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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有个叫李宗吾的川人曾说：世间的事分两种，一种是做得说不得，一种是说得做不得。按我的理解，何为做得说不得，不止有闺房之事，还有体制外之事；何为说得做不得，不止有骂人掐架的话，还有泄愤发狠的话。
壬辰龙年的8月30日“网络诗选”发起了一个讨论：有没有儿童不宜诗歌？接着又置顶了一篇名为难道中国诗歌也要分“三级片”？。看到后，我感触颇多。我个人觉得，当下现代汉语诗歌式微，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当下有那么人或者圈子，包括一些天下之“公器”高喊振兴诗歌的口号，但诗人们，还是少有应有的价值感或尊严感。那些所谓的尊严，不是来自诗者们高贵的“内心”就是缘于大家们在“高处”呼风唤雨的名位。
当下的诗人没有价值感或尊严感，似乎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没钱，一是不被社会认可；说到底还是“穷”和“窘”
写一首诗或者歌词，能得多少稿费，能与歌星唱一首热曲相比吗？办一份纯文学杂志能有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与建一座大楼或修一条高铁相比吗？获得一次全国甚至世界等级的诗歌大奖有什么用，能与得一个奥运冠军相比吗？有多少人在尘纷的人世在阅读那些高尚，在欣赏那些优雅，能抵御住那些疼痛。
在这个崇拜金钱和权势、拼爹或拼命的年代，诗人也许就是个摆设，跟全国或各地市的道德模范差不多。
当下时代的所谓的“诗人”既没有金钱，也没有尊严感、归属感、安全感和公平感，况且，网络又这么发达，大多数所谓写诗的人又那么热衷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哪怕是“芙蓉姐姐”或“韩寒”一类；作为“诗人”他们想一夜成名或赢得高的惊人的点击率，他们不写儿童不宜诗歌写什么？难道抄写道德经？
当今诗坛，儿童不宜诗歌，肯定是有，其实每个朝代都有，只不过，以前没有网络，没有蓄意或恶意的炒作，没有今天这么扎眼罢了。
没有诗歌可以高声吟诵的国，是可悲的；一如没有人品的人，是可憎的一样。
当年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打破作家的“铁饭碗”是对的，因为是人就有惰性。可是，在打破所谓专职作家的“铁饭碗”之后，却没有相应的跟进措施，比如：一个省或者一个市，财政供养一个或几个可以支付高稿费的文学刊物，使得那些有志于从事专业写作的人可以养活全家，现在的文学界，也不致于这样混乱。据说，一个奥运冠军，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奖励超过了500万，就这还不算由此带来的广告收益，那些钱，大家不妨算算，可以让多少省市办多少期纯文学杂志？！
虽然“媚俗”、“儿童不宜”貌似是这个时代很多年繁荣昌盛的关键词了；但是，什么都可以媚俗或儿童不宜，文学却不能，那是在祸害世道，而且后患无穷，诗歌更不能儿童不宜，那是在造孽人心，虽然必将成为过街老鼠。
在号称文化大省的陕西竟然容不下一份延河纯文学杂志的时代，在文化产业化在大江南北纷纷开花落户的时代，在有些全国道德模范卖血自救、家徒四壁、令人不寒而栗的时代，在不雅照和不雅文章、不雅“名人”和不雅“人名”充斥网络的时代，我既为当下现代诗坛的儿童不宜诗歌感到愤慨，也为那些优秀的传统道德和文化土壤就此受到玷污而感到无比悲哀。
不过，文化和文学，包括诗歌，毕竟自古就是灵魂和人性的绝唱、孤独和寂寞的元晶，所谓“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
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先生断言：“不必为文学杂志的未来担心。”是啊，文学毕竟是人性灵魂天然天放的事，过多金钱和权势的介入，对它来说，也许未必是福音；因为究根结底，人世万物的兴盛或没落，包括某一本文学杂志的生死大运，其实都在于人，或者自然命理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