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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我要讲述的是一个传奇故事。在我写过的所有小说中，没有比这一部更传奇的了。那些曾经喜欢过我小说的读者不必感到意外，这同样是篇不错的小说。我所有小说都遵守一个原则：我写的是真事。
确实有谢让、谢天、谢地这些人，但我没有坦白相告他们住址的义务。他们让我转告将要看到这篇传奇的读者，他们不愿意被人打扰。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们现在生活得很好，很幸福。
好了，开始吧。
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北平。这是一个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的年头。6月，何应钦与侵占华北的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谈判，签订《何梅协定》，北平除了西南卢沟桥尚在国军手里，最近的日军已经驻扎在了丰台。我们知道，丰台现在已经是市区了。想想吧，1935年的时候，这里驻的是日军，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那一年，许多日本浪人涌进北平。他们开办了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商铺，合法的如洋布行，非法的如鸦片馆。鸦片馆将在这个传奇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现在不提。
且说在这一年的春天，帽儿胡同的四合院里来了一位18岁的姑娘。她告诉人们，她叫周樱，协和医院的护士，是来租房的。她还告诉人们，她父母本来是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半个月前，接到北平协和医院的聘书。父母在金陵大学将近二十年了，想换换环境，于是就来了。但不幸的是，到天津的时候，父母染上风寒，双双不治而亡。她本来应该回到南京，她对那里很熟悉。但就是因为太熟悉了，她反而不敢回去了。南京的每个角落里都留有父母的足迹和气味。她说这话时，明亮的眼睛里已经有泪珠在滚动了。谢太太一边用手帕擦着泪水，一边朝着这个姑娘摆手：“别说了，别说了……”她是一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女人，听不得看不得世上悲惨的事情。她让姑娘住在她家的两间空房里，一个月应该收两块大洋的租金，但她只向这个姑娘要两个月一块大洋的租金，并且送给她很多家具和生活用品。姑娘并不知道北平的房租，当她第二天知道后，坚决要求还是按照市价来付房租。姑娘还说，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并不缺钱。谢太太说，她也不缺钱，两个月一块大洋只是象征性的，本来就不应该要她的钱。“人都有落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需要大家帮助，我怎么能再要你钱呢？”一个坚持要给，一个坚决不收那么多。姑娘实在没有办法了，说：“谢谢你，我感谢你的好意，但你如果再不收，我就搬走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谢太太的大儿子谢天正坐在一边看书，他燕京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馆当编辑、记者，一有空就抱着书看。他抬头对她俩说：“你们两个别争了，这样吧，大家都各让一步，一个月一块大洋，行不行？”姑娘想了一会儿，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谢太太自然不愿意姑娘搬走，也同意了。
谢太太确实不缺钱。她丈夫是北平的一个警察局长，名字叫谢让，他有两个儿子。因为谢家有好几辈都是单传，生了第一个儿子，他喜极而泣，给他起名谢天。第二年，老婆又怀上了，再次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鸿运高照，他激动得跑到祖坟好好地哭了一场，取名谢地。合在一起就是谢天谢地。谢地正在燕京大学读书。谢让成熟、稳重，最让他不放心的是谢地，正是青春发育的年龄，精力好得嗷嗷叫，动不动就给他惹事。而在北平，这年月，是最不能惹事的。
谢让正在为北平城里的日本浪人发愁。《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北平就没有安静过，隔三差五，青年学生就要到街上散发传单和标语，或者举行游行，一是抵制日货，二是呼吁政府抗日。谢让当然和这些青年学生是心心相印的，从东北到华北，日本人一步一步地占领着中国的土地。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日本人迟早要蚕食掉整个中国。他甚至巴不得老天爷发怒，来场地震，把那个小小的岛国震到大海里，整个世界都清净了。和青年学生不一样的是，他是警察局长，坚信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是卖国的，都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国之不存，家之焉在？问题是，中国太弱，要“忍辱负重”。蒋委员长说，和平不到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他相信委员长不是说着玩的。他是警察局长，消息自然是灵通的。比如他就听说过，委员长正在秘密装备、训练四十个德械师，准备将来收复东北，还在华东修建永久战备工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中日一战作准备。这个时间当然拖得愈久愈好。这帮学生总会坏事。他一再告诫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儿子，不要跟着别人瞎跑，上街不是爱国，是误国，读好书是你们学生最大的爱国举动。儿子自然听不进他的话，虽然没有当场反驳，但那眉头皱得很难看。
警察局长陷入两难之中。政府要求他压制学生的抗日热情，以免被日本人抓到口实，日本人也在向他施压要求惩办抗日积极分子。北平驻有日本的特务机关，给警察局长打交道的是一个叫樱井兆太郎的课长。一个小小的课长，威风比北平市长还大。他的消息比警察局更灵，过几天就会送来一个名单，让警察局长去抓人。谢让问他们，这些人犯什么法了？这个家伙就像背书一样指着一个个人名告诉他，某日某时在某某地方发表了什么言论，或者做了什么破坏“中日亲善”的事情。谢让只得让自己的手下穿上便装，偷偷地找到名单上的那些人，动静闹得大的，不抓不足以向日本人交待的，他让警察给他们几块大洋，让他们赶紧离开北平避避风头。日本人再来问时，他双手一摊，说找不到了。那个樱井课长倒也没什么办法。
这一次就不同了，他谢让必须得去找樱井课长交涉了。
事情是这样的：北平有个破落的八旗子弟，家里没什么财物，却染上抽大烟的恶习。毒瘾犯了，就摇摇晃晃地上街找鸦片馆。他平常是不敢上日本人开的鸦片馆，但这次不同，毒瘾来势凶猛，鼻涕眼泪一大把，他用袖子去擦，涂了一脸。这样的人，放在其他鸦片馆，看门的就不会让他进去的。但日本人却不这样想，任何人进他们的鸦片馆都不拦，你敢进来，就只有乖乖掏钱的份。他们从来不相信，身上没钱的人敢上他们的馆子。这个人进去抽饱了大烟，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润，精神也来了。日本人过来给他要钱，他耍起无赖，头抬得直直的：“没钱。”日本人一巴掌拍在他仰得直直的脑袋上，吼他：“你再说一句没钱？”鲜血从鼻孔里流出来，他用袖子擦一下，脸上鼻涕和鲜血混在一起，像唱戏里的小丑，他重新把头抬得直直的，瞪着日本人，声音响亮地说：“没钱就是没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些破落的八旗子弟北平还有不少，啥本事也没有，就会吃喝玩乐耍无赖。在中国人那里，倒也没什么事，多说挨顿揍，也不会往死里揍的，揍死人是要吃官司的，犯不着为这些混混去吃官司。他们就这样在北平混吃混喝一年又一年。他没想到，日本人不是中国人，日本人不怕吃中国的官司。他话音刚落，木棍拳头都上来了。人被打倒在地，哭叫着求饶时已经晚了，日本人存心打死他。他确实被打死了。死掉了如果偷偷地处理掉，只要没人追究，警察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而言之，日本人得罪不起。一点芝麻样的小事，这些日本杂种都能弄成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就要大做文章，就要让军队开枪放炮，欺负到头上来啦。忍辱负重吧。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日本人何止是欺负到头上了，是到头上拉屎来了：他们把打死的那个中国人扔到了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就这么干了！
警察局长带着五个手下去了鸦片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他有理，他可以把这些日本浪人捉拿归案。他都忘了，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不和他讲理的。他本来带了手枪，但他想了想，还是把枪取下来放在了警察局。那五个警察也是徒手的。他都这样了，日本人总不会不给他面子吧。谁知到了鸦片馆，他刚一开口，就被日本浪人挥舞着木棍和武士刀赶了出去。谢让和五个手下狼狈地站在大街上，眼前无数金星闪烁，鸦片馆的大门像头张着嘴巴的怪兽朝他嘿嘿地笑着。在那一刻，他都有端挺机枪把北平城的日本人全部扫掉的想法了。想归想，最终还得直面惨淡的现实：如果要把凶手捉拿归案，非得动枪不可——可谁又敢对日本人动枪呢？
回到警察局，骂了半天日本人的娘，最后还得硬着头皮去找日本人。这次他是带着副局长江一郎一起去找樱井课长。樱井的副官藤野严八郎把他们带进去，樱井坐在堂屋，阴沉着脸。旁边放着两个半人高的百子闹春的地瓶，中堂挂着一副对联：“琴有古声清耳目，鹤缘仙骨近云霄”，中间是清代画家戴熙的《墨松图》。这些应该都是文物，但不管是他买来的，还是偷来的，他谢让都没办法。谢让说了来意，樱井的眼睛眯起来，皱着眉头狠狠地盯着他，突然站起身来，抽出指挥刀。江一郎吓得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谢让心头一凛，这个日本人想干什么？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腰里没挂手枪。
桌子上放着一个果盘，樱井用指挥刀挑起一只苹果，递到谢让的鼻子下面：“谢局长，请吃。”谢让愤怒地瞪着樱井，最初的慌乱过后，他决定不再示弱，哪怕今天死在这里，也不能被日本人欺负了。他猛地张嘴咬住苹果。在那一刻，警察局的副局长江一郎几乎要泪流满面了，他是理解局长的，他能想象出局长会继续忍辱负重地把苹果咽进肚里。他没想到，局长咬着苹果“呸”地吐在地上。藤野严八郎怒目而视，手按在了枪套上，吼道：“你的，中国人，大大的坏！”樱井摆摆手，制止了他。他转过身，瞪着地上的苹果，好像不认识苹果了一样，看了半天，抬起头瞪着谢让，脑袋向前伸着，那张狠毒的脸逼得更近了：“我好心好意地请你吃苹果，你却把它吐在地上，这不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侮辱吗？”强盗居然有理了。谢让仍旧用愤怒的目光瞪着樱井课长，说：“你用刺刀挑着苹果让我吃，即使低等动物也不会有这样的待客之道，何况现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才是主人，你们是客人。要说侮辱，是谁在侮辱谁呢？”樱井手里的指挥刀抖了一下，厉声问道：“你难道想出风头当什么民族英雄吗？”谢让说：“生为中国人，做民族英雄不是出什么风头，是做人的本分。相信阁下作为日本人，自然也有此心吧。”
樱井课长哼了一声，收回指挥刀，说：“你想怎么办？你说吧……你总是给我们找麻烦。”
这些狗一样的日本人啊，颠倒黑白张嘴就来气不发喘脸也不红，脸皮之厚世界之最。
谢让忍住气，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要求赔偿、惩办杀人凶手。
藤野严八郎冷笑一声，说：“那个中国人的命还没有他吃的鸦片烟贵，谈何赔偿？至于惩办杀人凶手，谁看见他是我们的人把他打死的？你有证人吗？”
这个副官狗仗人势，令人讨厌。谢让不理他，直直地瞪着樱井。
樱井坐在办公桌前，脸绷得紧紧的，闭着眼睛，用手指敲着桌子，面无表情地说，知道了，我们会调查的，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会严办的……你要相信大日本帝国。
警察局长当然是不会相信大日本帝国的，但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果然，日本人没有追究凶手任何责任，赔偿五块大洋了事。政府愿意息事宁人，何况死的仅仅是一个抽大烟的中国人，如此而已。警察局长再次忍辱负重了，但北平的老百姓、青年学生不会忍辱负重的。谢天就质问父亲，当一个中国警察不能保护同胞的安全，这是不是一种耻辱？究竟要忍受到什么地步？父亲还没有学会如何和儿子对话，他粗暴地打断儿子：“国家的事情，你操什么心？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就是爱国报国……”儿子说：“忍忍忍，当华北成了东北，平津成了沈阳，还忍不忍？”父亲回答不上来，也没有儿子的口才，在日本人那里受够了气，回到家里又要受儿子的气，警察局长忍无可忍，霍地站起来，给了儿子一个响亮的耳光。
那天晚上，当协和医院护士周樱回到四合院时，与正要往外走的谢天撞在一起，娇小的护士被撞得跌跌撞撞地要往后倒下去时，谢天忙放下捂着脸的手，拉住她。周樱惊异地看着一脸愤怒的青年记者，问道：“你怎么了？”谢天说：“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我当兵去！我要把在中国的日本人一个不留全杀光！”谢天说完就走了。他没有看到，姑娘扶住门框，愣愣地看着他愤怒的背影慢慢消失，眼里涌出大颗大颗的泪珠，在月光下，那些泪珠格外明亮……
谢天去驻扎在北平的二十九军学生军训总队报名参军之前，做了一件震动整个北平的事情。他把警察局长与日本“菊”机关樱井课长交涉经过写成报道发表在了报纸上。当谢让看到这篇报道时，他的脑袋嗡地响了，他本能地预感到，北平要出大事儿了。
果然，整个北平炸开锅了，一个中国人，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的国家，被外国人打死，还把处理此事的中国警察乱棍打出鸦片馆，最后只赔偿了五块大洋了事，人家鲁迅写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登在报屁股，都有八块大洋的稿费呢。你怎么忍？忍无可忍！燕京大学的学生率先冲出校门，上街游行，要求惩办日本浪人。谢让只得奉市长的命令，带领警察拦截学生。他拿着喇叭，大声喊着劝学生回去，国事自有国家来操办，学生就是读书的，读书才是报国爱国。他喊得嗓子都哑了，无奈学生并不听，甚至还往他身上砸西红柿和鸡蛋。他还看到谢地也夹杂在队伍中，举着胳膊扯着喉咙喊着什么，似乎是在鼓动学生冲破警察的防线。学生像海浪一样翻滚而来，手挽着手站在最前面的警察被冲得东摇西晃，最后还是没能顶住，防线被冲开，几个警察跌倒在地，眼看黑压压的学生就踩踏上去。谢让果断吹响哨子，第二列手持棍棒的警察冲上来，后面的水龙也喷过来，这才让学生散去了。
学生们愤怒至极。最难堪的是谢地，同学们都知道带头镇压学生的是他爸爸。他们大声地骂着警察是汉奸走狗，声音不但很大，还故意斜着眼睛看他。谢地满脸通红，灰溜溜地贴着墙走。他害怕同学注意到他，但还是有人小跑跟上来，对他说：“谢地，你没啥不好意思的，你爸爸这样做也是没办法啊。”
这人是他同学高豪杰。谢地松了口气，如果说他为自己的父亲感到不好意思，那么，高豪杰应该为他父亲感到无地自容才是，因为他父亲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而高豪杰的父亲却是二十九军的一个团长，当兵的不打日本人，那还叫什么当兵的？谢地说：“你别安慰我了，我父亲就是一个软骨头，他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汉奸了，带枪的不抗日，倒是咱这空手的满腔抗日热情，这是啥世道啊。”他的话很明显，带枪的除了警察就是军队，你爸也有责任。
高豪杰却也不回避，说：“你别急，现在国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只要蒋委员长一声令下，你爸我爸他们会立即出动，席卷北平，一个日本人都不留，斩草除根。”
谢地也知道，这事儿怪不得他父亲，也怪不得自己的父亲，他们都是小人物，打不打日本人，最终还是得听南京那个大人物的。但这口气，憋得难受啊。他咄咄逼人地看着高豪杰，说：“他们不抗日，咱们抗日，你敢不敢跟着我杀日本人？”
高豪杰激动得满脸通红：“咋不敢？你说咋个杀法？”
谢地说：“你从你爸那里弄两支枪，咱们暗杀北平城里的日本人。”
高豪杰愣了一下，说：“你爸是警察，也有枪，为啥让我去弄枪，你不弄？”
谢地说：“我爸他们是小警察，枪就那几支，少一支就立即知道了，我哪有机会下手？军队枪弹像萝卜白菜，想要多少有多少，弄两支枪还不容易？”
高豪杰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觉得谢地说的也有道理，他只得点点头，但紧跟着又来了一句：“你也别抱多大希望，我尽力而为，如果实在弄不到，你也别怪我。”
谢地说：“不怪你，实在不行，咱用手掐也要把这些日本人一个一个地掐死。”
事情却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军队的枪弹确实像萝卜白菜一样普通，但却不可能像萝卜白菜那样让你想拿就拿，高豪杰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从部队弄来了一颗手榴弹。
这也让两人激动了半天。虽然是第一次用手榴弹，却也难不住这两个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一会儿功夫就摸索出来如何使用了。两人都很兴奋，争着要把这颗手榴弹扔到日本浪人开的鸦片馆去。最后没办法，两人用锤子剪刀布的方法解决了。谢地的运气好，他用剪刀把高豪杰的布破了。高豪杰耍赖，以事先没有讲明规则为由，重新开始，三局两胜。结果，谢地三局全赢了。高豪杰哭丧着脸，说，那好吧，但你不能一个人去干，一定要叫上我。这个要求不算过分，谢地答应了。
两个人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行动的。他们在日本浪人的鸦片馆对面一条小巷里盯了半天，确信没有中国人进去后，谢地猛地窜出去，把手榴弹扔了进去。高豪杰心有不甘，从地上摸了一块砖头也一起扔了过去。
轰隆一声，手榴弹在鸦片馆开了花，传来一阵惨叫，两个年轻人慌慌地逃走了。
在1935年的冬天，这个小小的四合院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谢天加入了驻扎在北平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学生军训总队，也就是说，他当兵去了。这是好事。国难当头，有钱有钱，有力出力。看不出来，人家还真是热血青年。好。第二件事，谢地失踪了。
日本人的鸦片馆被炸，这可是件大事儿。谢让带领江一郎赶到鸦片馆，他从地上捡起一块弹片，立即判断出来这是一枚军用手榴弹。日本浪人被炸死两个，重伤三个。谢让一方面感觉出了口恶气，另一方面又感到棘手，这肯定是二十九军的人干的。他既没有能力把手伸到军队去，也没本事儿降服日本人，让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如何把这事儿糊弄过去？
他刚开始还想打个马虎眼，想把这案子弄成一个无头案，赶紧让江一郎带着警察把遗留在现场的弹片都找出来藏匿起来，但樱井岂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他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摸索了半天，还是找到了一块小小的弹片。他在手里捏了捏那块弹片，说：“这是你们军队干的。”
把这事推给军队，倒也没有谢让什么事儿了，但谢让不会这么干的。能揽下来最好自己揽下来，当作一般治安案件处理最好，省得日本人节外生枝。谢让沉吟片刻，说：“我们不能凭着一块弹片就判断是军队干的吧。樱井先生，你也知道，就在前几年，中日在长城还打过仗，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多了，说不定就是哪个大烟鬼干的……”
藤野严八郎吼道：“你这是狡辩，大大的坏！”
樱井阴森森地盯着谢让看了半天，说：“那么，我就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了，半个月内你如果交不出人，这事就由我来处理了。”
谢让还想再说什么，这个可恶的日本人竟然不理他，带着藤野严八郎拂袖而去。
谢让万万没有想到，这事儿竟然是儿子谢地干的。
傍晚时分，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返回家时，还没到院子，听到谢地在和周樱说话。他留了一个心眼，站在院门外竖着耳朵听了听。前些日子，他就感觉到，谢天和谢地都对这个叫周樱的护士有好感。谢天没事儿就往家跑，见到她有说不完的话，谢地看见她，眼睛也格外亮。怎么说呢？周樱姑娘，确实是一个好姑娘。人小，懂事。在这帽儿胡同，是公认的好心人。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给她说一声，再晚，天气再坏，她都会赶过去，该吃药的吃药，该送医院的送医院。虽说她只是一个护士，但不亏父母是医学院的教授，她的医术在帽儿胡同足够用了。这让生活方便了很多。她还喜欢孩子，谁家孩子哭了，她过去抱抱，逗逗孩子，孩子一会儿就咯咯地笑个不停。这样的姑娘，谁不喜欢？
谢让很好奇，谢地会给她说些什么呢？
谢地说的话让他大吃一惊，谢地绘声绘色地给她说，是他和同学炸的日本人的鸦片馆！
所有的愤怒与惊恐都不能有，当务之急，必须想办法让谢地和他那个同学躲起来。谢让闯进院里，谢地吃了一惊，忙闭上了嘴巴，忐忑不安地看着他。
谢让深深地吸了口气，问他：“真的是你炸了日本人的鸦片馆？”
谢地的目光躲闪了一下，但随即抬起头，一字一顿地说：“是我炸的，我还要杀光所有在北平的日本人……”
谢让不敢再问下去了，他怕谢地把那个同学的名字说出来，周樱虽然让人放心，但这事儿非同小可，他不想再把任何人牵扯进来。
周樱也很着急，她说：“叔叔，你不要怪谢地，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找个地方让他躲起来吧。我看，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的。”
谢让冲她勉强地笑了笑，然后示意谢地跟他回家。
进了屋，谢地也感觉出来自己闯了大祸，刚开始还想和父亲辩论一番，但看了看父亲严厉的目光，赶紧垂下了头。谢让把门和窗户都关上，小声地问谢地：“你的那个同学是谁？”
谢地踌躇了一下，低声说：“高豪杰。”
谢让问他：“还有人知道是你俩干的吗？”
谢地想了想，摇了摇头：“除了给周樱姐说了，我没对其他人说这事，可高豪杰那边我就不知道了，他是个大嘴巴……”
谢让说：“你和他必须立即躲起来！”
谢地有点不安，问他：“躲哪里？”
这才是个要命的问题，能躲哪里？北平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眼线，躲哪里似乎都不安全。谢让说：“那就只能离开北平，今天就立即离开，只要是离开北平，到哪里都行。”
谢地似乎有些不舍，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说：“高豪杰的父亲是二十九军的团长，我们干脆去当兵，你看行不行？”
谢让愣了一下，问他：“他父亲是不是高昌？”
他认识高昌，去年他还曾经带着警察到二十九军训练，负责训练这些警察的就是高昌的那个团。这个团长虽然长得五大三粗，但看上去却很和蔼。谢让想了想，高昌确实是个可以让人放心的人，再加上他儿子也卷进去了，他一定会照顾好两人的。日本人手伸得再长，在短时间内，也没借口干涉中国军队的事儿。
谢让长叹一声，只能这么办了。
谢地从此就在帽儿胡同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就连谢让也不知道。周樱还曾经问过他，他也咬牙不说。姑娘当然不信他不知道，眼神充满哀怨，他心里一软，但还是没对她说。这种事，知道得越多越不安全。
他当然也不会对日本人说。日本人像章鱼一样，爪子伸进了北平的每个角落，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就连鸦片馆是谢地干的这事儿，他们也知道了。半个月后，当樱井气势汹汹地上门讨要一个说法时，谢让无可奈何地告诉他，这是一个无头案，警察局忙了半个月，仍然一点线索都没有。樱井冷冷地看着他，说：“你们不用忙了，我们已经知道是谁干的。”
谢让吃了一惊，镇静心神，问他：“是谁干的？”
樱井盯着他，冷笑一声，说：“谢让君，到现在了，你还给我装糊涂？你们中国人，真是狡猾啊。”
这个日本人，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通，中国话说得和真正的中国人没有区别。谢让也曾经暗中调查过他的背景，他好像十几岁就到了东北日本人的铁路公司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加入了日本军队。也许，他本来就是一个日本军人，铁路职员的身份只是一个掩护而已。
谢让直直地盯着他，问他：“樱井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樱井的眼睛眯起来了：“我就不和你兜圈子了，我告诉你吧，炸掉鸦片馆的是贵公子谢地，另外，他的同学高豪杰也帮助他了。”
谢让愣了一下，日本人是如何知道的？是高豪杰泄露的？谢让想开口反驳，却觉得心里慌得很，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让自己咚咚乱跳的心稍微平静了一些，对樱井说：“樱井君，说话要有证据。请问，你为什么说是谢地和他的同学炸了鸦片馆？你如果能拿出证据来，我决不包庇，立即拘捕。”
樱井摇了摇头，说：“咱们两个都不要在这里虚与委蛇了，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没有证据，但这事儿是谢地和高豪杰干的是确凿无疑。另外，我也知道他们现在躲在二十九军。我也不会逼你交出他们，我只是来告诉你，他谢地能躲过一时却躲不过一世，只要他出现在北平，我们格杀勿论。这样的话，我也已经告诉高昌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樱井说完，转身就走了，他的身子带起一阵风，吹在谢让的脸上，比刀子割了还要疼。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一直到七七事变，事情才有了更多的变化。事实上，七七事变并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它是有前兆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中国军队相信一个女人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被动了。在1937年6月底的一天，当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少尉排长谢天正在射击场上带领士兵训练时，值星军官派人来叫他，说是部队大门口来了一个漂亮姑娘来找他。来人把“漂亮”两字咬得重重的。能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们很为自己的排长自豪。
会是谁呢？
谢天皱着眉头，一个都想不起来。他倒是有几个表姐表妹，但在他看来，她们都不漂亮。她们也没来军营找过他。当他看到站在部队大门口那个漂亮姑娘的身影时，眼睛一下子亮闪闪的，脚步突然加快了。来的是周樱。
和谢天的意外与欣喜表情相反，姑娘心事重重，她告诉谢天，必须尽快向更高的长官反映，她不懂军事，但她知道，肯定会有大事发生。谢天忙安慰她，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别着急。姑娘喘口气，焦急地说：“你知道，我在协和医院上班，那些日本人有个头疼脑热就到我们医院来了。前些天，我们医院住进来两个日本人，他们整天在一起偷偷咬舌头。昨天晚上是我值班，我听到他们说，最近几天，北平可能要出大事了，可能和日本军队有关。”
谢天忙问：“他们还说什么了？”
姑娘说：“我旁敲侧击了，他们不肯说。我还听医院里人说，日本人这段时间一直在北平屯集药品，都是治烧伤、消炎的……你说，会不会要打仗了？”
谢天的心猛烈地跳动着，他低低地说：“除了我，这话你谁也不要讲了。我会向长官汇报的。”
姑娘的眉头舒展了一些，说：“我不认识军队的人……我没一个亲人，我只能告诉你。”
姑娘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谢天的脸红了，他慌慌地说：“我立即去报告长官。你赶紧回去吧，路上要注意安全。”
姑娘却没走，怯生生地看着他，说：“如果真要是打仗，我在北平，举目无亲，这可怎么办？我想，我想求你一件事儿，能不能给你们长官说说，让我到你们部队医院吧，我是护士，我什么都会干，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谢天想了想，如果真像她说的那样，日本军队挑起事端，战事一起，最遭殃的当然是老百姓。无论从公从私来说，能让周樱到部队来，都是一件好事儿。他安慰她说：“你别急，我这就去给长官说说。”
谢天没想到的是，他的报告根本没有被更高级别的军官看到。他报告给营长，营长讥讽他说，一个小小的排长知道什么？他报告给团长高昌，高昌追问他的消息来源，当得知来自一个协和医院的护士，而这个护士又是听住院的日本人讲的时，他更生气了，用脑子想想都不可能，这么大的事情，日本人怎么可能会到处讲呢？这本身可能就是个阴谋，想把军心搞乱。胡闹！
他当然更不可能同意让周樱到部队医院来。当谢天满脸歉意地告诉她时，周樱有些难过，但随即露出勉强的笑，苦涩地说：“谢大哥，谢谢你了。那我回去了，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周樱转过身走了，看着她落寞的背影，谢天心里突然揪得慌，他忙叫住她，充满歉意地说：“你一个人住也不方便，以后干脆住在我们家里吧，有我妈和你做伴会好些。”
姑娘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谢天所在部队在当天“阵中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午二营四连排长谢天报告，听协和医院一个护士说，城内日本人传言，北平近期将有大事发生，恐日军将有异动。草木皆兵，殊为可笑。
七七事变的过程不用我详细说了，只说和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有关的部分。谢天所在部队参加了南苑之战。当事变发生时，国军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南苑之战发生在7月28日，距离七七事变已经过去21天了，南苑守军还根据南京方面的和平幻想，命令部队不许抵抗。
可以这么说，南苑之战是将士按照自己的良心各自为战的。所以，整个战场呈现出很奇怪的态势，有的部队乱成一团，有的部队英勇作战。这样的军队是无法抵抗日军有组织有准备的进攻的。从早上日军开始进攻，到中午时分，国军大多数部队已经溃不成军，第二十九军军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队撤退。
当谢天接到部队撤退命令后，第一件事就是顺着战壕找父亲和弟弟。兵力不足，和他们在一起守卫南苑的有刚刚参军的学生兵，还有北平部分警察。警察毕竟不是军人，一个小时不到，几百名警察只剩下五六十个，还有十五六个都是缺胳膊断腿，负的都是重伤。父亲的肩膀中弹，巨大的疼痛让他脸上肌肉不停地抽搐着。更让谢天吃惊的是，那十五六个重伤的警察身上捆满手榴弹。在惊天动地的炮声枪声中，父亲大声地说：“你快走吧，别管我们这些老家伙了。”谢地也在旁边，他焦急地看着哥哥，说：“哥，你快把咱爸拉走了，我说啥他都不走……”谢天扶住父亲，焦急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父亲说：“我们就趴在这里等敌人坦克过来，一个人炸掉一辆坦克，够本了！”谢天摇了摇头，说：“爸，你别这样，我来背你走，我来背你到医院去……”父亲抓着他的肩膀，力气真大，谢天感到肩膀一阵揪心疼痛。父亲的脸被硝烟熏黑了，只有两只血红的眼睛还在闪闪发亮。父亲大声说道：“你走！这场战争不会停下来了，国家需要你们年轻人！”
再不走已经来不及了。敌人的坦克已经隆隆地驶来了，在弥漫的硝烟中，隐隐可见它的狰狞嘴脸。谢天对谢地使了一个眼色，架着谢让就走。能走的警察跟着他们，边打边撤。当他们随着撤退的部队跑出没多远，听到了身后传来一声声巨大的爆炸声，他们回过头去，看到了冲天而起的黑色烟柱……
第二十九军退守土城，在土城之战中，谢天负伤。当他第二天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设在永定门的野战医院。他睁开眼睛，看到一个护士，白大褂上斑斑血迹。她太累了，趴在床边睡着了。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他动了一下身子，疼痛让他小声呻yín一下。护士醒了，看到谢天，灿烂地笑了。等她发现自己还抓着他的手时，慌乱地抽出来，整个脸都红了。谢天的脸也红了。她是周樱。谢天往四周看了一下，医院躺满伤兵，而那些医生和护士却都是地方上的，没有一个军医。他充满疑惑地看着周樱，周樱说，第二十九军已经撤离北平，昨晚10时走的。他们把这些伤员交给了地方医院来护理。谢天闭上了眼睛，泪水缓缓地流了出来，这些英勇作战的士兵就这样被他们遗弃了。
伤兵被分散到北平各个医院，谢天在协和医院住了三四天，能下来走路了，他就坚决要求回家了。北平沦陷，日本人说进城就进城了，他呆在医院里，未必安全。他的想法是对的，日军进城后，第一件事就是全城搜捕第二十九军的官兵，不少人惨死在日军刀下。
当谢天伤势痊愈，母亲就催促他离开北平回部队去。在母亲看来，他是军人，回到部队理所当然。另外，在日军铁蹄下生活，他还是不安全的。如果日本人知道他当过兵，那绝无生还的可能。与其窝窝囊囊地死在北平，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在战场。
害怕什么，什么就来了。
那是一个中午，四个日本兵突然提着长枪闯进四合院，他们用带着刺刀的步枪在人们眼前挥舞着，用蹩脚的中国话问他们，有没有支那兵在这里？有没有？有没有？交出来良民大大的好，藏起来死啦死啦的不好。大家都说没有。当然都知道谢家屋里就有一个。四个日本兵闯进屋里搜，用刺刀扎床上的被子，趴在地上看床下，从吴婶家里出来，抱走两个花瓶，甚至还抱走一个早已经不用的尿盆。他们觉得那是古物，是好东西。接着他们就闯进了周樱的屋里。当他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时，他们突然觉得那些古物没什么稀罕了，他们放下花瓶和尿盆，流着口水叫着“花姑娘的，大大的漂亮”撕扯着她。
周樱惊叫着，大声地骂着他们：“畜生，你们是畜生！”日本兵撕掉了姑娘的袖子，姑娘的痛骂声变成了哭叫声，她伸着手抵挡着，当把一个日本兵的脸抓出五条血道子时，那个日本兵火了，一个耳光扇在她脸上，她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日本兵撕掉了她的上衣，她用胳膊护着身体，向院里的人们求救：“救救我，救救我！”人们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互相看看，没人敢上去。
一个人影冲了上去，那是谢天。他一拳打倒一个日本兵，一脚踹倒另一个日本兵，扑上去抱住第三个日本兵，撞向第四个日本兵，五个人倒在地上厮打着。姑娘从地上爬起来，慌乱地把破烂的衣服披在身上，站在一边簌簌发抖。毕竟人家是四个人，谢天很快就被扑倒在地，四个日本兵的拳头像雨点一样击打在他的身上。姑娘朝着院里的人们扯着嗓子喊着：“快来帮帮他，快来帮帮他！”没人敢动，有人甚至往后又退了两步。这是他们当兵的事儿，关我们什么事儿呢？周樱突然像发怒的母狮子，扑到一个日本兵的背上，朝他的脖子狠狠咬去。日本兵怪叫着，把她摔倒在地上。日本兵抓起步枪，对准躺在地上的谢天，好像在大声地叫着让其他的日本兵闪开。他们闪开了，他高高地举起步枪，刺刀被阳光照着，发出惨白的光芒。胆子小的闭上了眼睛，胆子大的也吓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听到周樱大声地叫起来。他们第一次听到她的日本话，听不懂她说的是啥，她张着双臂护着谢天，嘴里高声地冲着日本兵说着叽里咕噜的鸟语。说实话，女人说的日本话，有点软软的，听上去还真不错呢。四个日本兵疑惑地站在那里，日本兵的步枪慢慢地放低了。日本兵用鸟语叽里咕噜地问着什么，周樱也用鸟语说着什么，日本兵的脸色缓和下来，一个日本兵甚至弯下腰来拽着谢天把他拉了起来，另外三个赔着笑脸。所有的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就连谢天也被搞迷糊了，傻乎乎地看看周樱，又看看日本兵，他脸上的表情像是在梦游一样。
后来他知道了，周樱告诉日本兵，她是日本人。
谢天呆呆地看着她，问她，那你是日本人吗？周樱扑哧地笑了：“我怎么可能是日本人呢？我父亲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过学，还是鲁迅的同学呢。所以我就跟着他学会不少日本话。”
日本兵后来还问她，这个中国男人是怎么回事？她告诉他们，这是她的未婚夫。当她在日本兵走了以后，在谢天的询问下，她这样告诉谢天以后，脸又红了。她是一个很容易害羞的人。
那天晚上，四合院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谢天的母亲上吊自杀了。
所有的人都明白，这都是为了能让谢天离开北平，投身抗战。按照谢天的想法，父亲、弟弟生死不明，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个人，他不能走。母亲知道他的想法，为了让他安心地离开北平，她就自己先走了。
谢天在周樱的帮助下，在城外埋葬了母亲。从此再也无牵无挂，与日本人拼到底，至死方休。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部队。
就此别过了，北平。
谢天回头对周樱说：“谢谢你，周姑娘，你也赶紧回去吧。”
周樱却没有走，问他：“谢大哥，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谢天凄惨一笑：“还能有什么打算？身为军人，自然是上阵杀敌，为国捐躯，死而后已，我要去找我的部队……”
周樱坚定地看着他，说：“谢大哥，那你带我一起去吧。”
谢天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这怎么可以？部队太苦了，再说，我们随时准备打仗，你一个姑娘家……”
周樱打断了他：“你别看不起我们女性。我前几天帮忙搞战场护理，看到军队有很多军医都是女的，你们团那个护士长叫唐力，她不也是女的吗？再说，你也知道，我没什么亲人了，一个人留在北平，到处都是日本人，我害怕……”
她缩了缩身子，垂了下头，整个身子似乎在瑟瑟发抖，眼睛里泪花闪闪。
谢天想了想，她说的也是实情，日本兵禽shòu不如，她举目无亲一个人留在北平，确实凶多吉少。那就把她带上吧，以后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让她离开部队也不迟。
周樱见他答应了，立即破涕为笑：“谢大哥，你放心，我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的，别忘了，我可是一个护士，打起仗来，能帮你们很多忙呢。”
谢天也笑了。找到了部队，求求长官，如果能把她留在部队，天天能见到她，未尝不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