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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之间，受同学之约，聚于小城德惠之松柏路一酒店，曰：“生产队伙食点”
酒店装潢别致，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鼓动你产生联翩的遐想。店外，泥抹的粮囤子让你想望那丰收的五谷，门前的犁杖勾出你对劳作的回眸，贴面用的树皮散发出郁郁松香，引逗出你对桑菊南山式园田生活的奢求。店内，镰刀、斧头、簸箕、筛子让你找回童年的梦，泥壶、水瓢让你想起多年离散的朋友，土坯大炕叫你不能不思念还在乡间生活的爹娘，各种农作物的果实，使你不能不眷恋那生你养你的山沟沟。这里，对于我们这些从土拉卡里滚出来的人，有回归的享受。
酒店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我们刚落座，就有几拨客人纷至沓来，不一会，座无虚席。
酒店的菜肴也很有特点，清一色的农家炖菜和各式各样的干菜、山菜。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江鱼炖土豆，鲫鱼荷包蛋这饭店的主菜。豆角干、黄瓜干、土豆干和甜菜英子、萝卜英子，粼粼种种，丰丰盛盛。更有那难得一见的诸样山菜，什么山辣椒、山芹菜、山蕨菜、刺老芽，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甜甜美美。
可是让我不解的，是什么人非要将这“伙食点”和“生产队”挂起钩来？叫我心中平添几分不舒服。
生产队，它是我的过去，是我童年和青年时的梦。她让我感到亲切，源于她曾是我起早贪黑劳作的家。我有数年的汗水挥洒在它的怀抱里。那熟悉的队部、大炕、仓库、马棚，更有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父辈们，是我永远的爱。想起生产队便想起我的童年，想起我参加农业生产的岁岁月月。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产物。那时实行三级所有队基础，它是农村中最基层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于一九五八年伴随着“人民公社”的锣鼓而生，一九八三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消亡。在中国大地上，历经二十五个春秋。在农村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伙食点，让我感到憎恶。它象夏日里的蝇蛆，着实令人作呕。伙食点在农村曾经是挥霍农人们血汗，割裂党与农人们亲情的地方。它是包干到户之后，农村孳生的畸形怪物。官方反对，百姓厌恶，可它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苟延残喘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农村的悲哀，农人们的悲哀。
但在我的记忆里“伙食点”不曾与“生产队”同步，也风马牛不相及。它诞生于一九八三年以后，恰恰是生产队消亡的时候。今天，伙食点正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因为，党中央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减负免税的措施，它已没了生存的经济支柱。
笔者的亲身经历，足以为此提供有力的佐证。
一九八三年以前，在农村，不管哪级领导来到生产队工作，是一律吃派饭的。由生产队的保管员负责安排，一家一户的派，生产队是不设固定伙食点的。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三年，笔者一直在农村工作，没见过固定的伙食点，也从未吃过伙食点的饭。吃派饭是非常正常的事，就连当时的德惠县县长金武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王永江这样级别的领导到农村工作照样吃派饭。公社党委书记是吃派饭的带头人。我的领导原大青咀公社党委书记繁喜田、张玉春都是吃派饭的高手，他们自己可以到群众家派饭。一顿饭一角钱四两票（粮票），绝对不准赊欠。任何单位，任何人没有不吃派饭的权力。吃派饭是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那时，一是干部自觉，人人都积极遵守“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纪律；二是农人们的监督，不允许你损公肥私。吃公家的，小心掀翻你的桌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九八三年以后，随着生产队的解体，村民小组的出现，吃喝之风愈演愈烈，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甚嚣尘上。这基于四个原因，一是农忙时节，农人们忙于手中的活计，常常不能应时应点吃饭，派饭不方便；二是我们的一些干部，丢掉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忘记了“三同”的重要性，出现了大吃大喝的坏风气；三是一些村组干部利欲熏心，想从伙食点上捞豆；四是生产队消亡，农户成了生产经营单位，村民们把村民小组看作是组长一人的天下，来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失去了监督的源泉和动力。结果，给一些不自觉的人钻了空子，吃完房屋吃树木，吃完树木吃机动地，吃完机动地吃退税款，吃完退税款吃减免。现在中央一声令下，一切收费取消，没什么可吃的了，伙食点也就快消亡了。
所以将“生产队”与“伙食点”扯到一起，是不尊重历史，也是不尊重事实的。起码说是个误会。这就好比有人做了坏事，非得要说是他父母的不是，是他爹妈的毛病；更好比有些人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硬要记在“文革”的账上，硬要记在“四人帮”的身上一样的荒唐。
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人的美德。我们不该缺少甚或是丢掉这一美德。对就对，错就是错，是谁的毛病就在谁的身上找原因，不要乱点鸳鸯谱，更不允许牵强附会、颠倒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