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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上班的第一天，我拿着聘书找校长签字。校长室空无一人。我毕恭毕敬地向办公室的老师询问，知不知道校长在哪儿？他们看我拿着合同书，知道我是新调入的同事，便笑着招呼我，然后向学校小花园一指“你要找的人在那儿。”
“他就是贾校长？”
办公室所有人都哄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他是真校长。”
“姓甄？”
我知道校长叫贾功智，绰号“假公子”我想，这个正在花园修枝的园丁是管卫生的副校长吧，找他应该可以。
花园不大，花木品种繁多，开得正旺，姹紫嫣红。可是稍加注意，就能发现哪儿有些不对劲。原来是花的枝桠过于旁逸，地上芳草萋萋，学生丢弃的纸飞机肆意地在上面翻飞，整个花园凌乱不堪。
此时“甄副校长”正一丝不苟地修枝，再把纸飞机丢进不远处的垃圾箱。走近这个小老头，我突然紧张起来，拿着聘书不知如何开口。我愣了一会儿，他还是自顾自地当他的园丁，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任汗水模糊自己的眼睛也不愿抬头擦擦汗。
我只能上前搭讪：“甄校长，我是——”
“站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
这个小老头子，怎么这样啊？我好歹也是一个有几年教龄的老师，以后还是同事，这么大的官威，什么时代的领导？他一句话就把我塞得头晕脑胀透不过气来。
这时，此人直起腰看了我一眼，大嗓门地说：“我不是校长。我姓杨。你是新来的老师，怎么也和他们一样无聊，拿我这个小老头子开涮？叫我杨老师，你的聘书我倒可以代表学校给你签字盖章。走，到办公室去。”
我哭笑不得，不知该怨谁。
接下来，同事们凑过来问我“这个老头子怎么样？”
我把刚才的遭遇说给他们听，他们又满足地笑了，然后郑重地告诉我：“这个老头子是学校的元老，党支部书记，兼行政办秘书。脾气怪异，我们都领教过了。他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恨的人，没谁喜欢他。”
杨老师总是第一个到校签到，第一个参加升旗，第一个到会议室开会的人。没有谁授权，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校负责签到、升旗以及开会点名的人，几十年如一日。我知道，在大一点儿的学校，这三项工作都是最难做的事。要能以身作则，不怕得罪人才行。
我第一次参加升旗，正好站在杨老师的左侧，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升旗不迟到，你不像他们。”
这次升旗，有部分老师和学生在国歌响起时，依然窃窃私语，杨老师在升旗礼毕后，很愤怒地走到主席台上，环视一周，铿锵有力地训斥：“只要你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应该尊重国旗！”
有一次，国旗升到一半被卡住了。老师们都回到了办公室，杨老师一人爬上了十米高的旗杆，修好了滑轮，再把国旗升了上去。我正好看见了这一幕，心里不是滋味，越发不理解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
也正因为国旗，我被杨老师视为朋友——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学校门厅的墙上需要画一副图案，但不知画什么好，杨老师便在会上征询大家的意见。我头脑一热，便提议画一副国旗，庄严，醒目，并且和两侧墙画很协调。同事都笑开了，我沉默下来，心里不是滋味，但也不想辩解——其实我是学过几年美术的。不料，杨老师找到我说，就画国旗。我也高兴，便和他一起，用了三个下午完成了这副构图着色都极为标准的图案。望着鲜艳的国旗，我深深被感动：真是太漂亮了！杨老师没有夸奖我，却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和他们不一样。如果你觉得我不讨厌，以后咱们多探讨一下书画。既然是朋友，叫我老杨好了，亲切。”
我还不能适应和他做朋友，显得被动，甚至怯懦，可能是因为他第一次给我的“下马威”让我不能释怀，也可能是同事曾告诫于我“没人喜欢他”我便不能和他成为朋友。不过，老杨在人前从不讳言，说我是他的朋友。
我不知该不该怨他，我在学校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同事把我当间谍一样防着。
一次例会上，老杨点名时，很多人嗡嗡不停，我也一时忘形和别人说着话。老杨点我的名时，第三遍我才回答，他突然大声喝道：“你耳朵呢？”
我一下羞红了脸，无地自容。整个会场静得只有呼吸的声音。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没有一个人说闲话。这是老杨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
以后的一段时间，我有意无意地疏远了杨老师。这时，我的朋友多了起来，便有幸了解到许多关于杨老师的怪癖。
杨老师是北京人，难怪普通话说得那么标准。可就是这一点，他得罪了很多人。每一个本地老师都知道杨老师有一大怪：谁和他用普通话交流，他跟谁急。顺他眼的，他便写信告诉你：他已经到咱们这奉献了三十年了，不用方言和他交流就是不接纳他，瞧不起他这个外地人。收到这种信的老师都先是惊讶，然后愤怒——咱用普通话才是尊重你是北京佬，而你不让咱们用普通话分明是你老杨自以为是，瞧不起我们本地人，以为咱不会说普通话。既然各执一词，便互不谅解，隔膜愈发地厚起来。受伤的自然是老杨。
同事问我收到这样的信没有，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其实我没有，但我不能这样说，那会让我很难做，我已经身处夹缝中了，不得不考虑好了再回答。
杨老师的父亲是北京大学教授，继母是医生，兄弟是北京某部实权派人物。而老杨却在咱们这个小地方生根发芽，这引起了所有同事的好奇与不解。这是一个迷，没有人知道究竟为什么，各种版本的说法都有。直到有一天，老杨的儿子向父亲提出了质疑并抗议：我要回北京！同事说，他儿子的愿望，老杨可以达成，只要给兄弟或尚且健在的老教授说一声即可。然而，老杨暴跳如雷，认为儿子的想法不可思议，在这个县城生活有什么不好？后来儿子去了部队，三年不给老杨写信和打电话。
知情的同事都觉得老杨太迂腐固执，儿子不待见，纯属咎由自取。可老杨的确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老头。去年，在一次酒宴上，别人谈起了儿女之乐，老杨竟当众恸哭，说自己如何如何思念在部队服役的儿子
不知不觉，我已经半年没有和杨老师以朋友相交了。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被同事挤占了：闲聊、打麻将、酗酒。
这天，杨老师问我最近是否在坚持练习书画，我立即紧张起来，不知所措。好在他只是问问而已，随即走开了。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用比较精准的古文写成的，字迹工整，信封也很考究。
读着散发着清香的书信，我的汗一层一层自后背心冒出来。杨老师这次是以父亲的身份告诫我，不可随波逐流自甘堕落，要有青年人的朝气等等。我把信读了好几遍，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我才知道，几任校长都收到此类“谏”信。杨老师曾告诉我，他给三任校长上过十八道“奏折”有的长达万言。
我不敢问有多少人理会过杨老师的信，但我对他的认识因此深了许多。我们又成了朋友。同事把时间也还给了我。杨老师再次要求我称呼他“老杨”
我不得不说说老杨的哭，尽管这是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
今年三月，本县遭遇水灾，百姓损失惨重。应上级要求，我们学校开展了募捐活动。老杨是此次活动的负责人。
几天下来，全校学生踊跃捐款捐物。老杨露出了少有的笑脸。他用广告颜料把“光荣榜”写得大气磅礴。他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书法作品。接下来，是老师捐款。为了不出纰漏，提前由党支部组织开了一个动员会。捐款结束后，还是老杨写“光荣榜”
老杨让我给他报名单和捐款金额。写着写着，老杨不动笔了。我正要问他是否不舒服，却听见他哭出声来，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落在“光荣榜”上，浸湿了一个刚写好的字。我说，你休息一下吧，如果有什么难事，说出来，看能不能帮上忙？老杨摆摆手，抹抹眼睛说：“你把这榜写了吧——算了，不写了。贴出去更丑。很多老师还是党员，都不愿捐款捐物，我真替咱们受灾的老乡难过啊。”
坐了一会儿，老杨的情绪还是无法平息。他突然一把将“光荣榜”撕得粉碎，然后坐在那儿生闷气。我恰如木鸡呆立在老杨面前。
老杨“莫名其妙”痛哭之事作为笑料，在茶余饭后被人们嚼得津津有味，不厌其烦。也有人故作紧张地讨论：老杨是不是那儿有问题了？哪儿啊？就是，这儿，司令部。
老杨今年五十八，快退休了，可同事都担心他的精神会提前出问题。
然而，谁又能想得到，老杨是这么提前退休的呢？
先得说说宋疯子这个人。此人是学校食堂的承包人，三十五六岁年纪，一脸的横肉，生得一副恶相，对人恶声恶气，倘若醉酒便撒疯骂街。他是校长的妻弟，在学校颇有些架子。你要吃点什么，得看他高不高兴。一般人对宋疯子的傲慢，都忍在心里，也有老师和他对吵的。
这天，学校开会，老师都能吃一顿不花钱的便饭。老杨向来都是最后一个离开会场，这次也一样。他把会议室打扫干净之后才到食堂吃饭。可饭菜早没了。
或许因为所有人都把饭菜嚼得很大声刺激了他，老杨便带气地质问宋疯子：“为什么不留一点？”
宋疯子当即抢白了老杨一句：“你以为你是校长啊？”
老杨气得想骂人，却找不到有力的措辞，因为普通话里根本没有多少骂人的词汇。看着老杨无计可施的样子，有人就忍不住笑出声来。
正在这时，厨房的老板娘对宋疯子说：“校长他们几个人要的菜炒好了，你快去请他们，顺便拿一瓶酒啊。”
老杨偏偏就把这几句话听得一清二楚，更是心头火气，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词骂了出来：“你简直就是校长的一条狗——”
话音未落，宋疯子的话也递过来了：“我就是一条狗，你姓杨的老不死，还不是共产党养的一条狗！”
老杨突然一头撞向了宋疯子。当我和其他老师发现事态严重时，已经晚了。宋疯子手中正好提着一瓶酒，这瓶酒顿时在老杨的头上开了花。
老杨住院了，伤情很严重。校长在会上提议，同事一场，大家买点礼品去看望一下老杨吧。一星期过去了，除了我和几个与宋疯子吵过架的同事去了医院一趟，其他人似乎都忘记了学校还有这么一个人正躺在医院里。只有少数人偶尔会提到他：这下老杨终于可以退休了。
今天，我又去了医院，老杨正在熟睡中。我把康乃馨插在花瓶里，在老杨身旁坐下。因为无事可为，便认真地研究起老杨的面相。
此时看老杨，他其实算得上温文尔雅学者形象：满头银丝，金丝眼镜，方脸隆鼻，微薄的双唇，银白的短须。思想写在脸上，爱憎写在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