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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一个有信仰的人的步伐是坚定有力的。
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信仰“诗歌教”
当然，我不会像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一样，每天祈祷：“啊，缪斯，我的女神！阿门！”我只是把当代诗歌文本当成“教义”满怀热情地阅读“淘金”同时写诗。
也许正如同我们难以理解回民不吃猪肉一样，很少有人理解，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还想做一个诗人。
因为诗歌一直被误解着“伪诗人”们还在制造着误会。
诗歌是什么？正如同“哲学是什么？”一样难以回答。
但通常我们就是把它理解成一种抒情的短章，吟风弄月，雕琢辞藻，间或伴以乌鸦般的叫喊“啊”假模假式，贻笑大方。
误会。只是误会，仅仅是误会。
这误会也情有可原，是“伪诗人”们的胡说八道和陈词滥调糟践了诗歌的美名。诗歌曾一度“拒绝”阅读，变态诗人们大玩文字游戏，指鹿为马，云山雾罩，叫人读不懂，看不清。
可诗歌仍旧是语言中的“钻石”是文学中的“精神领袖”文学的没落就是先从诗歌找不到北开始的，我以为。
我甚至把诗歌看得接近哲学，我心目中的诗人接近于哲学家。也许这更是一种误会。
但我坚信，诗歌应该是一把直抵生活本质的利器，是一个情感宣泄的高音喇叭，是一双触摸真理和诗意的手
热爱诗歌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感觉自己正在诗意地生活着。现在做一番回顾，读与写的点滴仍令唇齿生香。
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势如天壤。唐诗、宋词滞留于历史舞台，穿越时空发着微光，黯淡，渺茫。
我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亲密接触，就是掉转古典的头，一头扎进现实沸腾的生活。
一切是从哲理小诗开始的。好象是泰戈尔的飞鸟集吧，诸如“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他欺骗我们”之类的哲理小诗一下攫住了我的心。当时就以为真正的好诗就应该那样，得富含哲理，必须“营养”丰富。风花雪月的玩意儿在唐代已经作尽，宋词又为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当代诗歌就得走“哲学路线”或者近在眼前的“生活化”那时刚上初中，泰戈尔的启蒙教育适逢其时。
接着却走了段“弯路”习作刻意雕琢起词句和压韵来了。辽宁青年“文学沙龙”上常发的什么“打着思念的灯笼/把一截日子点亮”之类的短句，又成了我模仿的对象。以为那就叫诗意。——那是形式大于内容的时期，大凡诗歌刊物全是那种调调儿。没有鉴别能力，无法不受影响。——其实当时正值黄口小儿的青春期，你叫我整出点内容来，也是逼公鸡下蛋，顶多扯着尚未变声的公鸭嗓无病呻吟两声。
真正铺下身子来，对中国当代诗歌进行系统地抄“习”是在1998年，认识了文友杂志，接触到伊沙主持的世纪诗典。我是整个儿被伊沙的“歪理邪说”——诗歌理论给倾倒了。没有沦为“学院派”我想也是拜这北师大出来的“流氓诗人”所赐。此后的三年时间，我开始“洗耳恭听”伊沙老师的诗歌教育，那同时也是一种“洗脑”在对传统的梳理中思考如何迈步向前。
北岛象牙般精致的语言，芒克紧跟其后；食指的愤怒和满怀希望；舒婷绚丽的抒情；“童话诗人”顾城的超凡的想象；朦胧的西川；为诗歌而生而癫狂的海子；构造长诗的江河；丁当的散漫、洒脱；多多的大师风格；拥有一颗平常心的生活的王小妮；哭诉着的王家新；默默的顽皮与智慧：“每一条路都像少年/每一次拐弯都像少女”；王寅的幽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王小龙的城市感觉，粱晓明紧随其后；何小竹和杨黎的“非非诗歌”；“新浪漫主义”的黑大春；梁小斌的深沉，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妈妈，我看见了雪白的墙；语境清晰从容不迫的张曙光；洛夫的“左边的鞋印才下午/右边的鞋印已黄昏了”、“一仰成秋/再仰冬已深了”的大气磅礴；于小韦的“零度写作”：“旷地里的那列火车/不断向前/它走着/像一列火车那样”他们都给了我诗歌写作的多样性启发，改变了我“朦胧诗”一家称霸的固有观念。直至现在，严力——于坚韩东——伊沙的“民间立场”再次给当代诗歌以创建性意见，韩东建树了“口语诗”最早的一套规则，伊沙指出“朦胧诗”一直给人“做诗”的感觉。“新世代诗人”秦巴子、徐江、侯马、沈浩波、马非、盛兴、宋烈毅都在斗志昂扬地进行着“后现代诗歌”的创作，那种勇往直前的姿态，才是我衷心敬仰的，学无止境。
“好诗，是一种近在眼前的东西，伸手可及，与人类最普通的情感和最具体的生存紧密相连。”伊沙说。
好诗里面是有一种“气”存在的，我认为。
“才华是一种明晃晃的东西。”伊沙说。
写诗必须具备一种非通常意义上的“才华”我感觉。
捕捉诗意，推动文学发展，必须将诗歌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