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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他站起来,说他该走了,他得在天黑之前赶到南山煤矿。我就笑,他说这有什么好笑的吗?我说从这里到南山煤矿还有八十公里呢!四个轮胎的汽车都得抖抖索索爬一整天,就你那两条腿啊!再加上这样的天气,天黑之前赶到?你以为自己是神行太保啊!
他摇摇头,样子安静得像一面冰封的湖面。
“不行,我得去。”他说。
我说:“冰天雪地的,还这样猴急,那儿有钱等你去捡啊?”
他说:“我是去找我兄弟的。”
“晚点到就找不着兄弟了?”我讪笑。
他忽然变得很严肃,直勾勾看着我说:“我兄弟怕是丢了。”
说完,他转身走了,一对脚印慢慢往前延伸,一深一浅。
走出去没多远,他又折回来,把几个瓦耳糕递给我,我慌忙推回去,他又推回来,喘着气说:“我到了矿上就能寻摸着吃的,你这儿啥时候能出去没个准儿,还是你留着吧!”
我心口一热,从车子被冻在这里的那天开始,我第一次感觉到心里头暖和。这种暖和不是烤火烤出来的那种,烤火只能烤热表皮,烤不热心窝子。
他重新折进风雪里,我忽然起来了一种难得的高亢,我想就是使尽呆力,也要把卡车从雪地里拔出来。
“回来!”我喊。
“干啥?”他问。
“帮我把车拔出来。”
我围着车打转,认真查看四个轮胎的位置,我让他去林子里薅些树枝来,我趴下来把轮胎下的雪屑和泥浆刨开,找块石头将陷进深坑的轮胎前方凿了一个豁口。
我钻进驾驶室,他抱着一捆树枝站在车轮后,我说,我把车往后退一点,坑子里出现空隙,你就迅速把树枝全塞进去。他点点头。
汽车在半山腰发出一阵怪叫,耸动了几下,又稳稳停在了深坑里。
我骂了一句,跳下车。见他站在轮胎后,我想笑,这次算是忍住了,轮胎卷起的泥浆,将他涂成了一只硕大的瓢虫。
雪终于在黑昼快完成交替的时候停住了。
我们围在火堆边,火光映着他的脸,他的脸上有层薄薄的悲戚,手里那根棍子,不停地捅着火堆,火堆就炸开一团一团的火星,在暗夜里乱窜,像无数慌乱的精灵。
“你兄弟在煤厂上挖煤?”我问他。
他点点头。
“你咋知道你兄弟丢了?”我问他。
他仰起头,透过火光,一字一顿对我说:“我兄弟已经三个月没打过电话了。”
我就笑,说你晓得个球,煤厂上那些人,来来往往的,说不定早走了。
他摇摇头,沉默了一阵,才说:“我兄弟的性格我晓得,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让家里知道的。”
吃下去的东西很快就被呼呼的北风吹没了,火苗依然熊熊,前胸像块烙红的铁板,后背却是浸骨的冰凉。我半闭上眼睛,怕仅剩的一点气力让风给刮跑了。他忽然叹了一口气,把手里扒火的棍子往火堆里一扔,开始低声嘀咕,样子不像是说给我听的,也不像说给他自己听的,像是说给过往的寒风的。
“我兄弟老实得很。”他说。
“这年月,哪里还有老实人?老实人早死绝了。”我说。
“哪会死绝哟!我这辈子,见着的都是老实人,我本村的二伯,老实得像块墓碑,遇上啥事都那表情,好像天生就没有喜怒哀乐样的,说来都不会有人相信。他儿子看上了一门亲事,还把女的带回家来让他看看,姑娘有模有样,可我二伯死活不同意,也不说啥子理由。还是有一次喝了点酒,才给我老爹说了实情。他说那女娃长得太好看了,一进门他就东想西想的,他悄悄骂了自己,骂了也不顶用,脑壳里还是想,刨都刨不开,他就不敢同意这门亲事了,怕自己后半辈子活在胡思乱想里头。”
他说到这里,又捡起一根树枝开始扒火,火星四溅中,他接着说:“饿饭那几年,生产队一袋苞谷不见了,有人说曾看见他在仓库边晃荡过,就把他绑了,问他,他承认了,差点就被打死了。若干年后,偷东西的人临死前把这事应承了。当年打他的人就给他道歉,说对不起他,打错了。又责怪他,说不是自己干的,为啥要承认呢?他说他偷了的,心里头有过这个想法,既然有了想法,就算是强盗了。”
我本想咧嘴笑笑的,没笑出来,好像很好笑,仔细想想,一点都不好笑。
他像是累了,把旅行袋拉过来垫在脑袋下,侧过身,把后背留给了火堆,眼睛则对着远处的莽莽苍苍和模模糊糊。
我做梦了,我开着一辆崭新的货车奔跑在一条宽阔平整的大道上,道路两边有等待收割的麦田,空气里还有麦穗的清香,还有阳光,毫不吝惜地普照大地,橘色的大道上,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擦肩而过时,还不忘摁下喇叭,喇叭声很大,一声接着一声,震得耳膜发麻。
睁开眼,天亮了,我还真听见了喇叭声,没有梦里那样悦耳,破破的,仿佛被撕裂了一般。这是老东风的喇叭声。直起身来,我看见车了,一眼我就认出来了,老黄的车,左边门撞的那个坑还在。我曾问过老黄,为啥不去修修,老黄就咧嘴,露出一排黄牙说修个球,脱保好些时候了,反正不影响开关门。我晓得,老黄是舍不得钱。老黄日子不好过,闺女在青岛上大学,老婆瘫痪在床。老黄在钱上从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的,你看他那口黄牙,就是劣质香烟熏出来的。
能在这样的天气还出来玩命,只有老黄这号人了。
我撑起来喊:老黄,你狗日的还真不怕死啊!
老黄把脑袋从驾驶室伸出来,一咧嘴,拉开一线醒目的黄,开始诵读老三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人心不足而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了老婆孩子而死,比泰山还重。”然后他接着喊,“这种天气你还出来跑,是不是活腻了?你狗日的死了,就比鸿毛还轻,老子死了,就比泰山还重。”
我就佩服老黄这一点,日子过得邋里邋遢,说起话来还不忘记引经据典。
我几步跳到他的车门边,使劲拍了拍他脑袋,说你要再不来,我要么就活活饿死,要么就占山为王了。
老黄往火堆边瞅瞅,说,哟!还没落草,就有兄弟入伙了。
我说是一过路的,也往煤厂上去。
熟练地套上钢索,老黄的老东风在前头一哆嗦,我的货车终于可以继续在凶险万分的康庄大道上继续奔驰了。
雪又来了,铺天盖地,像被惹急了一般。
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低头搓着衣服上的泥渍,汽车高高低低,他也高高低低,不小心脑袋就磕在车顶上了,磕出一声哎哟,伸手揉揉,又低头继续搓。
我把香烟和火机递给他,他摆手,说不抽烟,想了想他又说,心里头堵得慌的时候才抽两支。我说我是让你给我点一支呢!他哦一声,慌忙帮我点上一支。我吸了一口,呛得难受,断烟好几天了,烟是老黄给的。我就骂,老黄这狗日的,这种烟,迟早把肺抽烂。
猛吸了两口,我问他:“你讲究还多呢!心头堵的时候才抽烟,你现在心情好得很咯?”
“好啊!”他笑,“你看,这车爬得突突的,我离我兄弟越来越近了。”
“找到兄弟了,有啥打算?”
“一道回家过年,老娘在屋头等着呢!”
车在山脊上小心翼翼地爬,雪越下越大,放眼四望,没有一户人家,群山面无表情。黑夜也隐伏在山那边,正跃跃欲试呢。
他忽然说:“半夜三更还在路上跑,家里会担心吧?”
“咳!哪儿有家啊!老婆早死了。”我呵呵笑。
他半天没说话,过了半天我又说:“倒是有个相好的。”
没声儿,我转头看,他正闭着眼养神呢!
一路上,都是我一个人唠唠叨叨,说了好几箩筐的话,我发现把心里话掏给一个不相识的人,倒也是件很舒坦的事情。
车转过一个弯,我指着远处告诉他,那就是南山煤厂了。他应了一声,猛然绷直身子,焦急地掀开车窗,先是伸出半截脑袋,最后伸出半截身子。
“看不见啊!”他的声音让风给扯得支离破碎。
我没理会他,想这样大的雪,还有即将迎面扑来的黑夜,能看见才怪呢。
终于近了,一片偌大的煤场子,黑着脸摊放在天地间,四周都是高高的山岭,纯洁地雪白着,这样,天地就黑白分明了。煤场子上还有十几辆等待装煤的铁疙瘩,全都静默着。
把车停放好,跳下车,他先抖了一下酸麻的腿,然后把旅行包往肩上一扛,眼睛直盯盯看着我。我指了指煤厂后面的两排简易平房,说你去那里问问吧,挖煤的都住那儿。
“你呢?”他问。
我说我先去问问,能不能装上煤,能装上的话,你还是搭我车一道回去吧!
他一咧嘴,笑得花团锦簇。
他一瘸一拐穿过煤场子,风裹挟着雪花,劈头盖脸砸下来。头上是沉沉的天幕,脚下是宽阔的煤场,他的模样就更小了。
我摸出一支烟,风太大了,点了几次没点着,抬头看了看天,又看看他正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有种难抑的悲伤。
煤匠们
每次经过那个巷道,我就想,里面的四个人现在该是啥样了。也许变成了干尸,也许就剩下一堆骨架了。
情形自然是凶险的,我每晚都会在梦里重复一次,醒来就是一身汗水,本来哈!我该感到庆幸的,毕竟我还能吃饭、睡觉、挣钱,还能在电话里听听远在老家的老婆孩子的声音。记得刚来煤厂那阵子,一堆人蜷在火塘边吹瞎牛,说这个世界上啥子最重要,个个声音大,脸红脖子粗,你说票子,他说位子,还有说好看的女子。两年下来,不争了,都经历过生死后,才发现还能喘气才是最重要的。
煤洞里头那些要人老命的情景,我差不多都见过了。冒顶、片帮、顶板掉牙、透水,样样要人命,挨上了,死相都邋里邋遢。
出事前,就有一小块地方出现冒顶,我还检查过,发现顶棚支架有些歪斜了。我就给安全员报告,狗日的当时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嗯嗯应付几句了事。知道迟早要出事,没想到来得这样猛,一班人收班了,准备升井,我们前面的几个刚走进主巷道,只听见身后一阵闷响,回头一看,“关门”了,里面还有四个收拾工具的兄弟。我们一帮捡了命的没有慌,这样的经历不是没有,大家都百炼成钢了,除了一个去报告,其他的立马回身刨。刚开始大家还卖力,慢慢动作就慢下来了,在堵得死死的巷道面前,肉巴掌显得格外的渺小。
接着有一个人哭了,再接着大家都哭了。
每次都哭,哭压在巷道里的,也哭我们自己。
接下来的事情,和以往一样,矿上管事的下来,看了看,请两个懂行的老矿工目测一下冒顶的程度,派几个工人守在巷道口,看里头还有没有活物。守了一天,没听见动静,把巷道一封,井下的事情就算完了。
和井下的轰轰烈烈相比,井上的事情就平静隐秘多了。名字自然要抹去,大家都要忘掉属于这个人的点点滴滴。自然,我们都能领到一笔钱,不过是分期的,现在只能领到一半,另外一半得事情没有出头才能领到,据说要等好几年。厂上还给这钱取了一个名字,叫辛苦费。也有不想领这钱的,不领可以,厂上保卫部五六个大块头随便找个借口,弄到你领钱为止。
我也拿了钱,揣了几天,老做噩梦,慌忙寄回老家了。
下工了,我就坐在高高的煤堆子上看太阳。我喜欢嫩黄的阳光打在身上的感觉,我怕哪天下去就上不来了,眼睛里全是黑暗,想再看一眼太阳也没机会了。我还看月亮,月亮虽说冷冰冰的,但它敞亮,遇上月圆的日子,夜晚也能看得很远,连最远处山上那棵松树的影儿也能看清楚。我就怕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心慌气短的。我其实不怕死,敢下井挖煤的,谁没点胆色。可我怕死得没有生趣,你想,死前连周围啥模样都见不着,真是没劲得很。有一天我能死在了初春的阳光下,一身新衣,没有井下那张墨黑的脸,从我身边经过的人都能看清我的面目,周围有刚刚冒头的嫩茅草,最好还能望见远处升起的炊烟,两眼一闭,留些新鲜的印象死掉,我就知足了。
接连好些日子,都见不着太阳了,那雪片,亡命地飘啊飘,远山近水都变得胖嘟嘟的了。没有太阳看了,阳光也透不下来了,就窝在屋子里,一堆煤火,五六个人,围得严严实实的。偶尔年轻的几个也耍耍纸牌,都心不在焉的,耍着耍着就感觉没意思了。就这样,沉默密密匝匝地堵满了一屋,间或起来一声长叹,像屋檐下悬吊着的冰柱子。
我躺在床上,听着这个世界点点滴滴的声音,火塘边有人挪动凳子发出的声音,显得干枯杂乱;屋顶上雪团砸在雪地上的声音,却是异常的蓬松舒展。闭上眼,脑子里就开始有了轰隆隆的垮塌声。我心慌意乱,赶忙睁开眼,一侧身,就看见了那张床,空空荡荡,以前睡在上面的那个人,已经睡在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再也听不见板凳移动和雪团掉落的声音了。
他叫徐老二,这是小名儿,学名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他头上还有个哥哥。小伙子话少,闷声不倒气的,干啥都一板一眼的。比如起床第一件事是叠被子,要知道,这帮挖煤匠没一个干这事的;还有就是吃饭特别慢,仿佛一颗一颗数着吃,甭管饭菜好孬,吃相都让人着急,有时候我都生出来上去踢他两脚的想法;再有就是每个月十五下午三点,就会跑到煤厂办公室给家里打电话,雷打不动。有一次肚子疼,在床上一个劲儿打滚,到了点,翻起来,捂着肚子咬牙切齿就往办公室跑,打完电话,回来继续打滚号叫,惹得一屋子人目瞪口呆。
现在他没了,我再听不见他鲜花盛开般的呼噜声了。
嘎吱一声,门推开了,风雪把一个汉子送了进来。
他站在门边,把肩上的旅行袋往脚尖前一撂,拍打拍打身上的雪屑,笑笑,跨过地上的包包,对着火塘边一帮人一欠身,问:“请问我兄弟在吗?”
没人说话,火塘边几个,晒蔫的玉米棒子样,卷叶收筋,无精打采,全都懒懒地举着脑袋,看着立在屋子中间的人。
好半天才有人问:谁是你兄弟?
“他叫徐明亮。”左右扫了扫,他又慌忙补充,“哦!小名徐老二。”
此刻,我才知道他的大名。想一想,真是笑死人,徐明亮,多亮堂的名字,却死在一团黢黑中。
火塘边没人接话,无精打采仍在继续,仿佛焦枯的玉米地里过来一阵风,一层难见的涟漪后,一切又重新归于平寂。
他依旧固执地立在屋子中间,先前笑容像散开的莲花白一样,慢慢就卷心了,面部缩成了一个问号,盯着火塘边的人看了好久,最后连问号都折弯了。
我们认不得你兄弟,你去后面的办公室问问吧。有人终于说话了。
其实早该说这句的。
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老家的花灯戏,每次都一样的板眼。
第一次有人这样问,是一个月前,只是那天没有雪,还有点花花太阳。进来的是个女人,四十多岁,进屋就问:我男人在吗?因为是第一次,应付起来还不那么顺滑,有人甚至还起身给女人让座。后来厂上知道了,把让座的操了个底朝天,祖宗十八代都捎上了。厂上指点迷津:话越少越好,态度越冷越好,眼神越耷拉越好。还说,有找人的来了,直接让他到厂办公室。
经历了好几次,大家都自然了,连搭腔的人都固定了下来。
他点头说了声谢谢,弯腰提起包,转身出去了,小心翼翼地带上了门。
他一走,屋子里情绪更黏稠了,火塘边的头埋得很低,差不多都耷拉到火坑里去了,两三个躺在床铺上的,把头扭过去对着墙,大家都不愿意自己的脸让别人看见。风从窗洞子里吹进来,虚虚的,探头探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