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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娘说:“他哦,‘树头佛’,划个圈儿站圈底。”
我舅说:“他噢,佛道里的人!”
老乡们说:“老沈伯,是好人。”
我用老子道德经中一段文章来评价父亲:
与善若水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
父亲出生在钱塘江南岸龙虎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潮水奔涌的涛声。我的祖祖辈辈守着几亩薄沙地过日子,到爷爷那辈,家里有三间瓦房,门前有半亩池塘,在南阳一带也算是殷实富户。父亲哥仨,他最小,读过一年多私塾,能识一些字。在他十六岁那年,为了避抽壮丁,逃到绍兴,在华所学织纺技术,四年后,又到杭州学了两年织纺技术,由于纺织机的出现,手工纺织淘汰了,他只好改行,在一家养蚕公司打工,干了四年
我兄妹仨,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对他最了解,可是,他依然留给我好多的谜。
(一)职业
父亲二十六岁那年,经朋友推荐给一位将要到临海警察局赴任的应清泉局长,他看我父亲为人厚道、勤快,就带他到临海警察局。应局长要提携他,局里工作任其挑选,父亲竟然选择了勤工差事,整天扫地倒水,干些杂活。他为何选择当勤工而不当警察呢?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局里人看他为人厚道常常委托他去街上买东西。三年过去了,城里熟悉他的商贩都劝他改行经商,父亲毫不犹豫辞职了,在商贩朋友的帮助下,在城里租了一间小店开始了商贩生涯。他设计一种能移动的货柜,货柜里能装五六个小玻璃盒。白天,摆在店里经营,夜晚挑到人多的地方设摊,高悬一盏防风的玻璃灯招揽顾客。
一年之后,日军飞机袭击临海城,人们弃城而逃,四处逃难,歹徒们乘机洗劫店铺,父亲的小店也难逃劫难。日军占领了临海城,到处抓壮丁。伪保长挨户搜查,父亲运气不好,抽壮丁抽了第五签,被迫逃命,往哪里去呢?往北是沦陷区,往南举目无亲,唯一能去的地方是距离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乐清县城,那里有一位老上司——应局长,他调离时嘱咐:“你要是在临海城混不下去了,就到乐清找我。”
父亲三十一岁那年,他挑着货担子,长途跋涉,逃难到了乐清。应局长征求他的意见:当警察还是当小贩?父亲自由惯了,他仍然选择了后者。开始在东大街落脚,后在西大街租了一间店面,左邻右舍都是外地人:打小铁老金、卖丝线老庞,对门是一位石匠大师傅姓王,原籍温岭太平人,他身材魁梧,为人豪爽,手艺精湛,在城里很有威望。时间长了,他见父亲为人诚实,又是外地人,不时过来嘘寒问暖,拉拉家常。那年头,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小本生意,惨淡经营,白天守着小店,夜晚挑着货柜在十字街头摆摊,一盏微弱的玻璃灯陪伴着他直到深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一天深夜,一位醉汉踉踉跄跄,把小货摊撞翻了,灯灭了,玻璃盒子摔碎了,花生、香烟、糖果洒了一地。那醉汉心里明白闯了祸,趴在地上期待着应得的惩罚。路人都愤愤不平,要揍醉鬼一顿才解恨。可是,父亲和蔼地搀扶起醉汉,安慰他说:“对不起!不要紧。”
翌日,这事在县城传开了,直到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常常谈及此事,甚为感动。
一晃又是三年,石匠王师傅了解对门的年轻货郎的人品,要为他做媒,女方也是西大街的邻居,托人一问,女方父母嫌他太老实,又是异乡客,怕把女儿拐跑,回绝了。
几个异乡客经常聚在一起,他们也为沈小贩的婚姻操心,他们发现对门王石匠的二女儿很勤劳,模样也好。
有一天,铁匠金师傅打趣说:“王师傅,俗话说:做媒人赔囡!你家二姑娘许配给他吧。”
王师傅十分惋惜地说:“可惜女儿太小,才十五岁。”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师傅回家和妻子商议,王师母说:“年龄相差太大,女儿肯嫁吗?”
师傅说:“我们相差十多岁,日子过得不是很好吗?再说女儿现在还小,过两年不就大了。”
王师母说:“那你问问女儿,她是不是愿意?”
王师傅把此事一直挂在心上,委托邻居金根婶去征求女儿的意见。
金根婶受人之托,敷衍了事,反而劝说:“他穷、太老实、又是外地人。要嫁也得嫁给有田四、五十亩的富裕人家,不着急,到时候我给你保媒。”
我母亲迷惑地望着她,那年,她才十五岁。
“你父亲要我问你,这门亲事你愿意不愿意?我得给他回个话。”
金根婶提起婚姻大事,母亲感到非常茫然,仿佛这事是对别人说的,她害羞地搪塞:“晓勿得”说着,转身跑了。
俗话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王师傅以为女儿还小,怕难为情不好意思应允,外公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我父亲感到惊讶和应局长商量,请他做主,应局长挑了个黄道吉日去相亲。那天,他身穿笔挺的西装,头戴学士帽,来到王师傅家,上了楼。
王师母急忙喊:“阿花,来客啦,快上茶!”
那时,王家开钱庄,来往的客人很多,我母亲根本没想到客人是来相亲的,端茶上楼,落落大方给客人上了茶,下楼去了。应局长见她健康、端庄,感到很满意。这门亲事就定下了,选了黄道吉日送去了订婚礼物:一个金戒子、一套印花大绸衣服。
订亲之后,父亲租下北大街太平巷口的一间旧店面做生意,生意特别好,赚钱置了一套新家具。
(二)年龄
父母结婚那年,母亲才十七岁,父亲多大岁数呢?母亲也不清楚。外公心里明白:女儿这门婚事是自己决定的,有些委屈女儿,女儿快结婚了,尽量满足女儿的要求来弥补他们年龄上的距离。他征求女儿意见:“要什么嫁妆?坐什么轿子?”
那年,时兴文明结婚。结婚那天,新娘坐的是绿呢大轿,热热闹闹,王石匠嫁女!小城轰动,应了当地一句俗话:做媒人赔囡!婚宴上,宾朋虽然不多,但是,县警察局长偕夫人参加婚礼,令人惊讶!谁也没想到:老实、厚道的外乡人,竟有这等福分,攀上了一位有威望、有实力的老丈人;娶上一位如花似玉的新娘;还有一位大权在握的朋友!像一个谜团留在人们心中;像一道闪电,一刹那的辉煌过后,留下的是长久的黑影,笼罩了父亲日后几十年的人生历程,给他以及家人留下长久的隐患。
结婚后,两人年龄的差距,生活习惯的不同,语言交流也有些别扭,幸亏父亲大小事都依着她,宠着她,用宽容和信任维系着这个家庭。
渐渐地,母亲主宰这个家,爱这个家。
日军占领了县城,母亲有身孕怀着我哥,随着逃难的人们藏进山里。父亲来不及跑,躲进了屋后的夹墙里,一个又矮又胖鬼子,搜遍了楼上楼下,不见人影,发现后墙的小窗,窗子很高,窗下有一只水缸,鬼子好不容易爬上水缸,他踩在缸沿上,探头窗外寻找,老天保佑,水缸里没水,缸翻人倒,鬼子摔在地上,疼得咿咿呀呀直叫唤,抢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就跑了。躲在夹墙里的父亲,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命大,总算逃过劫难。
翌年,母亲生下我哥,他睁不开眼睛,父母吓坏了。
摸月子的周婆悄悄地问:“孕期中有没有缝过或者贴过什么东西?”
母亲猛然想起:“贴过纸,板壁上的白纸。”
“快!撕了它。”周婆赶紧去撕了那些纸,我哥才睁开
了眼睛。
解放的前一年,物价飞涨,房租月月增,父母商量筹钱买房子,父亲从萧山兄弟那里拿了一些钱,外公很支持,借给父母一些钱,把对门的旧店铺买了下来,修理后搬了家。
父母财气不佳,要是不买房,解放时,能分到一间房子,也许,父母财运如此。
解放了,分得了二亩塘田(海涂改造的田),一处粪坑。塘田离家有十来里远,父母不会农活,只得租给当地农民种,收成的时候,他们用湿稻谷交田租。那几年,年景不好,收田租很难,母亲每年都得去催五、六趟才拿到手。
有一年,父亲雇船去运稻谷,一场暴风雨骤降,差点儿船翻人亡,吓得父母决意要把塘田卖了。金铁匠的儿子是镇里的干部,父母去和他商量,他反对卖田,认为换田还可以,不违反政策。父母狠狠心,把多年积蓄下来的十八块银元和两钱重的金戒指搭上,才换回两亩近郊的河沽头田。不久,这事被村干部知道,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我们全家的购粮证给扣了。那年月,没粮食就得饿肚子,吓得父母没了主意,赶紧去求金干部帮忙,因为事前请示过他,他的官比村官大,求他出面才把粮证要了回来。
在我的记忆里,最初的记事是四岁。
那年,父亲第一次携全家去萧山老家参加我二堂兄的婚礼。我依稀记得是坐烧炭的汽车到杭州,再转乘江轮,在钱塘江上航行了小半天,到了一个渡口,叫左山湖里。船靠不了岸,接客的是老牛车,在泥泞的滩涂上缓慢地爬行。堂兄他们推着独轮车来到码头,早早在那里等候。上了岸,我和哥哥坐在独轮车上,堂兄推着车到了老家。
老远,就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茅草屋,整齐地坐落在龙虎山前,走近了,看见一座青色的砖瓦房,门前,一座半亩大小的池塘在绿草丛中泛着清波。
堂兄热闹的婚礼,我已忘却,只记得父亲带我们在屋边的菜园里拔萝卜,萝卜皮红里白,削了皮,可以生吃,又脆又甜。一架大飞机在我们头顶飞过,我惊呆了,第一次看见到这么大的飞机,轰鸣声震耳欲聋。
不知是谁送我一把漂亮的小刀,刀把绿光闪烁,我爱不释手,回来坐轮船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钱塘江里,不知是自责还是惋惜,我不停地哭,父母打我、哄我,都无济于事。原来打算全家去杭州大剧院去看戏,可是,我又哭又闹,父亲只得抱着我在大街上转悠,母亲带着哥哥去看戏,一直到剧院散场。
我们兄妹三个称呼父亲为:“阿叔。”我一直纳闷不解。
妹妹跟我学的,我跟哥哥学的,哥哥是母亲教的,母亲为何呢?
在回老家参加堂兄的婚礼之后,母亲才知道父亲的真实年龄,是大伯告诉她的,夫妻俩竟然相差16岁!
在母亲八十岁的那年,她躲避台风和洪水到我家。
我问她:“我们为什么叫父亲为阿叔?”
她告诉我:“我和你父亲年龄相差太大,算命先生告诫如此,不然的话,会克父的。”原来还有一个如此重要的原因。我突然明白其中的原由:是母亲对父亲的期盼和爱!
在邻居孩子中,有的人称呼父亲为阿伯,更有甚者,称呼父亲为舅舅。
我五岁了。常常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去看舞龙,看踩高跷,看社戏。
我六岁了。快过端午节的时候,母亲给我做新衣服,要我自己挑花色,我挑了红桃花色的布。穿上美丽的新衣裳,仿佛感到自己长大了,竟然独自到浦边河去看赛龙舟。岸边挤满了人,我只得从人缝中挤进去,爬上河边的竹排上,以为那里宽敞,又可以看得清楚,没想到,一脚踩上去,人还没站稳,就滑进水里,我在水里挣扎着,水呛得我晕头转向,不知哪位好心人把我救了上来。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父亲面临重大的抉择:是弃田经商还是务农弃商?父亲种田是外行,可是田地很珍贵,弃之可惜。父母没了主意,和外公商量,他认为:务农需要壮劳力,还是经商合适。其实,父母心里也是这样想,只得忍痛割爱,弃田加入商业合作社。父亲参加了商业合作社,天天守着店,感到不自由,向领导提出来要送货下乡,为民服务,领导很支持批准了。父亲每天挑着货担子,走村串户为老乡送去急需的日用品。到了精简下放运动,父亲自然成了下放对象,他也乐意,更无牵挂。
父亲送货线路两条:城南线、城西线;每日起早贪黑,挑着百十来斤的货担子,一天三、四个村庄,百来户人家,二、三十里路。方圆十里的老乡不管男女老少都很敬重他,尊称他:“老沈伯!”对他特别好,惦记着他,家里没了酱油、醋,等他来卖,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他都能来。
老远就能听到那熟悉、浓浓的萧山腔调的吆喝声:“酱油,酒哟——”
那些刚刚学步的小孩和手里拿着拐杖的老人,凡是在家的人都会迎接他,围着货担子,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酱油酒醋、针头线脑,有几十种。用现钱买的人少,可以拿鸡蛋、稻谷、番薯换。鸡蛋不用称,父亲用手掂掂,就能准确估计个准价,开始有人不放心,在家称了再拿出来换,每次都很准确,谁家困难,父亲多给他几厘钱;有人实在没钱和东西,父亲就赊给他,记在用香烟壳纸订成的册子,如果有人不放心,就记在赊账者的板壁上,偶尔有人太困难了没钱还,偷偷给擦掉了,父亲只好一笑了之,从不和人计较。
长年累月,日子长了,累得父亲瘦瘦的,可是,被扁担压、磨,双肩却留下了馒头大的肉瘤,我小时候常常摸着它们,圆圆的、软软的。
我七岁了。盖竹村的老乡们热烈要求我父亲到那里开代销店,父亲答应了,带着母亲、我和妹妹,在村里开店,父亲的工资是26元,母亲8元。那年月,生活用品都凭票供应,老乡们穷,买不起整票的东西,往往没钱而过了期限,父亲用香烟壳设计了小面额的票,无期限,方便了老乡。
有一次,邻村湖上岙唱社戏,父亲挑着货担去卖,一头是货,另一头是我坐在柜子里。到了戏台不远处,摆开货摊做生意,我东跑西钻,看热闹,有时候帮父亲收钱递货,等到散场,货物也卖得差不多了。回来是深夜,父亲挑着空担子回来,一头是我,另一头压着一块石头,路过偏僻的山脚,不时传来“夹树鸦”的尖叫声,像鬼叫,吓得我蜷缩在柜里,连大气都不敢喘。
(三)入狱
我十一岁了。商业系统在离家十五里外的贾岙村办农场,把历史上不清白的人赶到那里劳动改造,父亲是对象,代销店被迫撤回。
那些年,粮食奇缺,家里常常挖野菜充饥,父亲把粮食省下来,常常趁夜色送回家,来去匆匆。那时,他的大拇指长了毒疮,不能下田劳动,安排他放牛。
有人看见他被警察押送到公安局,母亲知道后吓坏了,托人打听才知道:偷番薯的犯了法。天哪!他手长毒疮怎么可能去挖番薯?母亲不相信。前些天,父亲带回来的两碗番薯丝,她怕警察来搜查,把它藏在柴仓下面。从那天起,母亲在惊恐中守在门口,不安地期待着什么。几天之后,父亲从大狱中出来,背着行李从家门口经过,神色平常,也没有朝家瞅一眼,好像陌生人,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人,可能是农场的领导或许是公安局的便衣,母亲眼巴巴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翌日,母亲让我送草药给父亲,我第一次出远门,步行十几里的陌生路,好不容易到了农场找到他。他非常高兴,给我买了一大碗米饭和一大碗冬瓜汤,好长时间没吃过饱饭的我,感到很好吃,我永远忘不了,可是,我的饱餐不知父亲得饿上几顿。入狱之事,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家里也没有收到公安局的处罚通知,一直到临终,他守口如瓶,留给我们一个不解之谜,是父亲难以启齿还是一桩冤案?不管事实如何,我以为:那年月,父亲真的有此“壮举”我为他骄傲!只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才能理解,当饥饿要吞噬生命的时候,用特殊的手段来拯救家人生命是一种爱和责任,此举是何等的伟大!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因历史问题进了学习班,失去了自由,逼他交代历史问题,父亲一再说明没当过警察,可是有谁能相信呢?唯一的证人——局长应清泉,不知他的死活,又不知在何方?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断送了兄长上高中的机会。父亲这段无人证实的历史,直到七十年代,我去黑龙江建设边疆,县知青办公室派员外调,找到证人应清泉才审查清楚父亲的那段历史。
(四)家产
父亲离开老家有六十余年,大伯早已去世,没有子女,是二伯的大儿子阿龙过继给大伯当儿子。老家有瓦房三间,尚未分家。我们家只有一间破房子,二十多平方米,很挤,兄长结婚需要房子,怎么办?家人要求父亲回老家分家产,怕他不好意思说,派兄长跟他去。到了萧山老家,父亲把我哥支开,把家产分了。
事后,他乐呵呵地告诉我哥说:“家产已经分了,分了几百元,我到老家三趟,他们热情接待需要花消,每次扣一百元,剩余的钱留下来,作为将来侄儿们结婚、盖房子送礼的钱。”
家产是分了,可是,一分也没有拿到手,我哥苦笑不得。全家人都埋怨他,家境困难,原来打算分了家产,在乐清县里买间房子给我哥结婚用,没想到该分到的老家财产全送了人。那时,几百元钱是一笔巨款,可以买一间店面。
他对我们说:“家产留给儿子,留给侄儿是一样的!”
父亲这辈子赚钱艰辛,是用汗水浇出来的,是用扁担磨出来的,可是,他疏财好施,家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遭家人埋怨。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里,我二伯怕我分走家产,极力反对我回老家插队,迫使我去了北大荒。父亲不但不记前嫌,反而以德报怨,我敬佩他的博大胸怀!
我廿六岁了。到东北支边的知青们都陆续回了老家,我还在黑龙江阿城一家国企工作,该是谈婚论嫁的岁数了,可是,老家的姑娘谁愿意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受苦呢?提了几门亲事全吹了,好不容易隔壁周家二姑娘慧眼识才,怀着救人于苦难的菩萨心肠,接受了我的求婚。
可是,父亲心里焦急,担心我的条件差,怕这门亲事吹了,为了我的婚事,断然许诺我未婚妻:“我家就一间房子,是我给你们的。”他想用唯一的家产来锁定这桩令他担心的婚姻!
其实,婚姻的成败取决于相知相爱,也许,是命中注定,是缘分,我和她相距万里,从求婚至结婚整整等待了三年。
父亲和我的关系,在兄妹三人中,我最为密切。
我从黑龙江回来探亲,常常到乡下父亲的小店里拜望他,帮他照料小店。他独自守店,很辛苦,每次我来,他很高兴,做最好的菜款待我:干菜烧肉、清炖鲫鱼、炒鸡蛋,烫上老酒,父子俩在一起话虽然不多,可是他简短的话语里充满着深厚、慈祥的爱!
父亲没有奢望,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嗜好。
他电影院不去,寺庙不去,就是医院也极少去。他的手指头长毒疮,弄些草药敷;牙床长脓,用手挤净,盐水漱口。到了晚年,父亲得了前列腺增生,尿排不出,很痛苦,我经常陪他去了医院看病,寻找土单方治疗。
父亲这一辈子,不欠别人的,而别人欠他的不少;他不愿求人,也没人求他,因而朋友极少。他这一辈子,不在儿女面前哀声叹气,也很少喜形于色。他这一辈子,从来不打骂妻子、儿女。他这一辈子,勤劳和善,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父亲宽阔的胸怀能容纳任何痛苦,有一颗仁慈的心!
(五)逝世
父亲临终前,仿佛预感到生命的尽头将至。
他平生第一次踏进佛堂——凤凰山上的城隍庙,去烧香许愿,保佑家人太平;下山后,先后到我们兄妹三家告别,也巧,我们都上班去了,家里没人。平日,他常常到我家,独自开门进来欣赏新房子,这次,到我家门口,只是在小桥上站了一会,在桥边上摘了一朵小野花,笑眯眯地走了,之后,到北门桥头的理发店里理发,回家沐浴,换上新衣服,仿佛是准备去旅游。
翌日早晨,母亲上街买菜去了。
我妻上班,赶巧路过,发现父亲一动不动坐在藤椅上,她上前问候,连呼几声,父亲终于答应了一声:“哎!”在他弥留之际,用尽力气迸发出最后微弱的声音而告别人世,细微的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飘回来,这是父亲的遗言,只有一个字,而且只有我妻一人听见。她发现情况不好,赶紧喊人,邻居们闻讯而来,父亲安详地坐着,低着头,好像在熟睡之中。
我们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一星期,他再也没有醒过来,在自己的家,在亲人的围护下,轻轻地吐尽最后一口气,驾鹤西去!父亲永远地走了,无牵无挂,善终而去!
老乡们说:“老沈伯安然地去了,是今世修来的福份!”
母亲潸然泪下:“嫁给他这样的‘树头佛’,现在,扔下我独自走了!”
在我的心里,父亲是一个德行高尚的平常人,我这辈子敬佩的人中,他是最值得敬佩的人!
我疑惑:父亲为什么爱上在这座小城?原先他是那么陌生,语言差异又那么大,生活习惯又那么不同。
我一直想问父亲,没想到他突然仙逝!
父亲的坟墓坐落在美丽的凤凰山麓,在千年古刹——隐龙庙旁边,古庙香火不绝,庙外梵音绕耳。墓地是父亲自己选择的,背靠凤凰山,脚抵金银双溪,面对东、西古塔,站在坟前,还可以看到我和妹妹的房子,是一处绝好的风水宝地。
为了悼念父亲,缅怀慈祥的父亲,我苦思之后,写了两幅对联刻在坟墓的侧柱上:
其一
青山不老念故人
绿水长流思懿德
其二
双溪隐龙人杰
两塔朝凤地灵
鸟瞰古城,这里是风水宝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金银双溪碧波荡漾,像两条巨龙蜿蜒而去,直奔大海。
传说:这里是佛地,日寇兵临城下,被神所扰,进不了城,下马跪拜、许愿不扰民,不杀戮。
千古沧桑,世事纷乱,战火不断,而古城安然无恙。
鸟瞰古城,巍峨的东塔山、西皋山相峙而立,形成巨大的山门;东、西两塔遥遥相望,如两威武的守门神,佑护着千年古城,保佑着城内的生灵。
我明白父亲为何爱上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