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老师

阿岑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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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中学的时候,有点调皮,不管做出怎样听话的样子,在班上都当不了“大官”顶多当个军体委员什么的,在学校的课间操和在班上的体育课里喊喊广播操,列列队型;有时候,连军体委员也当不上,只能当个一般学生。但是,我却很逗老师的喜欢,特别是教数学的唐老师。

    有一回,我们通学生因为放学后要帮家里砍柴,晚上赶到学校上晚自习就会迟到。那天,一上晚自习,唐老师就给班上的寄宿生和按时到校的通学生发了一份数学测试卷,试卷是托人到县教研室弄来的,只有三十几份,临时刻印又赶不及了。我迟到了,自然就在那三十几份之外。课间休息,我去找唐老师,问还有那试卷吗?唐老师很遗憾地告诉我,没有了。我正垂头丧气地转身要离开他的住房,他突然喊住了我,让我等一会,然后,他从办公桌前站起身,走到放衣服和文件的柜子跟前,打开柜门,拿出一张试卷,递给我,说:“阿岑呀,你要试卷我能不给吗?这张是我留下准备讲评用的,你就先拿去做练习吧,讲评我另外想办法。”我接过试卷,高兴地回了教室。

    第二个星期,学校期中考试,考数学的时候,我做完试卷,就伏在课桌上打瞌睡了。唐老师巡视考试,发现我在考场上睡觉,就走进教室,把我拍醒了,看了我做的答卷,说了句:答完题要自己仔细检查一到两遍。我揉了揉睡眼惺忪的两眼,认真地把答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发现有一道题我把答案算错了,便立即作了更正。再看一遍,觉得没错了,才把答卷交给监考老师。试卷批阅出来,结果我得了满分。后来,在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们这一届的初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我居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出乎我们家的意料的,也是出乎很多老师的意料的。但唐老师却说,我估计黄建林能够考上,不过我没有想到他能考上省里的重点中专。

    我读了三年师范,毕业后,又分配到我读初中的母校教书。我们的校长就是唐老师。在学校的教师会上,唐老师对老师们的要求很严厉,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因为三年前我是他的学生的时候,他是那么的温和、慈祥,现在却完全象另外一个人了,我对他渐渐地产生出一种敬畏。但他却经常到我的住房来,有时候是课间休息,有时候是晚上我在备课或者批阅学生作业的时候。每次来到我的房间,他都要简单谈谈最近一段时间对我教学的感觉,他常对我说:你的教学业务我是放得下心的,在政治上你也要要求进步呀。

    其时,我的内心很不看重政治,我只想自己能够成为初中语文教学的尖子就行,所以,我一边教学,一边参加一家青年刊物的中文专科自修,一心把业务做塌实。唐老师鼓励我自修,却不放松对我政治上的要求,第二学年就把学校的团支部工作交给我。

    工作了三年,我又考起了株洲市教师进修学院的中文专科,离开母校,到株洲去脱产学习两年。其间,唐老师又多次来信,谆谆嘱咐我,一定要在政治上求得进步,学院会在学员中发展党员,要我积极争取入党。可是,我的业务第一的思想实在太严重了,就连同座的党支部委员的劝导,我都没有听取,一门心思读书、办班上的油印文学刊物方竹,并开始在省里的文学月报和株洲日报发表习作。

    进修回到县里,我被调到了河西中学教书。不久,唐老师也调到了这所初级中学任教,却不再当校长了。后来,我从班主任,做到学校语文科的教研组组长、教导处主任,他依然是普通的老师,而且年纪也快五十岁了,背也驼了,头发都花白了,精神却依然矍铄。

    那时,一些学校为了严肃校风,常常采取“开除”或者“劝退”的办法,把一些染上不良习气,不认真读书,在校内外惹是生非的差学生清除出校门。而我这个教导主任却经常遇到一些别的乡镇学校“差学生”的家长上门来恳求让子弟入学。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心软,人家五尺汉子带着儿子低三下四、低眉顺眼地求上门来了,总不忍心拒之门外。加上有些“差学生”转学原本就是乡镇领导的亲戚,乡里的领导发了话、打了招呼,校长同意接收了,我又怎能拒绝呢?

    开始的时候,我把接收的这种“差学生”安排到相应的年级班级里,班主任们都能接受,可是,有一两个角色安插到一些班级,坏毛病依旧不改,把原本好好的一个班级搅得乌烟瘴气,班风日落,班主任们就提出抗议了,不同意接受新的“差学生”了。就在我进退为难的时候,唐老师主动地要求当班主任,那个年级转学进来的“差学生”他都愿意接收,为我解了一个大难题,也让我看到了他这个老校长的拳拳爱心。有个叫做翠湘的孩子,是县城学校劝退的,到了唐老师的班级,唐老师了解到这个孩子是因为父亲去世后,母亲得精神病,无人管教,无人关爱,自己失望才变“坏”的,就先发动班上品学兼优的学生主动去团结他、关心他、帮助他,自己也随时随地地关注他,帮他解决一些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让他感觉到集体和老师、同学的温暖。后来,翠湘成为了学校的“规范生”还加入了共青团,是学校叫得响的差生转变为优秀生的样板。

    唐老师关爱他班级里的学生,也不时地关心我这个已经是他的“顶头上司”的老学生。他仍然经常在上课前后到我的办公室来“闲坐坐”了解我工作上的难处,帮我出主意、想办法把教学管理好。我在学校推行教学考核制度,把日常教学、考勤和期末统考成绩用积分的办法与工资奖金挂钩,他第一个支持,并且身体力行,他说,他要为自己这个老校长争气,还要为我这个教导主任学生争气。

    那一年,他几次晕倒在讲台下——他的肝硬化已经到了晚期——学生把他扶起来,休息一会,他又接着把课程讲完。我很担心,劝他去住院治疗,他到医院去弄了一些药,又返回了学校,登上了讲台。他说,这一届学生也许是他的最后一届学生了,他要圆满地把他们送到毕业、考出好成绩。

    我不能拂了他的这个心愿,便陪着他教这个班级。他教数学,我教语文,我们一唱一和,扶持着四十几个孩子向中考冲刺

    孩子们也没有辜负唐老师的一番苦心,中考之后,有三个进了中等专业学校,二十多个升了高中。就在这些孩子离开学校之后,不到一个月,唐老师便离开了人间。在他老家堂屋装饰的灵堂前,我为他书写了一副对联——

    一片赤诚悠悠白发倾情谱写一曲人生壮歌

    三尺讲台拳拳爱心沥血哺育三千山乡英才

    我的算不上工整的对联,并不能尽情表达出我对唐老师由衷的敬意和深切哀挽,但他的精神和形象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愿做他永远的学生。

    我的老师他叫唐文冠。殁于一九九二年。