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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的舅母。我出世那年，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母亲和父亲便离了婚。父亲离家出走了，母亲不久又结了婚，我便成了多余的人。哥哥过继给了舅舅、舅母，我没地方去，便跟着去了舅舅、舅母家。
哥哥喊舅母叫“母”——客家人读“美”我也跟着哥哥喊舅母叫“美”“阿母”就是“阿美”我们的舅母就是“美”（母）。这样喊下来，不知不觉就过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可是，到去年冬天舅母去世，我们再也没有人可以喊“美”（母）了。
我们的“母”（美）是母亲和舅母的复合体，她担负了母亲和舅母的双重职责。因此，不管是小时侯，还是现在我们已经都为人夫、为人父了，我们都感觉喊舅母为“母”（美），比直接喊“舅母”或者“母亲（阿母）”都来得亲切、简洁，而且永远那么美好地贴近我们的心灵。
“母”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的普通叫人几乎说不出她的特点。去年冬天，小年前夕，在乡里的礼生为我们准备的祭祀“母”的家祭祭文中，我才晓得“母”自幼是被人贩子从衡阳拐卖到我们村里的。十六岁那年曾嫁给本村春江生产队的一个范姓青年，不晓得是因为生育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们离婚了。不久我舅舅从抗美援朝的朝鲜战场退伍回来，她便成为了我们的舅母，后来就成了我和我哥哥的“母”（美）。舅舅、舅母一直没有生育，我们就成为了他们的儿子。
“母”的普通更多的是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家园。在我的印象中“母”似乎仅仅在她当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的时候去过一次县城，去县里参加全县的生产大会战动员大会，那时侯我们村还没有通公路，她是自己背着大米，和其他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们一道走路去的县城。我们村离县城七十多里路，她们硬是凭着满怀热情走了一百四十多里路，把那个大会开了。然后回到家乡，开始农业学大寨，开荒造梯田。
“母”的普通还在她在生产队出工从来不偷懒、不磨洋工。“母”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干起活来总是不愿让人说闲话。所以，不管挑大粪还是割稻子，也不管是刨茶山还是摘茶叶，更不管是中耕耘田还是开荒挑土方，她都是一马当先，从来不肯落后。我的记忆当中“母”的最大嗜好就是洗澡，她几乎每天都要洗澡，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原因就是她每天都干活干得汗流浃背，两重衣服都象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可以拧出水来。
“母”不仅在她当生产队妇女队长的时候出工干活如火如荼，在她绝大多数时间没当干部的时候，她依然和生产队的女劳力们你追我赶的，做事从来不肯落后。“母”的骨子里有一种东西一直在影响着我，那就是勤劳。不问报酬，勤勤恳恳地做事，这就是“母”和村里的妇女们流传给我们的最丰厚的财产。
“母”的生产队妇女队长没当上两年就换人了。不是因为她没有能耐组织妇女们生产劳动，而是她没有文化，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大字不认得，小字墨墨黑”“报纸上的字认得我，我不认得它”村里有个传说，说是有个女干部拿着一张报纸在看，大队的支部书记刚好从她身边经过，看见她看报的情形，就说，你的报纸拿倒了。那女干部赶紧把报纸递给书记，红着脸蛋说，我是拿报纸给你看的。这个女干部就是我的“母”
“母”是聪明伶俐的，她最大的缺陷就是从来没有读过书。我不知道后来我每天放学回到家里，家务之余“母”总是看着我，不准我晚上出去和伙伴们玩，一定要呆在家里写字做作业，是不是与她没有文化受过委屈有关。虽然那时侯到处都在宣扬“读书无用”论，在“批林批孔”我却被“母”逼着，不敢懈怠每天的功课——尽管那时是半工半读，功课少得无法跟勤工俭学的劳动量相比。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刚好初中毕业，我们参加了那年的高考，我居然以比较高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我想，这个功劳应该记在“母”的头上。
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着“母”过日子的，我只记得我仍然可以赤条条的站在家门口的青石板上，让“母”帮我洗澡的时候，我就生活在“母”的身边了。
我人小饭量却大。有个寒假“母”去桐木供销社担货，顺便把我带到了我母亲身边，留下住了两天。回到家里“母”问我：你阿母端好多子（多少）饭给你吃？我说，一钵。三两啊？你吃饱了么？“母”问。我说，冒满（不很）饱。过几天，我母亲回家过年“母”痛痛快快责备了我母亲一通：儿子是你亲生的，饭都不给他吃饱，他长身体的时候，正是消得饭的时候啊！我和你阿哥都是每餐先尽他吃饱，我们才吃饭。
下一次，我到母亲上班的桐木供销社去玩，母亲便每餐端两钵米饭给我。
那时侯，生产队的底子很薄，全年的收入还不能满足社员的口粮。生产队是按照每家的工分计算口粮和年终分配的。为了挣口粮，七八岁的时候“母”就开始带着我到生产队去挣工分了。不管是学期中的农忙假，还是寒暑假，我和我的那些小伙伴们，都会被大人们带着去做一些诸如散牛栏粪、挖田角、摘茶叶、中耕耘田、刨红薯草之类的农活，一天挣个两分、三分、四分工分的。后来，有些社员提意见了，我们就不出工，就上山去砍柴，把家里一年的柴火几乎包了下来，腾出时间让大人们去挣工分。
而我的学会砍柴，大概是在七岁那年，我第一次上山就是“母”带着我去的。那是过年前，砍黄叶柴，也就是客家人说的“斫碱水柴”砍了黄叶柴回来烧成灰，滗出碱水浸米，做过年的印板米果。“母”教我辨认了黄叶柴，叫我躲避了美丽的漆树柴——那是会叫人长漆疮的，还告诉我什么是乌米饭柴，小果子是可以摘来吃的，什么是猕猴桃，什么是猫卵子，什么是牛卵驼对于大山上的宝贝，我就是从那时侯开始认识的。
“母”不但教我学会辨山砍柴，还毫无保留地把客家人每个节日的吃食的做法告诉我，比如春节（过年）的印板米果、馓子、丝果子（兰花根）、磨豆腐，清明节的艾叶包饺，端午节的粽子，重阳节的糯米酒糟大凡她自己晓得的生活技艺，她都想传授给我和我哥哥。可惜的是，我们的生活道路与她的愿望相背，所有的这些技艺，我们现在一样都没有用上，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都被今天县城的超市包干了。
虽然我们今天的日子已经超市化了，但是，我至今还保留着“母”十年前送给我的那双千层底的布鞋，我舍不得穿，我把它当作对“母”的最珍贵的念想。
我小时侯大部分日子都是穿的布鞋。晴天穿，雨天也穿。因为那时侯我们山村里还不知道有皮鞋、运动鞋这些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鞋子。即使后来流动进来了解放鞋，也因为价钱较高，一般家庭买不起。只有穿布鞋，才节俭。虽然我们家还有一双高筒雨靴，但那是“舅”的专用——我们的小脚套进去便到了大腿上。我们的布鞋都是“母”亲手做的。到了秋天，天气渐渐清凉下来，我被困在电灯下写作业“母”便搁一张高凳坐在我身边纳鞋底，一针一线，西西梭梭地响，舅则坐在一旁抽烟叶。到了冬天，火盆生起来了，一家人围在火盆旁，写作业的写作业，上布鞋的上布鞋，抽旱烟的抽旱烟，这是一幅多么温馨的农家夜生活图景啊！
我们的布鞋几乎每年要更换一双。四个人，至少每年要做四双新布鞋。我们的穿布鞋“母”都有严格要求，十天半个月必须洗一次，一是因为天天穿着容易弄脏；二是鞋底积了汗，穿着凉，容易伤身体。记得读初中一年级的那个秋天，放农忙假，公社要求所有教师和吃商品粮的学生到桐木大队去支农。“母”把她最宝贵的那双已经洗得泛白的解放鞋让我带去支农穿。但是，鞋子塞在我的黄挎包上，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挎包里溜掉了，待我住进一个农民家，晚上洗了澡要换鞋，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双解放鞋了。我几乎要哭了。我怕回到家里“母”要责备我。同住的老师安慰我，从农家借了一双布鞋给我穿——鞋底是一层厚厚的污泥，后跟紧紧地贴在污泥上，已经踩得有些油光放亮——我把脚伸进鞋里，一股寒凉直逼心底——现在记起来，似乎还有一股寒凉在骨髓里流动。幸好不到两天，上面传来紧急通知，要求我们所有师生尽快返校参加悼念毛主席的追悼会。我回到家里“母”不但没有责骂我，还为我穿了一夜冷布鞋大为担忧，专门烧了半锅热水，为我泡脚，再把她已经穿暖了的布鞋递给我穿。
也是在那年的冬天，公社的重点工程——桐（木）船（形）公路的新生大桥建设经费紧缺，动员我们学校的师生义务为大桥捡卵石。那天，大雪纷飞，我们在河滩上捡起一堆堆的河卵石，却冻得一个个嘴唇发紫，手脚麻木，浑身哆嗦。回到家里“母”一把把我推到灶门前，让我坐在火焰熊熊的灶门前猛烤，她自己则前跑后窜地又是找木盆，又是舀热水，准备给我泡澡。“母”把灶房的门关上，要帮我脱衣服，我都十三岁了，有些扭捏“母”说：你还怕羞啊，冻死了你就晓得不怕羞了！我只好乖乖地让“母”把我脱光，抱进热水盆里——其时，我的双手已经僵木了，半天剥不开一个纽扣。
“母”在我离开家乡，在外教书的年头，还隔三差五地做布鞋给我穿。直到十年前，我已经离开了教育战线，在政府部门做文秘了，那次回到家里，她拿出一双崭新的布鞋递给我，说，我也年纪大了，两眼昏花了，拿不动针线了，你也不缺鞋子穿，拿着这双布鞋去吧，以后想我做的鞋子都想不到了。语气中已是满含着无可奈何的伤感。我接过鞋子，眼泪几乎都流出眼眶了。
想不到，也是在冬天“母”却因为到阳台上晾晒被子，突发脑溢血，骤然之间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不知道，这么几十年当中，我拿什么报答过她。跪在她的灵前，我的两行泪水，又能稀释我的几分愧疚呢？
俗话说，生儿为防老，养儿也该是为防老的。“母”却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报答她，即使在她生活难以自理的时候，舅提出让我接他们到县城来住“母”说，还没到过年呢，过年了，我想下去了，你再来接我们。却不料，快过年了，我又准备去接他们了，却传来了“母”病危的噩耗，等我和哥哥带着医生赶到她身边，已经是回天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