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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郑因”这个名字，是在十年前的一张武钢工人报上。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在荒野山沟里上三班倒工作的井下女工，因其工作性质和环境使然，所接触到的报刊杂志十分有限，当然也不知道武钢文艺这本文学杂志和武钢作家这个庞大的群体。
那次偶然在武钢工人报上看到了武钢10位作家在红钢城集体签名售书的新闻，心里不禁洞开了一扇欣羡的窗口。后来，作家们又一起来到矿山同样举行了集体签名售书活动，只可惜，我得到这个消息时已与作家们擦肩而过，自然想一睹他们风采的愿望也成泡影。但或许同是女性的缘故，在这次活动中的10位作家里“郑因”的名字和其小说集袅袅和她的朋友们却沉淀在了我的记忆深处，让我时不时产生一种想认识她的冲动。
可那时，作家于我还是一个光芒耀眼的名字，我不敢奢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实实在在地走近他们。远远地，我仰望着，把他们想象成“幸福的黄手帕”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名文学老师的引领下，迈进了武钢文艺编辑部，认识了我心目中早已仰望过很多次的作家编辑们。也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知道“郑因”这个名字其实是我在武钢文艺责编名字中早已经熟悉的郑建荣老师的笔名。
记得当时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郑老师，我以为郑建荣是个男的，没想到是个女的，更没想到郑建荣就是郑因！”
郑老师很平和地笑了笑，说：“你看我像个男的吗？”这句话让我跟周围的人一起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以后，因为喜欢写作的缘故，我与郑老师开始了若有似无的交往。在几年的交往中，总觉得她不像我想象中的作家，没有架子，没有高谈阔论，倒像是我生活中的好大姐，很平民朴实的一个人。也正因为如此，每次她来矿山时，矿山的业余作者们总喜欢围着她嘻嘻哈哈，尽情娱乐，将积存在心里的所有故事一齐倾诉出来。而她也总是一付走亲戚串门的模样，大大咧咧，无拘无束地与大伙融入在一起，使我们从里到外体验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轻松，感受着她发自内心的亲和力。所以，在读百姓散话这本书里的文章时，我尤为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平实中的亲和力。
说真的，我没想到郑老师会辗转托人将自己结集出版的百姓散话送我一本，而且还是亲呢地称我为小妹。接到她书的那一刻，一种感动油然而生，想立即打电话或写信向她表示由衷的谢意和祝贺，却至今都没有付诸于行动。书里的大多数文章我早已在许多报刊上看到过，但收集成书放到一起来读，我仍然感到了那种扑面而来的百姓情结。
“文如其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无论是外婆、父亲、母亲，奶奶的呢大衣，还是楼上胡大夫、小个子于帆、街边修鞋女，文章始终关注的都是一些普通百姓的生活故事，在这些看似琐碎而平常的故事中，作者以极其敏锐的思维向我们轻轻叙说着她所感知的一切。无论是艰难中的岁月，还是平常中的日子，作者朴实的语言和平和的心态，以及细腻的感情始终流淌在并不华丽的篇章里。“父亲把我们领到房东家里，奶奶把她手上的戒指取了一枚下来，作为见面礼送给房东大娘。房东大娘很热情地为我们煮了半锅红薯根。奶奶把好些、整齐些、胖些的红薯根省给我吃，她只吃那些细瘦的、霉烂的、苦涩的红薯根”父亲。“过江的划子要装满8个人，每人一毛钱才开船，而且不论大人小孩，是个人就得给一毛钱。我们坐着的划子等着了8个人，就要开船了，母亲突然给我五毛钱，说你们下去吧，到街上吃点东西早点回去吧。我和阮彩云连滚带爬地下了船，在岸上一蹦老高，气得划船的艄公连骂几声‘牛jī巴日的’。我们等不及开船，就喊“妈妈再见！”“阿姨再见！”飞快地翻过江堤，生怕母亲变卦把钱要了去。”荷花湖纪事。这样看上去很平淡的生活的描写贯穿着书里的许多篇幅，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日子的最深处，并情不自禁地感叹着故事中的人物命运的真实。
人是社会中的主体，将目光投向这些主体中的个体，并毫不犹豫地抒写出或美丽或悲伤或无奈或完美的结果，需要有一颗细致的易感之心和平实的百姓情结。我相信郑老师在她所经历过的所有岁月中，一定深臧了这种情结。要不，她怎么会让我们像看电影一样地闪过一桩桩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的百姓故事呢？！
这样的散话属于郑因。从这些散话里，可以看出她的人生故事，可以看出她散淡的性格和绵延不绝的百姓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