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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芒渐渐变硬变黄，掐下一个麦穗，在手心里揉几下，吹掉麦皮，剩下一小把饱满黄硬的麦粒，麦仁不再碧绿，麦收时节到了。这时家后的树林里，布谷鸟“嘎嘎嘎咕，家家打醋”的悠远叫声天天回响在树梢上，构成我对夏天的印象，对麦收的印象。
上世纪70年代生产队时期，麦收时节村里成立棒子队，队员由青壮年担任，小伙子手持大队部统一配置的“金箍棒”——两头涂上黄红两色哨棒，日夜巡查在麦田村头，很是威风。日落时分，暮烟四起，倦鸟知返，农人也收工回家，不管妇孺老少，每个人都要在村口接受检查，无一例外。棒子队有权翻检人们的草筐、衣兜等任何可能偷藏公有财产的容器，不允许一个麦穗非法流通入村，而且处罚措施严厉，记得前面街上的一位老奶奶被查到，第二天敲鼓打锣的满村游街。身为棒子队成员，真是无限风光，我哥哥曾有这样一根木棒，好多年后两头的颜色才渐渐褪尽，不过棍身依然光滑坚硬，无论放在那个旮旯堆里，它总是发出一股威风凛凛的光芒。
生产队联合作业的方式总是轰轰烈烈的：队员们在麦地一字排开，齐头并进，所过之处，麦子齐刷刷倒地成堆。割过的麦地是允许捡麦子的，与前面的大部队保持多半地头的距离，后面跟着的是一群浩浩荡荡的拾麦大军，小不点们飞快的弯腰捡起地里遗留下来的麦穗，组成生物链中最低级的一环。家里孩子多的人家，还会建立了一个互相竞争鼓励的机制：把每个孩子的成绩单独计算，一个麦季下来，有的孩子捡到的麦穗打成粮食，也能达到几十斤。我的成果总是寥寥无几，我甚至都迁怒于我的篮子了，一段时间以来我深深记着它身上可耻的花纹和笨挫的姿态。
农忙时节，每个人都是一名不可或缺的战士，没有理由缺勤，不管你是否能明白自己的岗位职责。记得一次我混在大队人马里奔跑在黄土灼烧脚板的路上，追赶着联合作业的生产队，慢慢的周围的一切变得死寂，我有点眩晕了，甚至不知身在何处，只机械的跟着大部队奔跑，干渴的感觉如此强烈，水壶里已经空空如也，我只奇怪额头上怎么还有大颗的汗源源不断冒出来，汗滴砸地有声，黄土堆里立即开出一朵暗色的花，我不知道我这样舍命奔跑是为了什么，只有一个意识是清醒的：不可以掉队，因为对一个幼儿来说，掉队是寂寞的、是危险的。终于到了井边，趴在水桶边，埋头就是一饮子，那甘甜的水啊，从此再没喝过。
80年代私有财产得到鼓励，责任田包产到户，我们家的麦子熟了，妈妈带着我和姐姐割麦子，天刚亮就起床，妈说趁着凉快好干活，天还真很凉，地里露水很重，要穿上厚一点的秋装。妈妈提前煮好鸡蛋，用手绢包好，和水一块放在地头作为早饭，妈说割麦子一定要吃鸡蛋，这样一年也不腰疼。
后来随着上学、就业等社会身份的变迁，慢慢远离土地，远离麦收。
前年爸爸病重，恰好赶在麦口上，邻居们都说这老头怕是吃不上新麦了，爸爸在医院里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嫂嫂们开始着急起来，嘀咕这老头子真不会赶时候，麦收时节，找个帮忙的都找不到。爸爸终于遂了生者的的心愿，在麦收的前几天去世了。
以后，每个麦收季节都是爸爸的忌日，我都要挤出时间赶回家给爸爸上坟。终于有了亲近自然的机会，终于可以看见金黄的麦浪，终于离我魂牵梦绕的童年村庄如此之近，但每次都是匆匆而过，甚至我都没有权力安排车子从村子里穿过。
我长的足够大了，渐渐理智，看着当初怨恨爸爸的生命长而无用的同胞兄弟们循规蹈矩的给爸爸上坟，我忽然悟到，上坟的意义已经不是寄托哀思，而是子女自己给自己举办的成人礼，使自己的社会角色得到确认。就这样我们长大，变成爸爸，然后成为下一代成人化的垫脚石。
我是如此睿智，可我再也回不到童年，守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充满遐想，或者什么也不想。不过我依然关心农事，我喜欢看新闻里的“三农时节”我向照顾妈妈的保姆打听农事，我知道现在麦收都用联合收割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