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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汪曾祺回忆文革经历的散文随遇而安，开门见山地读到这么一句：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只这一句，就已让我大开眼界。反思文革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有的声泪俱下，有的悲悲切切，象汪曾祺这样反其道而行之的，似乎还不多见。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自己的切肤之痛，只是他的处世态度和别人不同而已。做了二十年的右派以后，他精神抖擞地回原单位上班，同事们见了大惑不解：“你这些年是怎么挺过来的？”言下之意，其他右派死的死亡的亡，即使还在也是身心俱疲，哪有活得这么有精神的右派。汪曾祺的回答只有四个字：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固然不是一种很好的处世态度，但是当我们无法突围周围环境，而又对它无可奈何的时候，这也许是一种很好的精神支柱，也许是一剂医治心理创伤的良药。
作家丁玲也曾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她对环境就没有汪曾祺那么超脱。她对自己当时的心态也总结了四个字：逆来顺受。
一个主动地适应，主动地融入，一个是被动地忍受，对于身处相同环境的人来，受到伤害的程度和心灵痛苦的深度孰轻孰重就可想而知了。
汪曾祺画得一手好画，这在文革期间帮了他的忙。他在发配全国马铃薯基地沧源期间，被安排画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一幅接一幅地画，画完了一个整薯，又画剖面图。画完以后，薯块再无其他用处，他便放到牛粪火里烤着吃。后来，汪曾祺曾经夸口说：“像我这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人，全国盖无第二个人。”看了他的夸口我也夸一句口：像他这种吃法的人，全国可能也不会有太多人吧？
汪曾祺曾经对自己的处世态度作过一番分析：有历史原因（老庄哲学），有本人气质的原因（没有抗争性格），也有环境的因素。汪曾祺秉承的文化背景使他得以摆脱世俗的恩怨纷争，而他如水的性格又使他能够逢凶化吉无坚不摧。
人到了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比悲号更沉痛的滑稽感。据说金圣叹临死前曾经对儿子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的滋味。”人都要死了，还能说出这么俏皮的话来吗？有人说这不可信，经历过文革的汪曾祺说：我信！仔细一想也是，嵇康不是在临死的时候弹奏那首旷世名曲＜广陵散＞的吗？
汪曾祺的右派不是1957年运动刚刚开始时打成的，而是1958年因单位的右派名额没有完成而临时“补课”补上的。虽然运动开始时也受到一些冲击，但还比较温和，他没有在意就过去了。到了58年夏季的一天，他去上班，一到单位门口，就看到楼道里贴满了围攻他的大字报，他一下子傻了。虽然搞他的人早已开过多次会议布置此事，做了充分的准备，但他却被蒙在鼓里。所以对他来说完全是突然袭击。这样的暗算是很伤人的。有趣的是，我们的汪老先生还特意到医疗室里去量了一下血压。他说，他平时血压很正常：90－130，看了侮辱性的大字报后，血压急剧上升，低压110，高压170。尽管如此，汪老先生还没忘记幽他一默：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卫生部有没有发这样文件的权力？不突然袭击的政治运动就可以随便搞吗？也只有汪老先生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呀。这是正宗的汪式幽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