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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
事情的发展，跟周延儒想得差不多，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崇祯也震惊了，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辩论此事。
辩论议题：浙江作弊案，钱谦益有无责任。
辩论双方：
正方，没有责任，辩论队成员：钱谦益、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吏部尚书王永光（以下省略若干人）。
反方，有责任，辩论队成员：温体仁、周延儒（以下无省略）。
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六日，辩论开始。
所有的人，包括周延儒在内，都认定温体仁必败无疑。
奇迹，就是所有人都认定不可能发生，却终究发生的事。
这场惊天逆转，从皇帝的提问开始：
“你说钱谦益受贿，是真的吗？”
温体仁回答：“是真的。”
于是崇祯又问钱谦益：
“温体仁说的话，是真的吗？”
钱谦益回答：“不是。”
辩论陈词就此结束，吵架开始。
温体仁先声夺人，说：“钱千秋逃了，此案未结。”
钱谦益说：“查了，有案卷为证。”
温体仁说：“没有结案。”
钱谦益说：“结了。”
刑部尚书乔允升出场。
乔允升说：“结案了，有案卷。”
温体仁吃了秤砣：“没有结案。”
吏部尚书王永光出场。
王永光说：“结案了，我亲眼看过。”
礼部给事中章允儒出场。
章允儒说：“结案了，我曾看过口供。”
温体仁很顽强：“没有结案！”
崇祯作第一次案件总结：
“都别废话了，把案卷拿来看！”
休会，休息十分钟。
再次开场，崇祯问王永光：“刑部案卷在哪里？”
王永光说：“我不知道，章允儒知道。”
章允儒出场，回答：“现在没有，原来看过。”
温体仁骂：“王永光和章允儒是同伙，结党营私！”
章允儒回骂：“当年魏忠贤在位时，驱除忠良，也说结党营私！”
崇祯大骂：“胡说！殿前说话，竟敢如此胡扯！抓起来！”
这句话的对象，是章允儒。
章允儒被抓走后，辩论继续。
温体仁发言：“推举钱谦益，是结党营私！”
吏部尚书王永光发言：“推举内阁人选，出于公心，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钱龙锡发言：“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李标发言：“没有结党。”
崇祯总结陈词：“推举这样的人（指钱谦益），还说出于公心！”
二次休会
再次开场，钱龙锡发言：“钱谦益应离职，听候处理。”
崇祯发言：“我让你们推举人才，竟然推举这样的恶人，今后不如不推。”
温体仁发言：“满朝都是钱谦益的人，我很孤立，恨我的人很多，希望皇上让我告老还乡。”
崇祯发言：“你为国效力，不用走。”
辩论结束，反方，温体仁获胜，逆转，就此完成。
史料记载大致如此，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
这是一个圈套，是温体仁设计的完美圈套。
这个圈套分三个阶段，共三招。
第一招，开始辩论时，无论对方说什么，一口咬定，没有结案。
这个举动毫不明智，许多人被激怒，出来跟他对骂指责他。
然而，这正是温体仁的目的。
很快，奇迹就发生了，章允儒被抓走，崇祯的天平向温体仁倾斜。
接下来，温体仁开始实施第二步——挑衅。
他直接攻击内阁，攻击所有大臣，说他们结党营私。
于是大家都怒了，纷纷出场，驳斥温体仁。
这也是温体仁的目的。
至此，崇祯认定，钱谦益与作弊案有关，应予罢免。
第三阶段开始，内阁的诸位大人终于意识到，今天输定了，所以主动提出，让钱谦益走人，温体仁同志随即使出最后一招——辞职。
当然，他是不会辞职的，但走到这一步，摆摆姿态还是需要的。
三招用完，大功告成。
温体仁没有魔法，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奇迹，他之所以肯定他必定能胜，是因为他知道一个秘密，崇祯心底的秘密。
这个秘密的名字，叫做结党。
温体仁老谋深算，他知道，即使朝廷里的所有人，都跟他对立，只要皇帝支持，就必胜无疑，而皇帝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结党。
崇祯登基以来，干掉了阉党，扶植了东林党，却没能消停，朝廷党争不断，干什么什么都不成，所以最恨结党。
换句话说，钱谦益有无作弊，并不重要，只要把他打成结党，就必定完蛋。
事实上，钱谦益确实是东林党的领袖，所以在辩论时，反方务必不断挑事，耍流氓，吸引更多的人来骂自己，都无所谓。
因为最后的决断者，只有一个。
当崇祯看到这一切时，他必定会认为，钱谦益的势力太大，结党营私，绝不可留。
这就是温体仁的诡计，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通过这个圈套，他骗过了崇祯，除掉了钱谦益，所有的人都被他蒙在鼓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场辩论的背后，真正的胜利者，是另一个人——崇祯。
其实温体仁的计谋，崇祯未必不知道，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是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势力很强，从内阁到言官，都是东林党，虽说就工作业绩而言，比阉党要强得多，但归根结底，也是个威胁，如此下去再不管，就管不住了。
现在既然温体仁跳出来，主动背上黑锅，索性就用他一把，敲打一下，提提醒，换几个人，阿猫阿狗都行，只要不是东林党，让你们明白，都是给老子打工的，老实干活！
当然明白人也不是没有，比如黄宗羲，就是这么想的，还写进了书里。
但搞倒了钱谦益，对温体仁而言，是纯粹的损人不利己，因为他老兄太过讨嫌，没人推举他，闹腾了半天，还是消停了。
消停了一年，机会来了，机会的名字，叫袁崇焕。
画了一个圈，终于回到了原点。
之后的事，之前都讲了，袁督师很不幸，指挥出了点儿问题，本来没事，偏偏和钱龙锡拉上关系，就这么七搞八搞，自己进去了，钱龙锡也下了水。
在很多人眼里，崇祯初年是很乱的，钱谦益、袁崇焕、钱龙锡，作弊、通敌、下课。
现在你应该明白，其实一点儿也不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两个字——利益，周延儒的利益、温体仁的利益，以及崇祯的利益。
钱谦益、袁崇焕，还有钱龙锡，都是利益的牺牲品。
而这个推论，有一个最好的例证，袁崇焕被杀掉后，钱龙锡按规定，也该干掉，死刑批了，连刑场都备好，家人都准备收尸了，崇祯突然下令：不杀了。
关于这件事，许多史书上都说，崇祯皇帝突然觉悟。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应该去觉悟一下，其实意思很明白，教训教训你，
跟你开个玩笑，临上刑场再拉下来，很有教育意义。
周延儒和温体仁终究还是成功了，崇祯三年（1630）二月，周延儒顺利入阁，几个月后，温体仁入阁。
温体仁入阁，是周延儒推荐的，因为崇祯最喜欢的，就是周延儒，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面踩雷，差点儿被口水淹死，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拉兄弟一把，是应该的。
其实就能力而言，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能人，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也是不错的，毕竟他们都是恶人，且手下并非善茬，换个人，估计压不住阵。
但所谓患难兄弟，基本都有规律，拉兄弟一把后，就该踹兄弟一脚了。
最先开踹的，是温体仁。
钱龙锡被皇帝赦免后，第一个上门问候的，不是东林党，而是周延儒。
周兄此来的目的，是邀功，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很愤怒、很想干掉你，但是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好话，你才终于脱险云云。
这种先挖坑，再拉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虽很无聊，却很有效，钱龙锡很感动，千恩万谢。
周延儒走了，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来了，温体仁。
温体仁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然而，意外发生了。
因为钱龙锡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且经周延儒忽悠，异常激动，温兄还没开口，钱龙锡就如同连珠炮般，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
特别讲到皇帝愤怒，周延儒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钱龙锡同志极为感激，眼泪哗哗地流着。
温体仁安静地听完，说了句话。
这句话彻底止住了钱龙锡的眼泪：
“据我所知，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
啥？不气愤？不气愤你邀什么功？浑蛋！
所以钱龙锡气愤了。类似这种事情，自然有人去传，周延儒知道后，也很气愤——我拉你，你踹我？
温体仁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都是八个字：表面温和，深不可测。
其实他跟周延儒的区别不大，只有一点：如果周延儒是坏人，他是更坏的坏人。
对他而言，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之前是钱谦益，之后是周延儒。
所以在搞倒周延儒这件事上，他是个很坚定、很有毅力的人。
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
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温体仁知道了，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儿猛药，让周延儒下课。
不幸的是，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搞定了，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
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儿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周延儒趁机添把火，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
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事也就过了。
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
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
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
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
全文如下：
“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
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
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作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
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
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儿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
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崇祯是有点儿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
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疏，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
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为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儿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
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工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过不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蒙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而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儿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勘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勘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儿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儿实惠。
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儿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勘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