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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俩都是海南万宁人。他们20出头外出工作，漂泊了40年退休后方回老家定居。
用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40年，改变了人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唯独改不了思乡之情。
母亲思想开明，一直想与子女同住一城市直到地老天荒。可父亲偏不，非要回老家落叶归根。兄弟姐妹无一人在那边工作，生病了谁来照顾他们？光是安装煤气瓶都无法令人放心。重要的是我家的孩子对万宁人实在不喜欢，于是极力反对。无奈父亲是封建社会四大权的典型代表，没人能说服了他，作为子女的只好在“孝”的前提下，又加上“顺”了。
在父母未回老家定居之前，我只回过二次。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回家次数的增多，越来越不喜欢那个地方了。
按理长年久居在外，一踏上那块热土，总有一股亲切、融融的乡情的热浪扑面而来，然后心底会泛起前世似的乡愁。而这，我从未有过。
去年某日，我在路边候车回老家。未上车之前先询问票价。那个女售票员边说：“好说，好说。”边连拉带拽把我拖上了车。空空如也，我是第一个顾客。车快驶出市区时，又上来两个顾客，只是下一站就下车，我是终点客。
海南的车站于10年前已改革，所有的班车全由私人承包，每月按规定上缴款费即可。以前是人候车，自改革后，现在是车候人了。超重是常有的事。
开始买票了，我问多少钱？20元。我傻了眼，平日坐其它的班车才收15元的呀！哪里，一直都是20元。我未上车之前为什么不告知？15元行吗？心里隐隐约约恼火了，但我还是微笑着问。现在的生意冷淡、油也贵对方在托辞。
先前未正面回答我，就把我拖上了贼船，抓住我是年青姑娘爱面子的弱点，容易宰些。生平最反感贪小利之人。若穷，我直接施舍过去即可，但性质不一样。
我是花钱买服务而非烦恼，看她还在喋喋不休地解释。于是说：“司机，停车。”
我与司机并列坐，坐在司机后排的那个男人一下子拎起我放在车兜上方的行李，扔在了车间走廊上。我压制住怒火，看着他，一字一顿说：“请你捡起来。我先问价才上车的，再说买卖自由。”他又乖乖地放回去。
“谁叫你对司机吼叫。”真是无稽之谈兼无理取闹。我从不在大众场合吵架。
女售票员拍了拍他亲戚的肩膀，示意他到后排坐。
“司机，请您停车。”司机并未停车，而是一直微笑：“他是文盲，别跟他一般见识。”“这5块钱谁花都无法发财，但这是原则问题。”我不卑不亢地说。接下来司机又问我住在哪？晚上请我喝茶，说什么一回生，二回熟，下次再遇见我就免费啦。但我知道自己的性格，今生是不会再搭此车了。我一直保持蒙娜丽莎的微笑，没搭讪。生活中的我极懒说话，尽管擅长辞令是我的强项。不过，我心较软，善于给人下台阶，特别是男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老家，我在市区下车，一辆三轮摩托车神速停在我跟前。我摆摆手。花一块钱坐公共汽车就可直达家门口，而摩托车得三块。“让我多赚点，又如何？”车夫理直气壮地说。天啊！这是什么理论？这让我想起作家周国平回上海时，他正要下车，有一年轻仔拱上来，还骂周：“我还没上去，你怎么就下去了呢？”同样的歪理。
回去与父母谈及坐车的倒霉事件。母亲说我懦弱，被人侮辱了应该当机立断下车。父亲讽刺我读书变迂腐了：一生都喜欢讲究仁爱，哪日人家把刀搁在了她的脖子上，还说等等。待她腾空而起，落下时已圆寂了。伟大，学西藏的喇嘛。是你非要回来居住不可，万宁的男人又急躁，又鲁莽，又狂妄；女人不但尖锐、辛辣、而且精明。这地方有啥稀奇？父亲无语。
无独有偶，过两天二姐回来，遇到的情形比我的更猖狂。坐车到了老家，脚跟刚落地，就被女摩托车夫游说并拖上了车。到了家门口，二姐付了张5元票面，那车夫还未找钱，见姐与熟人热情寒喧想趁机溜走。姐叫住她，才恍然大悟佯装忘记的样子回找了二块钱。跟明抢没区别。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性的泯灭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开始的。哎！
姐回来把万宁人数落了一番，令我开心颜。父亲只能微笑。二姐是家中脾气最温柔、性格较中庸的一个。若她生气了，可见一斑。
万宁人很排外。若他听你是外地口音，就想宰人。很庆幸，我们家的孩子都生在外地，长在外地，没有一个会说家乡话。（谁稀罕）
一日，我去买电磁炉。询问是否有国家免检牌的？兄弟几个正打牌，其中一个长着尖嘴猴腮的马上嚯站起来，把电磁炉倒翻过来，指着三个并排一起类似数学小于号的图形不屑一顾地说：“你识不识字，这就是免检号。”免检号代表产家的荣誉，会贴在底下吗。我不吱声，扶了一下眼镜，眼神定定地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脸上荡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我确实没识几个字，一生都承认自己是庸才，只是觉得他可笑，不懂经营生意，开口就足以把顾客吓跑。不知亲切、柔和是财源广进的法宝。
今年4月初父亲住院。二姐第一个赶回去。医生告知确诊得了尿毒素，二姐想知道更详细些，被人一语挡了回去。大姐觉得不可能，翌日从海口赶了回来。“医生，请问我爸得了什么病？”“你父亲是什么病你难道不知？去年不是在海口留医过了？”一男医生冷冷甩来一句。“医生，去年是去年。如今一年已过去，请问病情是恶化了，还是好转了？对不起，我是以患者家属的身份在询问你。”大姐的语气不冷不热，语调不尖不低，一字一顿地望着医生。这个曾经当过老师，后到了房地产，继而又任市政府财政招待所的总经理。在商场、政界周旋，曾是叱咤风云红极一时的人物。见过大江大海的人，再回头看小溪小沟已不在话下了。她的两束眼光生气时会像把两把寒剑，令人不寒而栗。
医生底气不足，只好根据家属的要求再做检验。结果出来：“好像是尿毒素。”一个小病的检验居然验了几次还未得出结论。大姐火山爆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用似是而非来作结论。”医生难以自圆其说，再验。这次医生们倾巢而出，认认真真地检验，结论出来了是先前的肾结石。草管人命，巴不得病号多住些时日，多赚钱。这是什么样的职业道德？
二姐长叹，还是大姐有魄力。一天就解决了问题。我们这些都是乌龟。我也想不通，这样温柔、懦弱的二姐今年居然被她泱泱大校的同事选为校长。或许是以德服人吧。
两天后，我回去照顾父亲。看见他的整只手目不忍睹，那皮包骨、皱皱的手全是青一块，紫一块。护士的水平有限，找不到血管，每次抽血或打吊针，都得扎好几次。在海口时，父亲的手都没这些颜色。
据说那些护士大部分只是在万宁的卫校读两年，就出来工作了。若真，技术能高到哪。
母亲骨质增生，搬了张摇椅放在病房里想歇歇的，却被邻床的亲戚心安理得地躺着。我佩服他的勇气。母亲是个仁爱的妇人，说让他睡吧。
万宁的病房居然可以打牌通宵。天啊！真是奇闻。真好，家属既可以看护病号，又可以娱乐，真是一举两得啊！
有些病房堆满了探望者，只好坐到走廊来高谈阔论，说得唾沫横飞。我每每走过都要堆满笑容请求：“对不起，请让一让。”
一日，病号问父亲我说的是那里的口音，如此地动听。父亲炫耀地说：“琼海的。”（琼海人是全省说话最软绵绵的）“你们不是万宁人吗？”“不，女儿她妈是琼海人。”我在心里狂笑，父亲开始讨厌老家了。
病号在如此喧哗的环境里，只会加重病情，甚至快速死亡。父亲睡不着，一直嚷嚷着要出院。出院的前一天，隔壁居然肆无忌惮地在装修，要设为高级病房。这里的医院热闹非凡，如同市场般。
每次放假回老家，我都不曾出门闲逛过。有几条街，竟全然不知。万宁人的那份能干、精明、尖锐、势利是我穷尽毕生的时间也学不来的。只因大陆友人想知道海南各地方的人文景观，民情风俗，今年暑假才去逛了一下。发觉没有一处街道是令我赏心悦目的。省内很多地方的街道都已改为宽大、平坦的水泥路，而万宁的仍旧是沥青柏油路，年久日晒，斑驳脱落，有些地方竟塌了一小块进去。满街都是三轮摩托车、共公汽车、自行车横飞，扬起满天的纸屑与灰尘，乌黑的尾气一股股地排出。清晨不曾见洒水车出来亮相过。人的精神面貌也差强人意，举止言谈没几个高雅。
以前，我一挑家乡人的种种毛病，母亲总会示意我小声点，免得父亲蹦几丈高。有一次她反问：“那你是哪里人？”“杂种。”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母亲问：“你老是把故乡人贬得一无是处，不怕别人嘲笑你。”我真想不明白，当年那个六岁的小女孩，只身跑到海口，请求她那个广东黄浦军校毕业的二叔给了六块大洋坚决把那门娃娃亲退掉的母亲，如今老了竟糊涂了。一个人只有意识到自身的毛病与缺陷才能进步。小至个人，再者是地方，大至国家、民族。
台湾著名教育家高振东在一次演讲人活着的真正意义里有这么精彩的一段：我回到祖国大陆，看到不顺眼的要讲要骂，要批评要建议，但是当我离开了大陆回到台湾，不会讲大陆的一句坏话。若有人问，大陆好吗？我说好得不得了！太大了，太棒了。到了美国就说中国人伟大得不得了，绝对不会丢中国人的脸，一句对中国人的批评也没有。但是，回来一定要实实在在地讲话，诚诚恳恳地建议。有的人刚好相反，在国内他屁都不敢放一个，装得那么温顺，那么可爱，一离开中国就大放厥词，把中国骂得一文不值，这就是标准的汉奸王八蛋。我深以为是，我的观点和作风与高校长的相同。
当年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时，绝不是要揭家丑，而是希望国人能修正毛病，更加出色。我亦如此。正因为是同乡人，所以才希望他们完美。
故乡人好比手脚上的脓疮，虽然厌恶，但又割之不得，只好慢慢来医治了。亲不亲，故乡人啊！
2006/8/8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