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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适时地来了。他说:“刘伯温这是以公谋私,应该严惩。”朱元璋沉默不语。胡惟庸继续说:“他儿子正在回家的路上,应该把他儿子捉拿归案。”朱元璋沉默不语。胡惟庸只好说出朱元璋最敏感的话来:“他能掐会算,选那块地为他的墓地,这事……”
朱元璋示意他闭嘴。朱元璋坐进了椅子,冷静地观察胡惟庸,想到了他是刘伯温最看不上的人,又想到了刘伯温只是性格太刚,却是聪明到极致的人。而谈洋事件如果真如吴云沐所说的那样,那刘伯温岂不成了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
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场阴谋,不过刘伯温确实很可疑,因为他有那么多技能在身。一个人有技能那就是个危险人物。虽然如此想,但他不同意胡惟庸对刘伯温儿子下手,他说:“既然刘琏已经走了,就算了。”
胡惟庸说:“这事怎么就能算了呢?”
朱元璋点头说:“是啊,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下道圣旨到青田,剥夺刘伯温的俸禄吧。”
“然后呢?”
胡惟庸直勾勾地看着朱元璋的脸,那张阴冷的脸像海上的天气,反复无常,莫测高深。朱元璋的脸突然阴云转晴,他笑了,说:“然后?刘伯温应该知道然后。”
刘伯温当然知道然后。当他收到那封圣旨后,他蒙了。这犹如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劈在了他头上。至少有一个时辰,刘伯温坐在椅子上像是死人一样,他在反复思考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圣旨说,他在谈洋挑了块地当作他的坟墓。这是子虚乌有的事。不过他明白一个毋庸置疑的道理:政治场上,你是否做了一件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说你做了还是没做。
刘伯温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必然是胡惟庸的诬陷,而朱元璋根本没有相信这样的诬陷。否则,就不会是剥夺他俸禄这么简单。可朱元璋在不相信的情况下剥夺了他的俸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朱元璋对他还不放心!
一个时辰后,他在房间里转悠起来,自言自语,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情景,我们并不陌生,当初他被困绍兴时就是这样的。而今天,他一面重演这一情景,一面絮叨着,时间不是一条直线,一去不复返,而是一个圆圈,它一直在围着每个人转动,当一个人死去时,它还在转动,永不停转。
又一个时辰后,刘伯温站住了。他的心定了下来,他叫来家人,语气凝重地说:“我要去京城。”
他的家人疑惑不解,问他:“是去解释这件事吗?”
刘伯温苦笑:“月有阴晴圆缺,如何解释?”
刘琏聪明地说:“既然无法解释,那为何要自投罗网?”
刘伯温看着这个傻儿子,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对我而言,天下就是罗网。”
1373年阴历七月,刘伯温孤身一人走进南京城。南京城当时酷热难耐,树的绿叶沾满尘土,灰色的瓦片毫无生气,他为南京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衰老到如此程度而吃惊不已。当他佝偻着身体走进朱元璋的皇宫时,他才发现,那座才刚建造的皇宫也老了很多,墙皮脱落,柱子失去光泽,从前红灿灿的大门被晒成了血黑色。
他自言自语着,叹息着,见到朱元璋,艰难地跪了下去,作了一番深刻的检讨。
他说,自己不该冒失失地去找坟地,更不该冒失失地找了本不应该去找的地方。朱元璋要他抬起头来,刘伯温就费力地抬起头。朱元璋大吃一惊,因为才两年不见,刘伯温又老了,几乎老了几百岁。他的相貌已不忍目睹,只有即将入棺材的老人才有那样的相貌。
还是在五年前,刘伯温还意气风发,有着青年人的精力,有着少年人的热情,有着中年人的智慧。如今这一切,在刘伯温的脸上和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上一点都看不到了。这是个已经和死神签订了契约的人,可能就是在今天,或者明天,死神就会来把他带走。
朱元璋没有责备他,也没有安慰他。因为这件事,大家心知肚明。对于他的来京,朱元璋一点都没有意外,因为在朱元璋的意识中,刘伯温必然会来,朱元璋只是想不到,来到这里的刘伯温和自己印象中的刘伯温相差十万八千里。
刘伯温特意申明,他这次来就准备老死京城,决不会再离开了。朱元璋说:“好啊,如果我有什么事,还可以找你商量,这是不错的一件事。”
胡惟庸也说:“刘先生能留下那真是太好了,中书省有什么纰漏的地方,刘先生恰好可以指正。”
刘伯温诚惶诚恐地看向胡惟庸,想要摆出一个礼貌性的笑容,但没有成功。
他看向朱元璋。他想,朱元璋还能有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因为这已经是他历史的尾声,帷幕已经开始落下,他的舞台正在缩小,直到最后的闭合。
一个始终退不出的江湖,他又回来了。这说明,时间一直在转圈,刘伯温这样想。
但愿我说错了
刘伯温离开人世前最宝贵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把毕生精力和智慧的余烬都献给了回忆,留了一点点给了胡惟庸和朱元璋。
对刘伯温的主动坦白,胡惟庸大失所望。按他原本的想法,刘伯温只要不在朱元璋身边,一切事就都好办。他可以像永动机那样对刘伯温发射永不停歇的明枪暗箭。不过现在刘伯温近在眼前,所以他的进攻肯定会遇到刘伯温的抵抗,这事就不如想象中那么好办了。
刘伯温对胡惟庸的提防是从骨子里发出的,无奈命运作弄,他越是提防胡惟庸、越是希望胡惟庸能失败,胡惟庸就爬得越高。1373年阴历七月,也就是刘伯温来南京城请罪的那个月,胡惟庸被朱元璋提升为中书省右丞相。据说,当胡惟庸傲慢地接受百官的祝贺时,刘伯温在病榻上捶床激愤地叫道:“希望我看错了他,那是苍生之福。如果真不幸言中,那老百姓该如何是好啊!”
这话让胡惟庸知道了。胡惟庸先是暴跳如雷,说刘伯温死性不改,不过一听说刘伯温因为此事而病情加重,他就高兴起来。他对身边的亲信说:“如果不费一口唾沫之力就能把刘伯温活活气死,那我愿意继续高升,哈哈!”
其实,胡惟庸的高升并不是刘伯温气倒在床的全部原因。自他1373年阴历七月到南京城后,他的身体已非他所有。用他本人的话说,现在所以未倒下,全是因为几根铮铮钢骨的支撑和对皇上抱有崇敬之心的精神力量。这话是矛盾的,如果他真的是铮铮铁骨,那他对朱元璋就不该有崇敬之心。朱元璋不值得他崇敬,只值得他唾弃。
朱元璋首先在丞相人选上就明目张胆地背叛了刘伯温。杨宪违法乱纪被处斩,并未让朱元璋想到刘伯温论相的可靠性。他始终不懈地提拔汪广洋,希望汪广洋能雄起,可汪广洋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不说话的木偶。他提拔胡惟庸,又让汪广洋牵制他,可汪广洋再次让他失望。1373年阴历七月,胡惟庸顺利晋级,成为右丞相,而汪广洋因为不作为被气急败坏的朱元璋赶出了中央。
刘伯温始终搞不明白的是,朱元璋不是瞎子,怎么看不出胡惟庸是个野心勃勃、做事不择任何手段、自私到极致的人?
在南京城最酷热的八月,太阳把整个城炙烤得像火光一样飘忽,刘伯温就在这座酷热的城中揣度朱元璋的心事。他一面揣度,一面抱怨着炎热,恨不得从皮里跳出来。当太阳落到山那边,黑暗来临时,刘伯温认为自己想明白了,朱元璋为什么会和自己背道而驰。几年前,刘伯温认为朱元璋是故意和自己对着干,目的是摆脱从前二人的合作模式。可朱元璋是个非常理性,甚至是冷酷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个人恩怨,而拿他千辛万苦创建的帝国开玩笑。直到今天,刘伯温才想明白了另外一个原因。朱元璋也是无可奈何,在群臣中,真正具备丞相素质的人寥寥无几,胡惟庸是里面的佼佼者。另外,朱元璋被胡惟庸紧紧地包围着,如此近的距离和频繁的往来,使朱元璋深陷其中,不可能客观理性地看待胡惟庸。正如那句诗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刘伯温一想到这里,就会对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抱以深深的同情。朱元璋太可怜了,离他最近的人,他看不清。离他远的人,他怀疑。每天想的不是做皇帝的荣耀,而是做皇帝的危险,很恐惧别人会效仿他,揭竿而起革他的命。朱元璋在刘伯温心中现在成了恐惧之神的奴隶。
想到这里时,刘伯温拼命地摇了摇头,使自己冷静下来,最近这段时间,他总是感觉自己似乎在思考,又似乎在做梦,又似乎在梦里思考,又似乎在思考中做梦。
他说:“但愿我想的是错的。”
刘伯温可能在朱元璋用相上想错了,但在朱元璋多年来对他的挤压上却没有想错,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
谈洋事件发生后,朱元璋突然做了个莫名其妙的决定:暂停科举。
明帝国的科举是刘伯温亲自主持恢复的,时间在1370年阴历八月,首次科举考试,刘伯温就担任了主考官,并且在那一年网罗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朱元璋对这一“事半功倍”的政治方略毫不动心。他曾说:“科举这玩意所招收的都是没有行政经验的年轻人,让他们这样的人当官,这不是害百姓吗?”
如果我们了解刘伯温恢复的科举考试内容,就会探析出朱元璋的奇怪心理。刘伯温恢复的科举考试其实是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试科目是朱熹注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书”,同时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在这些书中,朱元璋最痛恨的就是《孟子》。因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字面意思是说,在一个帝国中,人民是最贵的,其次是国家,最后才是君主。
实际上,孟子的本意远没有今天的我们想的那样前卫和高尚。他其实说的是作为一个君主,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意识:王朝可以变更、君主也可以变更,唯一不变的就是支撑国家和君主的人民。人民是基础,所以作为君王,一定要重视百姓,把百姓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心里要时刻想着自己的权势地位都是来自人民,要为人民服务。
朱元璋对这样的思想,并不排斥,他本人就来自底层人民中,而且他很爱自己的人民。他最切齿痛恨的是孟子“民本”思想衍生出来的“君臣交易”理论。依孟子的看法,孔子那套不计利害的“忠君”是比猪还愚笨的。孟子说,国君给你一碗饭,你就做一碗饭的事,多一粒米的事都不要做。国君如果给你一顿臭揍,那你就马上离开,但你不要灭亡他,等着比他更有力量的人来灭他。也就是说,君臣之间是等价交换的关系。你值得辅佐,我就辅佐;你不值得我辅佐,我就炒你的鱿鱼。不要以为你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君王,我就要毫无原则地讨好你,甚至给你当狗。其实咱们是平等关系,这种平等关系的思想源泉就是,我来自人民,人民是最贵重的,而君主和人民一比,就是个贱货。朱元璋从最低贱的位置上崛起,是个货真价实的贱货,好不容易才爬上了皇帝这个尊贵的位置上,居然又被看成是贱货,他那廉价的自尊心如何受得了这样的打击?
据说,朱元璋读《孟子》时,像是在读一本咒骂他祖宗十八代的檄文。他怒睁双目,咬牙切齿的声音能传到宫外,当他的忍耐超过他的底线后,他一跳三丈高,把《孟子》一撕两半,摔到地上,用脚拼命地踩,再拿起来,用牙咬。最后说:“要是这老家伙还活着,我非得砍了他的脑袋。”他命令国子监把摆放的孟子神位一劈两半烧了。多年以后,他越想越气,就让人把《孟子》书中那些“邪恶言语”共计八十五条统统删掉。
暂停科举,可能有孟子的功劳,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科举制是刘伯温恢复的。而那时正是谈洋事件甚嚣尘上之时,他的愤懑无处发泄,于是就把刘伯温留下的痕迹之一——科举给暂停了。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印象在表现上越来越差,1373年正月,朱元璋在和浙江文人桂彦良聊天时,谈到天下文坛,桂彦良在这方面有谈论的资本。
桂彦良,慈溪(今浙江慈溪)人。少时警敏异常,加之勤奋好学,成为当地的名人。参加科举,一举成名。曾在浙江教育部门工作过,见天下纷乱,按儒家最伶俐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思想的指引,回乡隐居。当他在隐居期间,张士诚与方国珍都派人带着厚礼来请他出山。桂彦良吃不准这两人的前途,都婉拒。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帝国,桂彦良观望很久,慢慢发现朱元璋的潜力很大,但朱元璋不知道他,所以没有人来请。桂彦良等了好久,意识到张、方二人来邀请的历史已不会被朱元璋重演,就主动出来,跑到南京城向朱元璋要官做。朱元璋和他一谈之下,发现浙江的确是人才辈出之地,于是留下他,要他做了太子宫中的教授。桂彦良和宋濂成为同事,又是同乡,所以宋濂不遗余力地在朱元璋面前赞颂桂彦良的逼人才气。朱元璋说:“你们浙江才气逼人的知识分子多如牛毛啊。”宋濂说:“这人不但才气逼人,而且嗓门巨大,就是沉在水底的死尸,经他一喊,也会被震得浮出水面。”
朱元璋不相信,就写了一首诗,命桂彦良在早朝时朗诵,桂彦良抓住这个机会,把声音提高了八度。于是,正如宋濂所说的那样,玄武湖水底的鱼都被震得晕了过去,翻着白肚皮浮上水面。
男高音桂彦良于是得到朱元璋的赞誉,这不仅因为桂彦良的确才华横溢,而且还因为他那天生一副好嗓子。更因为,朱元璋的诗写得极臭,可经过桂彦良朗诵出来后,给人的感觉却是出其不意的好。
朱元璋在一次桂彦良吃润喉药物时,称赞他“江南的大学者,唯独你一人”。
桂彦良清清嗓子,回答说:“我不如宋濂、刘基。”
朱元璋冷笑:“我太了解这两人了。宋濂是个单纯的文人,而刘基为人严峻而心胸狭隘,他俩都不如你啊。”
桂彦良虽然嘴上未说什么,但心里却认定,他在文坛上,的确不如宋濂和刘伯温。而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有点狭隘,他就不知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对刘伯温不太了解,但道听途说了很多。在这些信息中,他丝毫没有感觉到刘伯温是个心胸狭隘的人。
在1373年时,真正了解刘伯温的人恐怕只有宋濂和朱元璋。彻底了解刘伯温并领教过刘伯温性格的人,都已作古。那都是旧社会的人和事了。
如果能把刘伯温在元王朝时期的同事从棺材里挖掘出来,问问他们对刘伯温的印象如何。他们肯定会这样说,刘伯温是个刚毅慷慨的人,原则性强。每当讨论天下安危的事时,平时沉默寡言的刘伯温像中了魔一样滔滔不绝,义形于色。
刘伯温的朋友们会这样说:刘伯温是个好兄弟,对每个朋友都是用心结交,洞见肝腑。平生最重义气,坦坦荡荡,有话直说,从不藏着掖着。这样的人很容易得罪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但敌人也不少。
刘伯温的乡亲们对刘伯温的印象是这样的:很守礼义,生活很朴素,经常做好事不留名,即使是后来做了那么大的官回青田后,也从没有炫耀过他那尊贵的身份。
朱元璋说刘伯温心胸狭隘,实际上就是刘伯温的耿直和刚硬。只要是他心中认准的人和事,他都据理力争,从不给人留余地。朱元璋还清晰地记得,当初所有人都说临濠是定都之地,可就他刘伯温冷冰冰地说,那地方啥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