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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赃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的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好话说完了，下面说坏的。
张居正这人，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老实人坐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个猛人。
关于这一点，王世贞同志是很有感慨的。
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
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
在这件事情上，王世贞投入了很大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无视。
他的骂法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其实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不算啥，工资太低，咱中国人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比如严嵩）。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因为猛人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
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
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是这么对付高拱的。
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日晨，大雾。
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
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
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难。
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致命阴谋的开始。
三天之后，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其妙的报告：
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
这里说明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取了这么个名，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
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
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
很好，就这么办。
一天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东厂。
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多达三十余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
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我是逃兵。”王大臣说道，“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来头确实不小。
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
小子，你想玩我是吧！
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
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
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
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毛蒜皮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
这都是明摆着的，把人搞倒之后，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
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博。
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
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着实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
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杨博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
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来如此。
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
“你何苦做这件事情？”
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
在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祷神！
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证明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
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
这位朱兄来头很大，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
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
不出来了：
“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
朱希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
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
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希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
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希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
明代的人审案，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年要跪），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叫讼师），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
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
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要打我！”
这句话很有趣，朱希孝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保。
冯太监明显是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做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话讲到这里，识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保喝道：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吗还要问我？”
朱希孝十分辛苦，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
自打从政以来，冯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保又跳了起来：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儿上，冯保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
“浑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
这位兄弟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保说了一句：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闹到这个份儿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免继续出丑，冯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我来告诉你谜底：
冯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希孝审讯之前，有一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
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然而杨博名不虚传，他看透了冯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
但疑问仍然存在，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您想进去，也得买门票。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就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报仇雪恨
高拱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是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他简直就是徐阶2.0版。
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
说起这位兄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正事没干过，从四岁到四十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
小时候，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
一直以来，张居正都没有忘记三十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三十年也不晚。
那时还只是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第三，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
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大人虽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洪朝选去调查此事。
其实说到底，皇帝也不会把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对此也没有太大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
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辽王的智商。
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辽王就急了，在房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树了一面旗帜，上书四个大字“讼冤之纛”，壮志飘扬，十分拉风。
这四个字的大致意思，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描述——揭竿而起，而它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
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
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监狱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
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
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察觉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
张居正万万没想到，这个姓邵的二流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拱、陈拱，也是个说不准的事情。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
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行踪不定，但张居正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六年（1572），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
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
隆庆五年（1571），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有效期四年。
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讲过，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
刘台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太积极了。
万历三年（1575），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了蒙古骑兵，史称“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颜十分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还能讨几个赏钱。
结果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白讨了没趣。
张学颜气得直抖，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抢生意！
很快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
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这次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
但他想不到，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颜，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多次当众批评他的行为，把刘台搞得灰头土脸。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报了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问题，也没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
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你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
高拱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要知道，想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是不行的，而这帮人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被他们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
刘台就犯了这个
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
然而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后，居然发了飙，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
如果说抢功算小事的话，那么这次弹劾就真是大事了，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
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
自从明朝开国以来，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单挑、群骂、混骂，花样繁多。骂的内容也很丰富，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想要骂出新意，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
在明朝，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你帮我打工，我给你干活，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江湖险恶，混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了你，你就要识相，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
所以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
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
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当然，是假辞职。
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
之后的事情就是走程序了，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官职，还要打一百棍充军。
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
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
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现仇现报实在太没风度，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
刘台安心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未必不好。然而五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张学颜经过五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
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
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六十四处。
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
从当政的那天起，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具体说来，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统统地干掉。
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出现在他的眼前——书院。
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许多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牛得不行，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实际上，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儿，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
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
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
王守仁同志终于可以瞑目了，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话说，是比较反动。
在当时，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儿，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
这要换在徐阶时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
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都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
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
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
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太爱管闲事，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也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棍，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十四年前，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
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
在万历七年（1579）的一天，优哉游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安葬。
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垣，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
当然了，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
因为在张居正看来，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
待遇问题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
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跟坐牢似的，转个身也难。
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
张先生的交通工具是轿子。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
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
该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广阔，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五十平方米。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该轿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此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作两首诗。
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务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
此外，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绝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三十二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
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顺便补充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儿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
这段史料不但改变了我对古代交通工具的看法，还让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
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