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我的小学(1)

梁晓声 / 著投票加入书签

作客小说网 www.zkxsw.com,最快更新恰同学少年最新章节!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安排了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于是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着我衣襟上的污迹问。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我说的是实话。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了看我的双手,说:

    “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而手生的皴,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里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能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得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还能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要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有的是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之类的儿女,他们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能含恨忍耐。终于泪水夺眶而出,我转身跑了出去。

    这一幕却被我的语文老师看到了。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

    “文革”时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语文老师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想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在想着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觉不到一点儿尊重。而一个孩子需要尊重,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间犯了什么算不得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我满心的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我知道你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不需要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如果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就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条件。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更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也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己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都标着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老师又问:“哪一课?”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看过几遍了?”“两遍。”“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来,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给我们听。”被老师叫起来,我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

    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妈妈要离开家……”

    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十分羡慕我。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当他某一方面的“才能”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被夸奖,他心里自然是充满骄傲的。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讲课时,照例先叫我起来讲给同学们听。

    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教学方法要灵活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的学生,喜爱我这样的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是她给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显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后来,语文老师的这一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过我们班听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小学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被批斗完,正握着扫帚扫校园,剃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洗掉。

    我看见她的样子,忍不住落下泪来。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好老师。”她惨然地苦笑了,说:“有你这样一个学生,有你这样一句话,我挨批挨斗也心甘情愿了!走吧,以后别再来看老师了,记住老师过去多么喜爱你就行!”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她。不久,她跳楼自杀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