒。
我又用力地推了推,他勐然抬起头,目光散乱。
“沥川?”
他微微睁开眼,迷离得看着我,好像不认得我。
我拍拍他的脸,又摸摸他的额头,有点烫,但不算是发烧:“沥川,沥川,你怎么啦?”
沥川继续不理我,又趴回桌子上了。倒是一旁的服务生说:“醉了的人都是这样,你把他带回家,喝点浓茶醒醒酒就好了。”
“不对吧,他连一杯酒都没喝完,怎么可能醉了呢?”
“他是来这里找朋友的嘛,不一定只喝自己杯中的酒啦……肯定是醉了,我百分之九十九地肯定。”
我把另一张桌上的蜡炬拿过来,在沥川的脸前晃了晃。他正在出汗,满头大汗。我握了握他的手,手心是湿的。我又去推他,他忽然开始说话了,呓语一般,法语混着德语……好几国语言,都乱了套了。
“我说是醉了吧,都说醉话了。”服务生在一旁说。
总之,得先把人弄走。我说:“我已经叫好了出租车,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他扶到车上?”
“他……还没付帐。”
“多少钱?我来付吧。”
“我去查一下。”
过了一分钟,他走过来说:“对不起,他是vip客户,用的是年卡。你不用替他付帐。”
说罢他去叫来两个大块头的保安,将沥川连扶带抱地送上了出租。
“小姐,去哪里?”司机问。
“港奥中心瑞士酒店。”
车稳稳地开了,可是沥川的样子却越来越不对劲。他原本一直胡言乱语,渐渐地开始急促地喘气,渐渐地,话说不出来了,只剩下了沉重、吃力地呼吸声。
我拼命敲司机的椅背,对着他大喊:“大叔!不去瑞士酒店了!他……他不行了!得马上去医院!越快越好!”
“最近的医院是协和。”司机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也觉得情况严重:“别是酒精中毒,这可是会死人的!”
我心跳如狂,紧紧地抱着沥川。喃喃地,一遍一遍地叫他的名字:“沥川,沥川,沥川……”
他浑身软绵绵的,像婴儿一样无助地靠着我。
我用手试探他的呼吸。非常急促、非常吃力。
这当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连忙打手机找rené。
电话响了一声就通了。
“安妮!”
“rené! 沥川出事了,他不对劲,我正送他去医院急救,你快来!快点来!”
“沥川在你那里?我正四处找他呢!哪家医院?”
“协和。”
“安妮,保持镇定,我马上就到。”
到达医院时,沥川已经完全昏迷了。
一群人将他送进急救室抢救。为首的是一位中年医生,非常干炼,迅速检查了他的身体,对手下的人吩咐:“急性呼吸衰竭。马上做气管插管,上呼吸机。”
说完这话,我便被一个护士拦到了门外,她问我沥川的病史,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她了,急性肺炎、严重贫血、血型、呕吐……她给了我一堆表,要我填写。
我双腿发软、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几年前父亲病危的情景再次浮现眼前。我拄着拐杖,退到墙边,紧张地大口喘气。
神色未定,急救室的门忽然开了,那个中年医生叫道:“哪一位是谢小秋?”
我冲过去应道:“我……是我……”
“我是倪医生。请问,你和病人是什么关系?”
“女……女朋友。”
“是这样,我们刚给病人做了气管插管,上了呼吸机。在拍胸片确认插管位置时,发现他的胸口有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单侧肺组织形态不整。这些都不在你写的病史上,请问他的病情你了解多少?”
我傻掉了。结结巴巴地问:“什么内植……导管?我……我不知道他的病史。他不肯告诉我。”
“对不起,我现在没时间解释。他还有没有别的家属?”
“有,有,是个外国人,正往这儿赶!我这就打电话!”
我拿出手机准备拨号,看见rené从门外一头大汗地跑了进来。我向他招手大叫:“rené!快过来!这位医生需要知道沥川的病史!”
rené急切地用英文问我:“那个……医生懂英文吗?”
“我是翻译,你说,我来翻。”
“对,对,我煳涂了。”
“alex是osteosara 二期。”
天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其实医学词汇多年前我有专门背过,进了cgp之后,脑子就被建筑学词汇塞满了,一时转不过弯来。所幸我还知道分析词根,“ostero”是骨,“sara”是恶性肉瘤,结合在一起指的是什么,有否专门术语来指称,就不知道了。
rené见我迟疑,补充了一句: “bone cancer (译:骨癌)。”
我的身子勐地一晃,“当”地一声拐杖掉到地上,他及时地扶住了我:“你不要紧吧?”
我摇了摇头。rené也太小看我了。这种时候的我岂敢昏厥?
定了定神,我对医生翻译:“病人曾患有骨癌,osteosara,二期。”我把英文重复了一遍,协和是北京最好的医院,这里的医生对医用英语应当不陌生。
“alex十七岁查出骨癌,做了截肢手术和化疗。二十五岁那年发现肺转移,做了肺叶切除。”rené继续说。
我麻木地翻译着,好像一个死刑犯在听最后的宣判。
“经过三年的化疗,癌症暂时控制住了,没有复发。”他顿了顿,看了我一眼,说:“可是,化疗的过程中,医生又发现他白细胞减少、免疫力降低。后来红细胞也渐渐减少,贫血症状明显。”
翻译到这里,那个医生已知道了大半,问道:“是不是mds?”
我不知道什么是mds,看了看rené,rené显然知道这个词,他点头:“是的。”
“哪个型的?”
“ra。”
医生神情凝重,将我拉到一边,递给我一张纸,沉声说:“病人病情很危险,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这是病危通知,你签个字吧。”
说完,他就回急救室了。
我接过那张纸,只觉金星乱冒,半天都看不清上面写的字。我揉揉眼睛,逼着自己往下读:
病危通知书
诊断: 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尊敬的患者及家属:
你好,你的家人现在在我院治疗,目前病情严重,随时可能进一步恶化危机生命,特此告知。请予以理解并积极配合医院的抢救治疗。尽管如此,我们仍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救治,如果你还有其他要求,请在您接到本通知后立即告诉医生。
患者或家属签字:
交代病情医生签字:倪永康
我将通知书逐句译给rené。rené苦笑,说沥川像这样的病危,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们家人、朋友的神经,除了老人之外,已被锻炼得很坚强了。
我倒在守候室的椅子上,身子不断地发抖,震惊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rené一直紧紧地拥抱着我,用断断续续的中文安慰我:“alex不会有事的,alex福大命大,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凝视着急救室里隐约的灯影,心中默默祈祷。
无论如何,这样的等待都太可怕了,里面传来的每一个响动都让我惊恐。门上的挂钟无声地移动,每根指针都是一把剑,向我刺来。
等了很久很久,几乎半个世纪吧,墙上的指针告诉我只过了十分钟。
觉察到我的身体仍在不停地颤抖,rené去买了一瓶果汁递给我,让我喝一口,说这样可以减轻压力。
我满头冷汗地看了他一眼,神经已紧绷得快要断掉了。我摇头拒绝,什么也不想喝。甚至感到胃部在不停地翻腾,有一种呕吐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