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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走了，黄昆走了，巴金也走了
2005年，这三位大师相继离我们而去。
这一年，尽管有太多的事值得我们高兴，有太多的消息令国人振奋，使百姓骄傲——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台湾几位在野党领袖陆续到大陆来访问，联想完成对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青藏铁路全线贯通“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正式发布，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我国未来五年发展方向——可是，这几位大师的逝世，却让我久久不能释怀，失去了他们的悲伤，长时间占据着我心灵的空间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没有什么原因吧！
可是有一天，当猛然发现周围的人们对这几位大师的逝世神情漠然的时候，我似乎感觉自己在突然之间找到了自己苦恼的原因。
我发现，他们对大师的兴趣，远没有他们对一条绯闻的兴趣浓厚，他们对大师的逝世，远没有比自己丢失一件物品伤心，他们对大师的了解，远远少于他们对各类明星的了解
屈指数来，这些国宝级的大师似乎是越来越少了。一个大师走了，没有一个候补大师能够跟上来，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大师梯队能够源源不断地补充大师资源；相反，木子美还没谢幕，芙蓉姐姐就“横空出世”了，正当芙蓉姐姐红得发紫的时候，芙蓉姐夫、芙蓉哥哥，菊花妹妹，以及各类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另类人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席卷而来，甚至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大师资源的难以为继，和娱乐圈低俗媚俗人物的层出不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人们对大师的冷漠和对娱乐人物的满腔热情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情景，确实不能不让人感到悲伤
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难道这个世界真的需要大师们穿着隐身衣，把自己隐藏于公众的视线之外么？
论身份，有那么多的政治家，他们的身份确实还不够高；论收入，有那么多的富翁，他们赚的人民币确实不够多；论形象，有那么多的美女帅哥，他们确实显得老气老土看来，时代真的是不需要他们了，他们还真的应该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
尽管如此，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在网上通过不同的方式纪念他们，呼唤民众记住他们，这又是为什么呢？“神圣”对，就是神圣！“神圣”——久违了，甚至快要被我们遗忘了的“神圣”启功，黄昆，巴金，他们始终保持了个人最本真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昨天，他们是民族精神的丰碑，是国人灵魂的镜子，是时代心灵的坐标。今天，他们更应该成为民族精神永远的神圣回忆，国人灵魂永远的神圣记忆，时代心灵永远的神圣偶像！
这让我不由想起了鲁迅先生，想起了前几年一伙人对先生的围攻和咒骂，也想起了郁达夫在纪念先生逝世的文章怀鲁迅中的一句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看来，我们还没有完全沦落到最可怜的境地，我们至少还有希望——因为我们还有伟大人物出现，我们还有那么一些人记着这些伟人，记着他们的业绩，尤其记着他们的伟大人格。
想起启功，想起黄昆，想起巴金，你就会看到作为个人最本真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还没完全被物流淹没，在丧失操守的芸芸众生之中，毕竟还有大师特立而行，坚持着自己高尚的追求；也惟有保持最本真的尊严，坚守独立的人格，才能无愧于“大师”这一称号。这种独立的人格，来自于个人坚定的信仰和高尚的精神追求，来自于个人的知识、学问、性情、操守共同构筑起来的伟大的精神世界。只有拥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精神世界，才能够做到不随时欲，不赶时髦，始终不渝地走自己的路！
启功先生的全名是爱新觉罗•启功，启老的祖先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但是先生在他所有的书画、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从未用过“爱新觉罗”这个姓氏。有一次别人拿这件事问先生，启老说：“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有人诙谐地说启老是独创“启”姓，自当始祖。是啊，放着现成的祖宗饭不吃，却偏要“靠自己的本领谋生”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可是生活中有一些人，动不动就在别人面前说自己是“王羲之第五十七代孙”、“孔子第七十八代孙”、“赵匡胤的后代”、“成吉思汗的子孙”甚至修坟续谱，谬托贤哲，标攀高门，通过各式各样的寻宗问祖的方式抬高自己的地位，面对启老高尚的人品，他们真应该感到无地自容才是。
199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95周年时，启功先生受学校委托，拟定并亲自题写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这一校训深刻揭示了师范教育的本质，也是先生一生追求崇高、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七十余年诲人不倦的人生经历的生动写照。
启功先生不仅是我国德高望重的教育家，还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国学大师。作为我国当代文化名人，他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学术研究于一身，在书画艺术上有着极高的造诣和成就。2000年，文化部为他颁发了“兰亭终身成就奖”；2002年又颁发了“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启功的书法成为难得的墨宝，所以假冒之作很多，还真有一些店铺专卖此类“作品”有次会后，启老路经一个这样的店铺，便进去一件一件地细看这种“作品”有人特地走近他身旁问道：“启老，这字是您写的吗？”他笑微微答道：“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哈哈大笑了。启老紧接着改口说：“这是我写的。”事后他解释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这是看得起我。再者，此人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在启功先生的眼里，艺术已不是像某些人那样为自己谋求功名和财富的工具，而是帮助困难者的媒介和途径。这不仅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更是一种人生的至高境界。
大师是人类灵魂的大师，他们总是用自己高贵的品质，映衬出常人灵魂的丑陋之处，用自己人格的光亮，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大师“走了，灯还亮着。”
巴金先生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良心”文革之后，巴老直面自己悲惨的文革经历，直面自己曾经被扭曲的人格，本着对美好理想的执著追求，对完美人格的神圣向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严肃态度，深刻反思，写下了随想录，完成了人格的又一次升华。先生积极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提倡并带头“讲真话”树立了一座人格的丰碑。
巴老在随想录中说：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话丢到脑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让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决心，厚起脸皮大讲假话。有时我狠狠地在心里说：“你们吞下去吧，你们要多少假话我就给你们多少。”有时我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有时我又因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惨剧而原谅自己。结果萧珊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会得到什么报酬，自己种的苦果只好留给自己吃。我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
我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来想减轻痛苦，以为解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五卷书上每篇每页都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
这是反思，这是忏悔，这是解剖——是对自己灵魂的解剖，对自己灵魂入骨入髓、无情而坦诚的解剖！做人难，做真人更难；认识人难，认识自己更难；而把自己的过错毫不留情地袒露给众人，把自己曾经被扭曲的灵魂毫不客气地展示给大家，这需要何等坦荡的胸怀和伟大的勇气啊！可是，巴老这样做了，而且义无反顾地做了，为了“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巴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义无反顾地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和忏悔。这对常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在一个忌讳说真话，时兴说假话的民族中，尤其显得困难。在这么多的困难面前，巴老却义无反顾地做了！巴老无愧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这一伟大而光荣的称号。
巴老的伟大，衬托出了我们的渺小，巴老的真诚，映照出了我们的虚伪，巴老的勇敢，遮盖不了一代人内心的胆怯。巴老的灵魂，穿透历史的表象，暴露了我们民族心灵深处的那份丑陋和邪恶。
上世纪80年代初，巴老在随想录中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始终未能付诸实施。但在2005年元旦，位于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也是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巴老“敢于说真话”的精神不会磨灭，这既是对巴老精神的安慰，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希望的曙光。
有人说，巴金承载着我们的期待，承载着对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意识、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期待；而这种期待，需要一批批的知识分子去传承，去发扬光大。是的，大师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祖国有难的时候，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毅然用自己柔弱的身躯，支撑起道义的大旗。
巴金是举着“五四”的火炬，是接着鲁迅先生的接力棒进入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巴老走了，这个火炬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高举着烧下去，这个接力棒还需要紧接着传下去，而且需要烧得更亮，跑得更远。
黄昆先生二十六岁留学英国，六年时间里连续提出“黄散射”、“黄─里斯理论”、“黄方程”1951年，他与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玻恩合著一本固体物理学的“圣经”——晶格动力学理论，直到1985年还第三次再版。
1951年，正处于科学巅峰期的黄昆毅然回国，来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这就意味着黄老将放弃科研，而他一放弃就是漫长的30年；这30年，对于一个正处在科学巅峰期的科学家来说，又是多么地珍贵！而惟有深爱着自己祖国的子民，才能做出如此的牺牲和伟大的举动。
黄昆先生逝世后，北大物理系师生送给他一副对联：“渡重洋，迎朝晖，心系祖国，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攀高峰，历磨难，志兴华夏，欣闻徒子徒孙尽栋梁。”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概括了黄老一生轻视功名、“志兴华夏”的宏愿，表达了人民对黄老抛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归来报效祖国优秀品质的赞扬之情。
黄老被称为“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界的开山鼻祖”他在整个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领域的贡献之大，是有口皆碑的。但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却一点没有大师的架子，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也是非常地简单。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沈学础回忆，1988年，沈学础和黄昆同在上海参加学术会议，某天，与会者大多外出游览，旅馆里仅他们二人在看文献。沈学础招待黄昆吃晚饭，黄昆要求尽量点素菜，按最便宜的点，饭多盛了一小碗，他坚持要退回去。沈学础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大科学家心里对粮食的珍惜。”在这个物质生活高度丰富的时代，有一点资产和地位的人出则车马开道，前呼后拥，吃则山珍海味，杯盘如山。在这方面，黄昆先生无疑为国人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反观黄昆、巴金和启功等一个个大师，无不生活简朴，向社会索取极少，而对国家和人民贡献却非常地大。
到了晚年，黄老几乎不再参加任何形式的研讨会。一辈子育人的黄昆给出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不希望误导后人。黄老曾说“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很多东西我已经不懂了，到了研讨会现场，发言吧，怕误导后来人，不发言吧，别人还以为你摆院士的架子。”比起那些万事通的专家，那些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有礼品就参加的政客，黄昆院士确实做出了榜样。
大师总是心中装着国家和人民，不讲个人私利。为了社会的发展，他们甘为人梯，积极提挈后学，积极帮助、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年轻人发展，始终不辜负为师的职责。
改革开放后，很多贫寒的学生考入北师大，生活相当困难，启老得知后十分焦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便于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并坚持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先师陈垣先生“励耘书屋”中的“励耘”二字命名，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目的既在感激恩师对自己的教诲与培养，亦在激励学生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及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奖掖后学的精神。这种高风亮节不仅使北师大师生深受教育，也在教育界引起广泛影响。
2001年，黄老拿了500万元的国家最高科技奖，但他拿出450万元成立了“黄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奖”而他的生活依然如故，绒线圆帽，蓝布中山装，破布鞋，使人无法将这套装扮和科学巨匠联系起来。
著名作家张贤亮在纪念巴老时说：“巴老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遗产，还有高尚的风骨与做人的修养。我们这一代、尤其是中青年作家，都应学习、继承他的为人、风范，爱国精神与民族感情，讲真话以及对后代的提携精神。”
人们称赞巴老“不是一般的作家，不是附庸权势的文人，不是名不副实的雅士，更不是那种把人民放在嘴上而却跪拜在人民币脚下的墨客，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作家。”“巴金的成名没有炒作，没有吹捧，更不依靠与权贵联姻。他靠一颗真诚的心打动亿万读者，享誉文坛。巴金没有到自己的名望和影响中去淘金，没有去涉足影视等文学的姊妹行业以及其他文化产业，更没有去办广告公司和搞开发房地产，他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产业，他留给后人的除了文学，只有精神。”
大师之所以能够成其“大”是因为他们有博大的胸怀，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他们有高尚的操守，不讲假话、大话、空话而讲真话，不回避矛盾，不文过饰非；他们有极高的人生境界，他们关注民生疾苦，以天下兴旺为己任，忧人民之所忧，忧国家民族之所忧，坚持独立的操守，不吹捧，不跟风，不人云亦云，不趋炎附势，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正是中国最需要的知识分子，是鲁迅所称道的新时代的“中国的脊梁”！
在我的心目中，启功、黄昆和巴金，他们的学识渊博，他们的著作等身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人格高尚，思想深刻，他们的人格成就了时代精神的丰碑，他们思想超越时代照耀千古。他们是国人灵魂的镜子，是时代心灵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