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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遭遇唐诗，都要为那高山仰止般的大唐气象所折服。唐诗的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环境的宽松，以及诗歌自身发展的日臻成熟，固然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我看来，和诗人们的浪迹天涯，广泛交游不无关系。
古代有个词语，叫做“游子”就是宦游在外的人。他们选择了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方式，把家安在脚上，系在腰间，走南闯北，四海为家，驿站上，客栈中，到处都有他们匆匆奔波的身影。唐朝的游子就特别多。他们有的赴京赶考，有的千里为官，有的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有的为了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的是为了聚会远方的朋友。大诗人李白就是其中的一个。
让我们沿着太白先生当年的足迹，寻访一下他的行踪。开元十三年，也就是诗人二十五岁那年秋天，年轻的李白怀着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除了暮年因流放夜郎到过三峡西端的奉节外，一生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出峡后，李白沿江东下，到过许多通都大邑，寻访过无数名山胜水。他的第一个停泊点是江陵。在江陵，他和年届八十的司马承祯相遇。此人是南朝道教最重要的人物陶景弘的三传弟子，李白受其影响很深。接下来继续东游，泛洞庭，登庐山，直下金陵、扬州、会稽等长江中下游一带。而后西返，经汝水流域，到达安陆。在这里，他和后来的妻子结婚，把家安顿下来，从此，以安陆为中心四处漫游，为时约十年之久。大约在开元十八年，李白西入长安谋求出路，但未立即见效，他便沿黄河东下，经梁宋一带，然后返回安陆。在安陆，李白经常往来于襄阳、江夏一带。与著名诗人孟浩然交往就在这一时期。天宝元年，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开始了他三年短暂而辉煌的长安时期。期间，曾于八十多岁的贺知章相见。李白虽想大干一场，但爱好自由、蔑视权贵的性格与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终于天宝三年再次离开长安。
出京后，李白继续他的南北漫游生活，长达十年有余。先是与小他十一岁的杜甫相遇，又与杜甫、高适同游梁宋。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李白到过的地方就有洛阳、金陵、庐江、广陵、浔阳、邯郸、宣城等地。在宣州呆的时间比较长一些。虽然李白一生热衷于政治，但他的政治敏锐性稍嫌不够，甚至可以说有点幼稚。安史之乱期间，他因误入歧途，参与李嶙幕府，被长流夜郎。客观上成就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故乡之旅。李白死后，葬于当涂龙山东麓，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离故乡千里之遥的安徽的土地上。这是诗人的不幸，却是安徽人的幸事。
在李白的时代，要完成这一漫漫长途，艰辛与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单是交通条件就够呛。陆路不外乎步行、骑马、坐马车，水路脱不了小帆船之类，有时还免不了纤夫的牵引。同时，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是不行的。也许李白是一个例外。因为李白为人豪爽，名气太大，不仅到一个地方都有诗友接待，还有众多诗迷慷慨解囊。在扬州“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使李白得以千金散尽还复来。普通的书生，就没有李白的运气了。
浪迹天涯，广泛交游，对诗人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名山大川不仅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而且陶冶了诗人的性情。诗友间的相互唱和、相互鼓励，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和诗情。同时，也使诗人们有机会深入劳动人民中去，了解民情民风，体察民生疾苦，使诗人得以直面人生，面对现实。就李白而言，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山水诗、诗友间的应答诗以及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生活的诗，占了很大的比重。
抛开这些不说，那种旅途的飘泊感、孤独感、无家可归感，那种他乡遇故知的狂喜，茫茫无着落的悲伤，对于一个善感的心灵，都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